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祺 孟 飞 | 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历史贡献、思想分化和当代启示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鉴于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从守正创新的维度加以动态审视。守正创新不仅是持续推进理论发展的科学方法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经验，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创造意义深远。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历史阶段，作为与马克思去世后时间距离最近的一个历史时期，第二国际出现了忠诚马克思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横断。不充分理解这一变化过程，就很难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未来进路。近年来学界对于第二国际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具体理论问题的维度，第二国际人物思想评价维度，抑或是基于一些理论家的对比维度。而其中有一个重要维度还未深入讨论，即以守正创新的眼光去回溯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历史贡献与思想分化。回归第二国际的历史原初语境，可以公允地说，第二国际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部分创新阐发，有着重要的思想史资源亟待发掘。

守正创新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史其中的鲜明特质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论述都渗透着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首先，在批判谬误、寻求真理中阐发守正创新。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注重批判各种流派的错误思想，还注重自身思想的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信念飞跃，乃至后来不断自我完善、超越甚至扬弃自身理论的勇气与智慧，无不彰显了他们在批判中坚守正道、在斗争中捍卫真理的崇高追求。正是这种守正创新的精神，使他们的思想体系焕发出永恒的生命力。其次，在把握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中彰显守正创新。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探索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对客观和一般规律的发掘中寻得人类从自由王国通向必然王国的正确路径，撑起了人类思想之巅。同时，他们并未忽视人的能动性。马克思鲜明指出之前一切唯物主义之不足，即“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由此深刻揭示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最后，在践行革命性与实践性品格中深化守正创新。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发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握时代发展进步的脉搏与动向，亲自参与到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去，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革命中推动了自身理论的守正创新。

这一守正创新的精神特质与实践品格，在第二国际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第二国际作为一个具有“中介性”与“过渡性”双重性质的历史交汇点，其承接着“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渡与缓冲地带。由于实践的发展、社会实践主体的转变、革命的新要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之后，其理论留下了很大的可能性空间。具体而言，受以下新变化所致，马克思主义的“守正”与“创新”之争愈演愈烈。其一，资本主义发展之变。随着资本的持续累积与高度集中，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这一过程伴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与生产方式的深刻革新，显著提升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而强化了其自我适应与调整的能力，总体上呈现出一派相对和平发展的繁荣景象。其二，社会结构与工人阶级之变。垄断组织的兴起，不仅在经济层面上重塑了资本主义的架构，亦在政治领域引发了连锁反应，促使阶级结构由原先的单一线性模式向多元化、复杂化的方向转变，资产阶级通过采取妥协与调和的政治策略，有效缓解了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冲突，使得两者间的关系在表面上呈现出更为缓和、复杂的态势。其三，思想理论渐趋多元化。多种思想流派相互交织、碰撞，形成了多元共存的局面。欧洲哲学与基督教教义中的人道主义、伦理观念广泛传播，促进了自由、平等、公正、人权等核心价值的深入人心。同时，实用主义思潮逐渐崛起，费边主义等思想流派亦获得广泛回响，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上的目标设定更加多元化与灵活。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伦理学被赋予了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新角色，这一转向虽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内涵。

第二国际所处时代的急剧变化，促使第二国际理论家从不同角度思考如何平衡“守正”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更要求他们在守正创新的同时与时代特征同频共振。由于第二国际左中右三派理论家各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别、且自身理论基础与现实经历各异，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的历程亦呈现出迥异的历史命运。

按照其具体观点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殷叙彝等学者认为，第二国际阵营包括革命的左派、妥协退让的中派和支持机会主义的右派。祖波克在《第二国际史》中指出，“在第二国际中，革命左派、机会主义右派以及动摇的妥协主义中派的形成就日趋明显”。即使处于中介和过渡阶段，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总体上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其整理、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可忽视。然而，第二国际理论家基于忠诚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意愿这一出发点，在客观上却呈现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断裂。第二国际往往被视为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模版，为了破解这一暗含偏差的思维惯性理路，有必要以守正创新的视域来思考、归纳第二国际三派理论家的具体观点。

（一）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创造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内部，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拉法格、梅林等理论家，他们不仅致力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更在思想碰撞中彰显其理论力量，被归列为带有明显革命倾向的阵营。

