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所有经济政策都必须考虑到总体的经济秩序，无论是一项社会政策、一项贸易政策还是其他秩序政策措施，只有当这种行为是以达到或保持某一总体秩序为目的的才有意义。一旦做出了总体决策，就必须坚决实现它，将其落实到每一处细节，只有行为前后一致才能保证目标的实现。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作为复杂系统的市场经济秩序，形成“自下而上”的竞争“发现程序”具有重大作用。作为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有利于市场发展的经济政策时，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的秩序理论具有启发意义。

作为经济学家，欧肯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与他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密切相关的。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是亚当·斯密，他开先河的古典经济学派将对经济政策问题的讨论，和通过理论分析来理解经济运行过程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后来经济学的这两个方面逐渐区分为规范科学和纯解释科学。19世纪后半叶的主要经济学家都首先致力于纯解释的经济学。19世纪中期，德国兴起了对国民经济学另一个方向的研究，即所谓的历史学派，并很快在德国经济学界取得了主流地位。历史学派认为只有借助于历史科学的、以个别分析为特征的方法才能够对科学过程做出解释。理论只有在深入研究经济史之后才能发展起来。

欧肯在大学时期受到的是历史学派的教育，这对他影响很深。德国历史学派强调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它所倡导的细节描述方法与当时国民经济学主流学派的抽象演绎推论形成鲜明对照。但是由于历史学派对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束手无策，欧肯开始意识到历史学派轻视理论所带来的后果。欧肯始终认为，国民经济学的任务是解释经济现实，而没有理论支撑就无法完成这一使命。所以，国民经济学家首先要做的是建立起一个理论的工具箱。而理论要能够解释经济现实，就必须从对具体经济现象的客观观察出发，并以此为基础探索经济理论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建立一种关于理论和现实关系的先验理论。

欧肯将自己的方法称为对经济现象的形态学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揭示有限数量的纯粹形式（比如，自由市场价格形成和国家行政定价），而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实际存在的经济秩序都是由这些纯粹的形式构成的。为了精确把握现实经济世界，要求认识经济活动在其中发生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意味着形态学分析必须先于理论分析。欧肯认为，只有形态学的和理论的研究进路才能克服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二律背反”问题：“问题的历史性质要求观察、直觉、综合、理解、设想自己处于个别生活之中；而一般的、理论的性质则要求理性的思维的分析，并用思想上的模型来工作。”欧肯坚信，他的形态学的和理论的体系有利于结合历史观察和理论思维，并在其总体联系中认清经济过程。

欧肯在进行基本形态学梳理后，转而分析现实世界的经济秩序，因而他的理论被称为秩序理论。他认为，经济过程总是在历史上给定的经济秩序框架内运行。无论是典型的集中计划的经济形式，还是典型的分散计划的经济形式，都是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经济形式，它们可能存在于任何现实的经济秩序之中：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秩序理论的对象首先是历史形成的、在现实中存在的秩序形式及它们特有的基本要素和现实类型特色。其次，要提炼出能够将形形色色的秩序形式放到总体秩序联系中加以考察的秩序原则。欧肯的理论为我们建设适合我国的统一市场提供了工具，我们一方面要提炼出经济体制的典型形式，另一方面也要观察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与演化，进一步运用规范意义上的总体秩序联系来分析特定政策对于这一进程的影响。

在欧肯看来，经济秩序分为两类，自然形成的秩序和人为制定的秩序。前者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是根据人们有意识地设计而形成的秩序；后者是基于经济政策的整体决策，将经济宪法的某个秩序原则运用于实践的经济秩序。欧肯认为，历史上大部分的经济秩序是自然形成的，但欧肯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他提出了他的“竞争秩序”的构想：按照形成方式划分，竞争秩序是自然形成的秩序和人为制定的秩序的一个合体。

欧肯为我们总结了利用经济科学实现某一种秩序形式的逻辑步骤。事实证明，秩序形式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致使解决方案的数量也受到限制。个别秩序形式的实现带来的后果是可以确定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为形塑社会秩序、国家秩序和人类整体秩序而对一种经济秩序形式的趋势进行预测，这样就使得克服秩序形式筛选的主观性成为可能。针对经济政策行为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在采取单一经济政策之前，必须明确在整体上要实现哪种经济宪法（市场经济还是集中管理经济）。所有经济政策都必须考虑到总体的经济秩序，无论是一项社会政策、一项贸易政策还是其他秩序政策措施，只有当这种行为是以达到或保持某一总体秩序为目的的才有意义。一旦做出了总体决策，就必须坚决实现它，将其落实到每一处细节，只有行为前后一致才能保证目标的实现。

（作者系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