《創業之都研究——創業何以深圳強》連載 31 第七章 邁向創業新征程：創業擁抱未來

文 ︱ 上善

2018年12月26日，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40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特別對深圳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深圳朝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努力。科技革命深刻地改變著全球化時代世界經濟社會發展格局，深圳創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面向新時代，肩負新使命，在更加深刻、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技術背景下，深圳創業正迎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1 深圳創業發展面臨的挑戰

1.1 深圳製造業創業吸引力正在衰退

內地城市的崛起，深圳的競爭優勢和政策優勢差距縮小。尤其是以京津冀、長三角、成渝經濟圈的一線城市的競爭。深圳包括大灣區深圳周邊的城市，也在不斷地崛起。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深圳先行先試的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得到複製，政策優勢較內地許多城市，優勢不夠明顯。

中小微企業是實體經濟發展“蓄水池”，深圳堅持製造業立市之本，全力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但2020年以來深圳市製造業發展活力顯著下滑，需要高度重視。根據第三方專業機構incopat工商數據顯示，2022年前三季度，全市新註冊企業18.94萬家，新註冊製造業企業0.62萬家，占全市的3.3%，較去年同期下滑29.3%。全市淨增企業[ 淨增/減少企業數=一定時期內新註冊企業數-一定時期內注/吊銷企業數。]3.72萬家，但屬於製造業的僅60家，占全市的比重僅為0.1%，且數量遠低於2020年、2021年同期的0.29萬家、0.25萬家。其中深圳市主導產業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已經出現“剪刀差”，前三季度淨減少500餘家企業。通過對30家中小微製造業企業實地走訪、405份有效調研問卷收集，發現深圳市中小微製造業企業正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

很多現象說明深圳的吸引力正在衰退。比如，不少工廠從深圳遷移到東莞、惠州以及其他城市。其中，還有像奧林巴斯、艾默生等外企、技術型企業。深圳的人才資源還是有優勢，很多企業是不願意遷移的。外遷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房價和租金太高，進一步抬高了雇傭成本；二是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的政策推動。深圳的土地政策是保持充足的工業用地，吸引更多的大型企業、技術型企業入駐。這些年，不少工廠外遷，企業註銷數量也大幅度增加。有些外遷的企業，通過技術上的處理，一部分稅收留在了深圳。所以，從稅收上可能未必能夠完全反應出遷移帶來的影響。

現階段是產業升級政策的艱難階段：小工廠、小企業減少，產值規模萎縮；一些入駐的大型企業、企業總部，如恒大、華為、騰訊、寶能、“阪田五虎”等，面臨了一些市場風險和政策風險，對產值規模以及產業鏈上下游的打擊比較大。一個龍頭企業產值大幅度萎縮，其所在區域的經濟數據便有所顯現。

有人認為，深圳正在丟失過去的優勢：大規模的私人小企業、激烈的市場競爭、反應敏捷的創新創業。但是，另一個觀點認為，深圳的產業升級、總部經濟是必然趨勢。上海是外企總部，北京是央企總部，深圳要上一個台階，成為民營企業巨頭總部、跨國公司創新總部、大灣區總部。

2013年之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可謂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據統計，在深圳創業，能夠活下來，公司堅持一年的，占比不到20%，堅持3年的，占比不到5%，堅持五年，並拿到融資的，占比不超過千分之五。成功走到C輪的，1萬家創業公司，大概只有不超過20家。能夠成為獨角獸企業，IPO上市，或者被上市公司兼併的比例，大概1萬家公司不會超過1家。所以，創業有多難，無需多言！

製造業企業遷移呈現加速態勢。2017年深圳市遷出製造業企業463家，2021年為4344家，4年間外遷企業數量增長近10倍。企業整體遷移和局部遷移均呈逐年增多態勢。整體遷移方面，2016年深圳市製造業企業整體遷移共23家，2020年達190家，5年增長數量約8倍。因受疫情影響等因素，2021年企業整體遷移速度放緩，共154家整體遷移至深圳市外。局部遷移方面，“十三五”以來，深圳市重點製造業企業對外投資新設企業數量不斷增長。自2016年以來，深圳市重點製造業企業逐步加快對外投資步伐，新設立企業數量逐年增長，2021年達到245家。

製造業大中型企業帶動外遷呈現加速態勢。深圳近五年有143家註冊資本上千萬的製造業企業外遷，占外遷總數的比例為24%，並且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大中型企業外遷呈現加速態勢，2019年有21家大中型企業外遷，2020年上升為40家，2022年截至9月已有30家大中型企業外遷。隨著大中型企業生產基地外遷，相關配套供應商、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也可能選擇跟隨外遷以實現產業鏈集聚發展。

外遷行業趨向於電子資訊產業。深圳市製造業企業遷移活動廣泛存在於製造業各細分行業中，局部遷移所涉行業更為廣泛。深圳市製造業外遷企業所屬行業主要為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其中，製造業企業整體遷移以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企業為主，局部遷移以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企業為主。