一方面，在驳斥与碰撞中守马克思主义之正。第二国际左派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守正”，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善、诠释为基本支点，并通过批驳右派修正主义的错误得以表现，具体指向坚守唯物史观、以政治经济学开展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坚持革命理论方面，由于这些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因此在整体上认为左派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持坚守态度。

首先，对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坚定守护。马克思手握历史唯物主义“利刃”，以“科学的冷静之光”透视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揭开了意识形态的神秘外壳。沿着这一方向，拉法格点明了意识形态的本质，“一切统治阶级都凭借肉体的和精神的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精神的暴力”即指意识形态。梅林则倾向于以更宽松的范围来理解和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将其表述为外延范围更宽的“思想原因”之类，理解为一定的思想理论形态。在当时相对和平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倾向以多种形式，如道德、文学、艺术来包装其剥削本质。因此，虽然梅林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外延，仍具备现实性与合理性，并体现了其坚守的立场。

其次，对资本主义态度的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始终以它们的对抗性关系而被规定。第二国际左派理论家基本沿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批判态度。不同于伯恩施坦将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信贷制度、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垄断的新形势等视为社会改良可行的支撑，左派理论家清晰地透过这些现象把握本质，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没有就此消解，而且会愈演愈烈。正是因为左派理论家始终坚持批判资本主义，才使得他们在变化万千的时代浪潮之中不被裹挟，在复杂多元的思想冲击中不失本色，鲜明地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

最后，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坚决捍卫。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彻底的，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拉法格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动向，尤其是资本的大规模集中与垄断趋势的加剧，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演进到特殊阶段了”。尽管面临新局势，他依然坚定主张以革命手段推进社会主义实现，鲜明体现了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理解与忠诚。同时，拉法格还进一步阐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面向：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革命进程不可或缺的两翼。他虽也认可工人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斗争的重要性，但并未将其置于与社会主义革命等同的地位，而是视为革命斗争的一种辅助性手段，旨在逐步教育和组织广大工人阶级。卢森堡则深刻论证了革命与改良的辩证关系，将组织工会、改善工人待遇等日常改良工作视为教育、组织工人的手段，并积极探索工人罢工运动等具体方式。

另一方面，立时代浪潮前沿创马克思主义之新。在创新之原则下分析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理论观点，辨析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发现理论张力、寻求理论出位的绝佳平台。左派理论家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以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开展了富有创见的理论拓新。

在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的最新动态时，卢森堡独树一帜地运用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框架，揭示了其背后的经济实质，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形态视作资本积累演进中的一个新阶段，同时强调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不论其理论细节是否完备，卢森堡所展现的方法论创新无疑值得高度评价。她创新性地提出，应从全球体系的视角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已扩展至全球范围，但其存在并非孤立，而是“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此外，她倡导跨越国界来界定市场边界，这一视角为后世分析资本全球积累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在革命理论的探索上，拉法格的“经济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创新，有力地支撑了革命必然性的逻辑论证，其理论批判的彻底性为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与正当性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拉法格从剖析社会现实的基点出发，明确指出社会革命的核心目标是解决财产所有权问题，进而阐述革命是社会经济批判与个体自我反思共同作用的产物，最终指向“以革命手段实现解放”的终极追求。卢森堡则创新地完善了革命的具体策略，强调不是以多数为基础实施革命策略，而是通过策略来引领实现多数人的参与。为此，她积极倡导通过工会组织、改善劳工条件等日常手段来教育和动员工人阶级，并深入探索工人罢工等实际行动方式，为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

当然，左派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存在一些先天局限与不足。他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之时存在着一定偏差，甚至存在混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倾向，保留着部分新旧世界观混杂的理论混合体“灰色地带”。例如，卢森堡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表现为一种研究方法，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或多或少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观点的实质是轻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之间予以割裂。又如梅林、拉法格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曾运用“人工器官”“人为环境”“社会本能”等社会达尔文主义概念来阐释唯物史观。类似这样的观点在左派理论家之间影响普遍，沾染上了经验主义与“经济决定论”的色彩，甚至影响范围扩大至整个第二国际内部。不过，即使因时代和自身思想的局限，左派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仍有理解不充分和运用不彻底之处，但其在根本态度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符合的，并且在一些具体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理路与影响范围。

