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2018年4月9日晚上6点30分，地点是多伦多公立图书馆中心馆报告厅的入口。再过半小时，图书馆“惊奇书单”系列中的一场活动将在报告厅举行。这个系列邀请当年最受关注的新书作者与读者见面，是多伦多公立图书馆年度活动的品牌。这是我连续第二年获得邀请。前一年的活动以短篇小说集《深圳人》英译本为主题，形式是加拿大一位文化名人在现场对我进行访谈。活动被安排在位于多伦多北郊的一家分馆，地点较偏。而且陪同前任总督在魁北克出差的嘉宾返程的航班延误，活动推迟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始。结果仍然是座无虚席，最后也仍然是意犹未尽。活动刚一结束，组织者就兴奋地走上前来，声称那是当年系列里最精彩的活动，并当即宣布明年还会再度向我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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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果然又有新书出版，也果然再进书单，再获邀请。这一次，活动被安排在中心馆，而我将出演的是独角戏。再加上之前“最”精彩的压力，我的心情比一年前更为紧张，我的准备也比一年前更为充分。按照活动的要求，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图书馆。忐忑不安地走向报告厅，我看到活动的组织者正站在入口处与一位读者交谈。走到近旁，我注意到瘦高的读者是一位长者，尽管他精神矍铄、举止优雅，完全没有常见的老态。他比我还高出大半个头，身高应该超过了一米九。

真正令我感觉异常的并不是这些突出的生理特征，而是我们的对视。对我来说，他当然是一个生人，但是从他投来的目光，我感觉自己对他不仅不是生人，还是熟人，甚至是很熟的人。那是喜悦的目光，纯真的喜悦。那也是敬佩的目光，由衷的敬佩。那还是尴尬的目光，质朴的尴尬。看得出来，他很想和我说话，但是又不太敢和我说话。稍稍犹豫了一下之后，他既没有向我伸手，也没有与我哈罗，而是羞涩地退后半步，看着活动组织者与我对接并将我介绍给负责现场设备的技术人员，然后才恢复与她的交谈。

而我已经有点心不在焉了。表面上，我在关注技术人员关于现场设备的说明；实际上，我却在好奇长者兴奋的表达。我听到了一些与我密切相关的词，比如隐喻，比如拼音；我也听到了一些与我毫不相干的词，比如残疾，比如录制……若即若离的措辞让我对长者的身份更加困惑：他明明是生人，怎么又像是熟人？

如此的困惑肯定会影响临场的发挥。在开始那四十五分钟的独白过程中，我的思绪随着长者的表情而波动，他的兴奋引起我想这，他的费解引起我想那……而在接下来那十五分钟的互动环节里，我最期待的就是他的提问。我相信，哪怕是一个很浅显的问题都有可能帮助我揭开他的身份之谜。可是他一直没有提问，尽管有不止两次，我能够感觉到他的问题已经徘徊在唇齿之间。

活动八点钟准时结束。一些读者离开了，一些读者围过来。我注意到那位长者没有离开的意思，但是他也没有围过来。毫无疑问，他还在等待最佳的时机。毫无疑问，他的确是有话要说，而且还想要好好地说。

等到最后一位围观的读者走开之后，长者走上前来。他问我能不能在他拥有的译本上签名。我说没有问题。但是接过他递过来的书，我马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外表上看，书已经显得有些破旧。而我随意翻开一页，发现上面居然还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记。这不可思议的景观让我将自己的问题简化到了最简单的程度：“Why（为什么）？”我指着那些标记问。

长者羞涩地看着我，用带明显英国口音的英语说他从来就不习惯面对作者，更不要说是自己非常欣赏的作者。我俏皮地回应说，我也不习惯面对读者，尤其是欣赏自己的读者。长者会意地笑了笑，接着娓娓道来。他说他叫杰弗里，在英国出生长大，二战之后移居加拿大。他在大学学习的是林业，退休之前从事的也是对口的科学研究……如此的背景让我感觉十分亲近，原因之一是我有家人在伦敦定居，也经常戏称我与英国有“血缘关系”；原因之二是我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担任湖南林业专科学校的领导，而我锁定于1964年春夏之交的人生起点就是学校当时位于湘南林区的校园。换句话说，我与林业也有“血缘关系”。