1.2 創業資源配置效率待提升

企業通常會面臨資源約束的問題，特別是新創企業的新生劣勢，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創業資源的獲取。在創業過程中，外部資源獲取具有一定的挑戰性，那麼對於企業來說，如何突破創業資源約束就成為一項亟需解決的問題。

關於創業資源的類型，可以分為運營型資源和知識型資源兩種。其中運營型資源包括資金、設備、廠房、裝備、技術專利等資源，這些資源能夠支持企業的日常運作；知識型資源通常指難以被競爭對手複製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或企業運作的各類資訊，這類資源可以幫助企業形成獨特的核心競爭力。創業資源獲取難度越來越高，意味著創業門檻高。創業成本越來越高，大企業競爭優勢明顯，青年創業者機會越來越不足。

深圳資源空間難以為繼。深圳廠房住房租金貴、生活成本高，企業和居民的成本不斷增加。公共基礎設施如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建設，無法滿足城市居民的需求。

深圳人才紅利的潛力仍可進一步結構性釋放。人才是推動科技創新最關鍵的生產要素，因技術驅動的實質是人才驅動，人才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在創新驅動方面起到基礎性作用。從各城市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數量來看，2019年，深圳擁有R&D人員37.79萬人、占全市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為2.94%，北京擁有R&D人員46.42萬人、占比3.65%，上海擁有R&D人員29.33萬人、占比2.13%，深圳R&D人員數量僅次於北京，在四個一線城市中排名第二，但進一步從人才素質和海外人才吸引力來看，深圳的人才紅利潛力仍待釋放：一是在人才素質方面，根據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報數據，2020年，深圳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28849人，略高於廣州（27277人），但遠低於北京（41980人）和上海（33872人）的同期水準。二是在國際人才吸引方面，根據智聯招聘發佈的《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報告，數據顯示深圳排名第四，且較2017年下降2個位次，此外，根據獵聘發佈的《2020三季度中高端人才就業大數據報告》，數據顯示北京和上海的中高端人才供給均大於需求，而深圳是需求大於供給，同時結合海外人才就業選擇來看，上海以28.33%的占比位居第一，北京以22.21%的占比位居第二，深圳以11.06%的占比排名第三，可見，海外人才的首選地並非深圳。

北京和上海VC/PE機構投資活躍度領先全國。資本可以幫助創業者將空間、技術、人力等生產要素組合在一起，從而使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是創業機會開發的重要支撐。據清科集團旗下私募通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北京擁有VC和PE機構總數6732家，上海5638家，深圳4659家；按每萬企擁有VC/PE投資案例數來看，北京每萬家企業擁有VC/PE市場投資案例108.54起，上海每萬家企業擁有VC/PE市場投資案例48.76起，深圳每萬家企業擁有VC/PE市場投資案例僅32.30起，意味著北京平均每100家企業就能有1家企業獲得投資。從投資企業及金額來看，2020年，北京通過VC/PE管道獲得融資的企業1201家，共融資364.02億元，上海獲得融資的企業954家、共融資293.47億元，深圳獲得融資的企業693家，共融資151.22億元。北京獲得融資的企業數和融資金額遙遙領先於其他城市，金融資源高度集聚。

1.3 創業生態協同融合度不足

從改革紅利轉向創新紅利，深圳面臨創業生態協同融合的問題。

深圳的短板在於基礎研究能力不強，高水準研究型大學數量較少，基礎研究人才數量偏少。深圳全市基礎研究經費占R&D經費支出的3.13%，低於同期全國5.5%的水準，更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水準，且深圳的研發活動以試驗發展為主，占全部R&D經費支出的85.6%，而最能體現核心創新能力的基礎研究占R&D經費支出僅為3%，表明深圳基礎研究離國際水準還有較大差距。

深圳已有的研究機構更多類似孵化器，在基礎研究方面的供給與強大的市場需求仍不匹配。長遠來看，將影響深圳創新發展的後勁，不利於深圳產業創新升級。再者，創新資源不均衡。深圳是典型的市場驅動型創新模式，但也存在研發投入、研發成果主要集中在少數大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創新活力不足的不平衡問題。創新嚴重依賴少數企業的負面影響將逐步凸顯。

深圳眾創空間數量多，但平均規模較小，服務能力不足。空間是創業機會開發的首要前提和基礎設施，其中，眾創空間是各地政府為促進市場力量服務創新創業而推動認定的專業化服務平台，也是為創業者提供一個集辦公、社交和資源共用的空間平台。據科技部火炬中心公開數據顯示，2019年，深圳擁有眾創空間325個，共提供73402個工位；北京擁有眾創空間245個，提供的工位數則高達173875個；上海擁有眾創空間164個，提供53550個工位。從眾創空間的平均規模來看，北京平均每個眾創空間提供的工位數是深圳的3.14倍，上海也是深圳的1.45倍。

