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请辞、大葱与大国博弈——大选年观察之韩国篇

本篇关注4月上旬在韩国举行的第22届国会选举，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及其卫星政党共赢得175个席位，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及其卫星政党仅获得108个议席。这是自1987年韩国实施总统直选制以来，总统五年任期首次持续处于“朝小野大”的局面。随后，国务总理韩德洙递交辞呈；总统办公室首席秘书官级以上的官员集体请辞。大选前后，“集体请辞”行为不断在韩国的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涌现，且愈演愈烈。这些看似“绝裾而去”的行为背后体现了韩国政坛的撕裂和社会阶层的固化。内忧外困下，尹锡悦政府余下三年执政期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中韩关系又将发生什么变化？为平衡立场，译文分别选译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斯蒂森时评网站的文章，供读者参考。

“集体请辞”为何频繁在韩国政坛上演，如何看待韩国部分社会团体“集体请辞”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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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请辞”在民主政治中是相对常见的现象，既可能是出于对执政理念的坚持，也可能是出于政治博弈与制衡的需要。而当前韩国的“集体请辞”，更倾向于是一次“重新洗牌”，让政府领导层有机会调整人事安排，推出新政，以回应社会诉求、化解危机。但是，“政”与“党”同时出现的请辞变动，可能引发的不仅是人们对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也会引发对执政党派的信任危机。2023年10月，韩国国民力量党领导层就曾集体辞职，以期重塑形象、带来战略方向调整的新机会。但显然，国民力量党的“新答卷”依旧没有在民众心中的“合格”。对于剩三年任期的尹锡悦来说，他所背负的不仅仅是一党的未来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症结。有限的时间无法提供无限次的“洗牌”机会，并且伴随每一次“洗牌”的是公众信任的削减和社会动荡的增加。

政界的“集体请辞”行为与社会各界相呼应。无论是公交界的罢工，还是医疗界的罢工，都凸显了韩国工薪阶层权益分配的不均。而与之直接相关的是“财阀模式”下国家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透过“财阀模式”，韩国现有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增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是被少数人所享有。如今，既得利益和高收入群体也开始对收入减少或社会地位下降而感到焦虑。而他们保住现有利益的一大方式就是继续裹挟政治与经济，进而与相对的弱势群体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那么，韩国政府的施政改革之力是否足以冲破现有体制僵化？更关键的在于，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是否真正符合民众的利益？

以医改为例，尹锡悦此次在大选前提出医学院扩招计划，目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医生的迫切需求。而以大韩医师协会为主的医生群体属于韩国社会精英阶层中的上部。扩招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僧多粥少”，涌现更多的同类竞争。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增加医生在急诊科室、基本医疗领域以及农村地区的数量，确实是“雪中送炭”。因此，站在“患者”方尝试医改的尹锡悦收揽了大量民心，但也因过硬的态度和不恰的举措，反而演变成了政医两界的“剑拔弩张”。2017年属共同民主党的前总统文在寅在医改上同样也是无功而返。究竟是医疗改革无解，还是政府的无心无力？无论是上述的何种情况，普通民众都是最终后果的承担者。不改，无法填上医疗体系结构性“缺口”，民众得不到就业上的机会平等；改，医界“罢工”导致医疗空白长期化，民众失去健康保障。

显然，“如何为民”永远是政府最大的课题之一，而“切实为民”则是政府获得最有效政绩的起点和终点。尹锡悦在其2022年的就职演讲中曾述，解决民生问题本应是政治的应有之义，但此刻的政治正面临着“民主主义危机”，未能发挥作用。即便曾有诸多承诺，但是尹锡悦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政策并未能得到积极讨论和验证，仍深陷政党之争的漩涡。这是此次国会大选中执政党失去民心的原因。

极化的政治氛围让韩国政局更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存战，与韩国社会蔓延的紧张情绪形成了恶性循环。那么，“集体请辞”的社会行为，除了是政党激烈斗争的舞台表现，是否也能够成为“劝诫”政党弥合的推力？“朝小野大”的格局下，可以预见的是尹锡悦未来推进一些国政课题时将会受到阻碍。若要“为民”消除民生危机，就难以绕过朝野之间的合作。尹锡悦是否会寻求韩国政治世界中出现对话与合作、让步与妥协？以李在明为首的在野党又是否愿意将“绝食静坐”的毅力和决心继续放在解决民生问题之上？民众贡献民意选出“希望”，因此，他们有权表达对两党健康互动的诉求，而非无益的对抗。也许只有这样，韩国社会困境的转圜才会出现。