（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中派代表人物考茨基经历了由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向“中派”主义者转变，最终滑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过程，他在政治实践上从左派转向了中派。诚然，考茨基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做了重要贡献，但对时代特点的错误判断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偏颇，使得他在改良的道路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中派和修正主义的区别在于，中派认识到在特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使用暴力，也可以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中派的理论与实践始终无法达成和谐统一，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策略而言，他们的取向实际与右派一致。

如何准确传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涵义，是使得更多人透彻理解、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就此，中派理论家做出了一些贡献，以书籍阐释、理论论战等形式坚持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首先，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19世纪中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一批简化版的《资本论》阐释应运而生，尽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原作，却也伴随着理解上的偏颇与误解。按恩格斯的要求，考茨基承担了出版一本充分解释《资本论》通俗读本的任务。这部于1887年问世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仅详尽剖析了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等关键概念，还巧妙地融合了《资本论》的精髓与马克思其他领域的思想精髓，运用生动具体的实例与平易近人的语言风格，极大地促进了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认知与深刻把握。考茨基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把握，赢得了恩格斯的认可与赞誉。此外，考茨基还投身于《资本论》第四卷的编纂、校订及出版工作，历经艰辛，成效显著，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各界的传播力度与影响力，为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中派致力于与各种错误流派做坚决斗争。第二国际时期，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动，一些资产阶级思潮加紧讨伐马克思主义。考茨基驳斥了“历史学派”和“边际效用学派”，指责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庸俗经济学产物，其本质仍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对于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视作“批判有余，建设不足”的学说，考茨基表明，马克思的批判是为建设而服务的，对资产阶级的猛烈批判实则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做准备。与此同时，考茨基也指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总结，不可能在瞬间片刻之中，就被视为一个历史进程。虽然这一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其到来的方式和速度却很难预测。因此不能仅仅从特定的形态和速率上来评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是要看是否沿着马克思指明的方向前进。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探索中，考茨基虽立场略显模糊，却贡献了独到见解。其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创新阐发。考茨基将伯恩施坦“疑问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区分。他将伯恩施坦对于“科学”的怀疑归结于两点。第一点是，社会主义具有预见性，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第二点是，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阶级倾向，而“科学是没有倾向的，它作为对于实际事物的认识不属于任何党或阶级”。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所说的“走向合作制的运动”非常浅薄，“它涉及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它的本质”。伯恩施坦提供给我们的“新东西”，实际上却是很旧的东西，他带到我们面前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一种老的乌托邦主义的新版本而已。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目的，而在于采取的具体方法。其二，历史科学之创见。在历史观领域，考茨基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从而自觉推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进步与发展。例如，考茨基在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础上，巧妙地将普遍性与特殊性融入历史分析框架，探讨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可重复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微妙平衡。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考茨基认为，必须将历史人物置于他们当时各种关系之下进行研究，提倡一种去情绪化的、基于历史背景的客观视角，以避免主观臆断对历史进程的误导。总的来说，考茨基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探讨了许多新的问题，并涉及一些交叉学科领域，从而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第二国际理论家不仅面临着理论论战的任务，更承担着力求新变、谋求发展的职责。必须承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理论家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根据新的现实状况创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列宁曾说，中派主义是一种经过改造的机会主义行为，其特征是表面忠于马克思主义，实则却是向机会主义低头。中派既不能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反对机会主义，又不能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他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准确把握联结改良运动与革命目标之间的中介，不给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分子留下可利用的空间。由于不能处理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因而在二者之间挣扎、冲突。因此，再次印证了把握“守正”和“创新”的平衡和界限，是一个需要深度厘清的重大理论问题。

（三）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修正

第二国际右派，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改良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有着过分乐观的估计，渴望通过点滴的社会改良“细水长流”般地实现社会主义，实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守正创新的视角分析，伯恩施坦的“修正”尝试与“创新”探索，起初或仅一线之隔，却因理解偏差而渐行渐远，最终导致思想鸿沟的形成。忽视历史发展铁律，未能在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与教诲，此类“创新”往往沦为旧有乃至腐朽思想的复辟。