《深圳人》

薛忆沩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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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的故事继续推进：退休之后，他加入加拿大全国盲人协会，成为协会的一万名义工之一。他负责的工作是将被协会选中的优秀文学作品朗读出来，制成光碟，作为协会的资源分送给加拿大各地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盲人读者欣赏。在将近二十六年的义工生涯里，他朗读过许多的作品，包括一些世界名著，而译自中国文学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是他的最爱。而且他89岁的生日即将来临，正在热传的光碟应该是他一生里最后的成果，对他更有特殊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看到我活动的消息，他第一次产生了与作者见面的冲动。

这超出想象又触及灵魂的故事润湿了我的眼眶。我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自己的新译本已经变成听力书，正在异域的盲人世界里热传。更何况，伫立在这奇迹中心的是一位我素不相识又年近九旬的长者。他字正腔圆的声音和他密密麻麻的标记令我肃然起敬。

稍稍停顿了一下，杰弗里继续说其实他来见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代表协会向我说一声对不起，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就版权问题联系过我。我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与如此高洁的社会效益相比，低俗的知识产权还有什么意义？我的回应诱发了杰弗里的英式幽默。他接着说，不过对于盲人协会这种服务于残疾群体的慈善机构，“侵权”是他们的特权，受法律的保护。

有哪一位作者不会因为能够遭遇如此的“侵权”而感觉骄傲和荣幸呢？我这样想着，情不自禁地说出了一句至今都让我心潮澎湃的话。“真没有想到”，我喃喃地说，“自己的作品居然能够给读者带来光明。”杰弗里眼睛一亮。他显然知道这不仅是我对自己作品的惊奇，更是我对他文学情怀的赞叹。

《希拉里、密和、我》

薛忆沩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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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夜晚回到蒙特利尔，我马上就给杰弗里写去了热情的邮件。邮件的最后，我特别提到作为对被“侵权”的补偿，我希望拥有一张他朗读我长篇小说完整译本的光碟。在第二天收到的回复里，杰弗里附上了盲人协会项目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很快，“读”者传播的光明也投进了我的斗室。

三个星期后，我第一次飞往南半球，首先参加悉尼作家节，接着参加奥克兰文学节。在抵达奥克兰之前，新西兰最大的中英文报纸都对我做过采访。在中文的采访里，一个相关的问题让我有机会大谈在多伦多的奇遇。采访在报纸头版刊发的时候配上了我与杰弗里的合影。通过新西兰的媒体，一位英裔的加拿大朗读者出现在英译本原作者的母语语境里：杰弗里非常得意自己这带有浓厚全球化风味的“曝光”。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们每年都有一两次邮件的往来。我知道杰弗里不愿意打扰我，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所以每次都是我主动写去邮件。说实话，每次按下发送键，我都会有强烈的不安，担心会收不到他的回复。然而杰弗里热情的回复总是在第二天精准出现。他的健在是我的福音。而他也总是有许多话说，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在2019年的回复里，他说他知道盲人协会新近也完成了《深圳人》听力书的制作，我也可以去索要光碟。这一次我没有索要，因为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声音，而不是我的作品。在2020年的回复里，他说他很欣赏我传给他的那份英文访谈。我在其中提及的《茶馆》引起他的兴趣。他说多伦多公立图书馆近日已恢复开放，他会去那里找到那部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作品来读。在2021年的回复里，他说他最近加入了一个摄影协会，附件里是他的两张新作。而在2022年的回复里，他说我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英译本就摆在他的面前。他对封面设计大加赞扬，接着又感叹自己已经接近94岁，已经无力胜任新的朗读任务。

这些年来，我们邮件里不断重复的话题是“再次相见”。我们都相信我们将有机会再次相见，我们也都期盼我们的再次相见。就在前面最后提到的回复之后不久，我收到多伦多作家节的邀请。在中断三年之后，这个在国际上声誉很高的文学节终于决定恢复线下的活动。这是一个机会。在接受邀请之后，我马上再给杰弗里写去邮件，告诉他这个消息：这意味着2022年的秋天我们将在多伦多再次相见。

我以为马上就会收到他激动不已的回复。我接着又以为至少像以往那样，会在第二天收到他的回复。我接着又以为再过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一直到文学节沟通活动细节的邮件出现在我的邮箱里，我还是没有收到杰弗里的回复。不安的感觉让我在最后一刻感情用事，向文学节提出了取消活动的请求。

十五个月后的今天，我仍然没有收到杰弗里的回复。他也许还“在”，但是他肯定已经不再如先前之“健”。这是人生的无奈。这是无奈的人生。但是我相信杰弗里能够坦然面对这最后的人生和这最后的无奈，因为他是传播光明的“读”者，因为文学之光将代代相传、经久不息。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编辑：陈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