“大葱”成为此次朝野两党攻防的焦点，为什么说农产品价格戳中了韩国民众和中韩农贸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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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葱”问题直指韩国政府在解决通货膨胀和抑制农产品价格飙升的失败。同样的痛点也发生过在大米、大蒜、白菜等这些日常生活必需品上。这是韩国长期经济问题的一个缩影——难以突破既有的发展框架。客观条件上，国土狭小和可用农地稀少是韩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加之，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忽视了农业现代化建设，使得韩国农工失衡的局面持续至今。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韩国农业的破坏，以及战争动荡留下的创伤，加剧了韩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意识。农业利益集团也长期要求韩国政府采取更加倾斜于农业的措施。因此，关税和补贴上对本土农业的过度保护，反而阻碍了韩国农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一个直接的结果是，韩国的农产品价格明显高于中国。为弥补国内供给缺口，韩国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农副产品。与中国在农产品价格上的明显差，韩国不得不通过关税壁垒、进口配额等措施保护本国农业。这就解释了韩国多年对中国蔬菜的高额关税、对中国猪肉进口的配额限制等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大致从2000年代初期开始，中韩就农产品贸易多次磋商谈判。由于韩国农业保护主义立场强硬，中韩之间实难达成根本性的协议。当上升至国家的粮食安保和安全问题时，中韩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自然难以避免。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为韩国政府的决策“买单”的依然还是韩国民众。因此，尹锡悦在3月超市视察抑价政策成效时说出“大葱价格似乎很合理”，就预示了此次“中期考核”中他与国民力量党不再会是民心所向。那么，在剩下任期内，面临农产品价格飙升的压力，尹锡悦政府可能会试图将矛盾转移至中韩贸易关系上，以重新博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但是，这种做法无助于解决韩国农业自身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长远来看，推进农业现代化改革，增强农业竞争力，才是韩国农业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中韩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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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化解国内民生经济危机，尹锡悦政府将大量精力投入至打造“亮眼”的外交成果。上任后最为显著的是，属保守阵营的尹锡悦基本否定了文在寅的外交政策，显得更为强硬和主动。尹锡悦政府的首要主张就是巩固和拓展与美的同盟关系，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因此，无论是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联盟（Chip4），还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尹锡悦都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这也迎合上了拜登政府执政后加强与盟友合作的要求。在与日关系上，尹锡悦政府主动恢复了与日首脑之间的“穿梭外交”。

然而，倚靠西方的外交战略并未为尹锡悦带来预期的成果。对美日的“低姿态”外交，被韩国民众认为是“有失国家品格”，重挫国民自尊心。并且，在历史遗留问题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韩日所达成的有限“浅和解”将随时瓦解。可以理解的是，安全问题是韩国积极拉近与日关系的驱动力，而与美同盟关系则是对韩日关系走向“分裂”的制约力。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之下，韩日依旧得维持“合作”，以回应美国对战略支持和协同的诉求，例如，“戴维营峰会”的举行标志升级为美日韩准三边同盟。

而以“戴维营峰会”和美韩《华盛顿宣言》为标志，韩国向中国释放了较为消极的政治信号。除了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尹锡悦政府在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上“出乎意料”的态度转变和实质介入，均迅速加剧了中韩关系的紧张。同时，也正因为美日韩的加速合作，朝韩关系每一天都在走向退步和增加敌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尖锐性和紧迫性再次螺旋式上升。

可见，尹锡悦政府对于一些周边地区性或双边议题的缺乏重视和不当处理。此前，秉持“价值观外交”的尹锡悦，高频率出访欧美和中东地区，扩大了以经济、军工、科技为重点的伙伴国圈子。此举更是尹锡悦政府试图跳出朝鲜半岛的问题，以期在全球舞台上实现更大的话语权，实现韩国成为“全球枢轴国”的愿景。然而，尹政府动用举国之力却申办世博会失利，招致了民众对政府的“宏大愿景”、外交能力和内部运行机制的质疑和不满。申办失利的政治影响外溢也在此次国会选举结果中有所体现。

就目前来看，尹锡悦的外交成果也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尹锡悦政府似乎并未能有效缓解反而加剧了韩国在中美博弈大框架下的战略困境。未来，在一些涉及中美利益冲突的问题上，如导弹防御系统、四方安全对话、台湾问题等，尹锡悦继续面临着放弃“模糊”、表明立场的压力。预计在5月下旬举办的中日韩首脑峰会上，尹锡悦政府是否会调整目前消极的对华政策、展现出足够的诚意来改善中韩关系，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