在理论结构上，拆解马克思主义，歪曲历史唯物主义。伯恩施坦批判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是“拆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一切科学都可区分为纯粹理论与应用理论，纯粹理论是无条件适用的，而应用理论可以适时“抛弃”。基于这一理论前提，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整体进行了外在切割，将马克思的辩证法、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历史发展阶段理论等视作“过时”之物。然而，若只抓住所谓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纯粹理论，就是剥夺马克思主义对于与时俱进的社会现实的解释效力，马克思主义便被庸俗化为一个应景的事物，需要之时拿出来支撑场面，不需要则束之高阁，更不必论及以此指导我们改变世界了。同时，他对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偏颇之处，甚至表示“一切唯物主义毕竟不过是有条件的”。伯恩施坦难以看破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为了倒掉黑格尔辩证法纯粹思辨性和神秘性这盆“洗澡水”，他连唯物辩证法这一“孩子”也一同倒去了，这恰恰反映了其在哲学认知上的局限性。

在时代判断上的误判，导致放弃“资本主义崩溃论”。伯恩施坦对于资本主义形势的误判，建立在他片面的“实证主义”之上。伯恩施坦坦言自己“基本上是一个擅长分析的人，而且是相当片面地只会分析”。他试图通过一些片面的数据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并不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对此，倍倍尔评价道，“一个懂得批判地思考的人实在不理解，怎么能够根据这种固然令人眼花缭乱、却是毫无意义的数字得出像伯恩施坦所阐述的那种理论来”。正是出于这种先验的、片面的数据，伯恩施坦得出结论：财富更为分散，有产者人数增加，阶级矛盾渐缓。实际上，无论从基本规律还是从具体数据来看，修正主义宣扬的“富者变穷，穷者变富”都是毫无根据的杜撰，不过是为其主张的阶级合作提供合理性依据而已。伯恩施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与时俱进探究精神值得赞赏，但他的努力充斥着混淆黑白的技巧，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面教材。

在实践策略上，对改良盲目自信，放弃暴力斗争途径。伯恩施坦有一个著名的修正主义公式，即“目的毫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所谓“目的”即与实现社会主义有关的一系列目的，如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等。“运动”指的不仅是一般的社会运动，还包括为了促进这种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宣传和组织工作，即各种社会改良，包括议会活动、各种日常工会活动等。这一修正公式的实质就是模糊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抛弃革命的斗争形式，拒绝无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进行全面、彻底的反抗。伯恩施坦高唱“阶级调和”赞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工作，然而不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性质，仅仅对此进行改造，试图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就陷入了空想主义的泥潭。

重申守正创新的涵义，在批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之中尤为重要。“守正”是根本，是不能动摇的原则，“创新”是方法，是实现发展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伯恩施坦以一种褒扬口吻对修正主义作了定义，“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因为发展是不会停止的，且由于它的形式必须根据它的情况而改变，因此，修正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中仍会存在。倘若毋论其根本立场，就其话语体系而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仍属于马克思主义谱系。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自然不是毫无道理的，恰恰相反，其具备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然而他只顾创新、罔顾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行为，极大地隔离了“守正”与“创新”这两个同向共生的概念。伯恩施坦并未回答，所谓的“改良”“民主制”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自由和民主真的能给予社会主义运动以伟大成功吗？“守正”与“创新”本就是一对紧密联系的方法论概念，若丢弃“守正”空谈“创新”，落入修正主义的窠臼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综上所述，伯恩施坦的理论与实践尝试，虽不乏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刻洞察与反思，但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忽视历史发展规律及阶级斗争重要性的前提下，其改良与修正之路注定难以抵达社会主义的彼岸。

第二国际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做出了不可否认的历史贡献。诚然，第二国际最终归于失败，而在矛盾和张力中，还原思想史的境遇，梳理历史事实，发掘理论“富矿”和吸取经验教训，正是悲剧的重大价值所在。因此，在对第二国际思想家做出道德上或价值上判断的同时，亦亟待分析挖掘其失败的原因，形成向外辐射的多元化思想史射线。

（一）坚持正本清源、返本开新

在第二国际时期，部分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解读存在偏差，未能充分把握其原始意涵。科学的诠释学虽鼓励读者主体性的发挥，但坚决反对游离于文本本意之外的任意阐发，需要将文本研究的“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这一时期理论家们主观与客观相悖的根源可归结为三大维度。