北京眾創空間的精細化服務領先。一是在創業輔導培訓方面，根據科技部火炬中心披露的眾創空間基本運營和服務的指標數據，2019年，北京眾創空間擁有創業導師9467人，全年合計開展創業教育培訓4204場，高於深圳（4722人、2863場），上海（3762人、2361場）。從眾創空間的服務人員數量來看，北京平均每個眾創空間擁有22名服務人員，高於深圳的10名和上海的11名。二是在資源共用對接方面，北京除了為創業者提供有形的物理空間外，還依託其政治權利中心整合國內外資源，如：清華科技園、瑞安集團、北極光創投和矽谷銀行聯合創建了中美跨境發展孵化器—創源(InnoSpring)；北京瀚海智業投資管理集團也在矽谷建立“中關村瀚海矽谷科技園”，搭建海外高端創業者向國內轉移的服務平台，通過合作共建、資源共用等方式，承接國際優秀成果和優秀企業在北京落地，並為優秀企業國際化發展搭建平台。

但數位化賦能需要借助完善數據要素市場，而目前轄區在關鍵領域數據要素採集方面仍待提升：智慧應用試驗場景少，在5G應用場景只停留在智慧政府系統建設、智慧教育平台兩個方面，對於智能製造、智慧醫療、智慧交通等更多5G試驗領域仍未開展；製造業企業數位化轉型升級步伐較慢，龍崗區製造業企業在生產自動化、工業專網使用、設備聯網及上雲上平台、遠程操控、數據採集、售後服務創新、標識入庫等企業生產自動化設備覆蓋程度仍待進一步提升。標準化數據採集是構建數據要素市場的第一步，龍崗乃至全國在這方面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部門間公共數據仍未有效打通。政府內部各部門資訊之間壁壘森嚴的現象被稱為“數據煙囪”，一個部門一個“煙囪”，互不聯通。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制度和技術標準缺失，導致部門不敢開放；從部門利益、資源管控等角度考量，不願開放；部門存在較多條塊分割資訊，導致開不了。公共數據未有效打通經常會導致企業需要進行多項數據、資訊重複填報，企業在申請相關政策時，需要反復證明自身實力，增加企業時間成本及人力成本。部門間未形成聯動的企業服務機制導致服務企業效率較低，各部門只解決自己職責範圍內相關事宜，企業在申請相關事宜或者需要解決相關難題時，往往需要向多部門進行申請、瞭解相關情況，造成整服務流程較長、效率不高。

1.4 創業保障制度體系不健全

改革紅利專項全球領先的經濟制度紅利還有諸多困難。過去40年深圳的發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深圳臨近香港且具有特區身份，時至今日，這種優勢已經不斷消失，而與此同時，隨著國內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上海和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愈發穩固，雄安新區在探索先行示範區上的地位不可動搖，廣州的區域經濟金融中心地位也已經明確，未來深圳還能否在整個國家發展大局中獲得差異性的政策或者改革地位，會對深圳未來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深圳的發展目標是世界一流城市，其戰略定位、發展理念、產業結構、技術研發、創新實力、城市管理、環境治理都會向世界最高水準進軍。高質量發展需要高質量人才，而深圳房價高昂、公共產品不足、基礎教育不足、高等教育缺乏，具有全球引領作用的制度性社會基礎設施建設落後。這對整個城市發展體系的完善產生了阻礙作用，也降低了城市的吸引力，未來需要彌補。

低成本創業的環境體系尚未建立。一方面，多重因素抬高的地價、房價大大增加企業的運行成本和進入門檻，惡化了經商環境，對深圳製造業、物流業產生了巨大的擠出效應，使深圳的產業面臨空心化的風險。高房價、高成本正在削弱創新創業的市場土壤，抑制了大量的中小微企業。2018年，深圳新增註冊企業數量為29萬，增長率為-12.3%，北京新增註冊企業增速為2.7%，上海為13.2%，廣州為25.47%，全國為10.3%。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佈的《2019年1-6月深圳商事主體登記統計分析報告》顯示，2019年上半年深圳註銷企業及個體戶大幅增長，1-6月份註銷企業68427戶，同比增長325.5%。另一方面，高房價既降低了深圳對各種人才的吸引力，對繼續保持深圳的活力、創新力產生了負面影響，也削弱了深圳中產階級的規模，擠壓了中產階級的消費空間，造成了深圳中產消費不足、經濟系統無法生成可持續增長的內迴圈及內生動力等嚴峻問題。

創業者所需的公共服務供給滯後。深圳雖然在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方面的投入在加大，但教育、醫療、文化等事業的品質和分佈遠不能滿足市民的需求。教育方面，基礎教育學位供需十分緊張，缺口較大，遠不能滿足需求。醫療方面，深圳各級各類醫院數量較少，尤其是三甲醫院更是稀缺，數量遠低於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社會事業建設總體投入不足，社會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不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存在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