首先，价值维度与真理维度的分离。以考茨基为代表，将价值与真理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领域，过度强调真理与科学的至高性，而忽视了价值的重要性。这种观念在当时的第二国际中颇为盛行，进而模糊了无产阶级的价值导向，可能引发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实际上，哲学也具党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质不应“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其次，整体视角与局部细节的脱节。某些理论家倾向于孤立地引用马克思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忽视了这些言论背后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碎片化解读甚至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化利用，仅将其作为个人观点的佐证。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系统的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不但内容严谨而完整，且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形成了比较独立的阶段性结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回到马克思”要求我们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道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后，方法和结论的割裂。在第二国际时期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出于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往往把马克思的某些理论原则以通俗口号的形式表达出来，很难去完整地体现其历史分析法、辩证法、阶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而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支撑，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也将摇摇欲坠。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并非是对其研究成果不加批判地加以吸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相反，“正统”仅指方法而已。综上所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首要任务是回归其“本真状态”，即深入研读原始文本，厘清思想脉络，确保理论传承与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准确把握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守正，就是坚守正道，通过追根溯源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创新，即审时度势，推陈出新，开创新局。守正创新蕴含着“历史-现实”的逻辑，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守正属于该不该做的价值向度，是本体、前提条件、基本依托；创新属于怎么做的技术向度，是功用、生命活力、前进动力。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守正的发展之路。如果只守正而不创新，可能导致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而如果只谈创新，不谈守正，那就是毫无原则地任性妄为。

“守正”具有多方面的意涵。首要之义，守正即守初心之正。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就是为实现全人类自由、平等的解放而奋斗，马克思主义的初心蕴含着人民性的价值取向，将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先进力量，视人民群众为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及革命的先锋与主力。反观考茨基后期陷入机会主义，以及伯恩施坦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背离，无不是对这份人民性初心的偏离。进一步而言，守正意味着守规律之正。“正”即正道，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我们需牢牢把握其根本性、总结性的规律，如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以及“两个必然”规律等，而非拘泥于细枝末节。此外，守正还体现在守方法之正。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倡导以客观、联系、发展的眼光审视世界，反对任何主观、片面、静止或孤立的分析方式。遗憾的是，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考察现实问题时，却偏离了这一科学方法，转而采用实证主义乃至唯心主义的视角，罔顾马克思主义对于实践的本体关怀，因此未能触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与精髓。

同样，“创新”概念亦需要进一步澄清。首先，创新绝非批判有余，建设不足。伯恩施坦曾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然而，他所倡导的“创新”却走向了极端，变成了无差别的全盘否定。这种为批判而批判、为否定而否定的做法，并非真正的创新之道。其次，创新亦非多元思想的简单堆砌。伯恩施坦将自己的修正主义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其实是将19世纪的新康德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等思想流派的观点杂糅提取成为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体系，这样的“创新”缺乏内在的逻辑统一与理论深度。最后，创新不是表象之“新”，而是内在的蜕变。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发性创新亦或是继发性创新，都需要透过现象看其本质，首先要明确其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的观点，其次才到考察其是否创新这一步骤。若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名，却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界限，最终只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生命力。

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大话题。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可供参考的行动指南。第二国际时期左中右三派的理论争议以及第二国际失败的教训，对于当前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

守正创新，在实践中需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具体国情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和实践。只有随着运动逐步进入向前发展的阶段并提出新的实际问题，我们才能重新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库里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在中国的特殊化呈现，而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归根结底由其自身国情来决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需要，这一命题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达到了一个思维的新高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同各国的具体情况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我们从中华文化的肥沃大地上、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吸取其中的优秀品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两个结合”是辩证的、长期的、动态的结合，中国是一个疆域广阔的大国，国情、世情、党情具备特殊性和复杂性，而华夏文明历经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内蕴深厚，“两个结合”需要经历一系列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

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此进程中，我们务必要坚定“四个自信”，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又要勇于开拓创新。守马克思主义之精髓，创中国化时代化之新篇，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灵活应对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新挑战。如此，方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奥地利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0BKS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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