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背景下的组织重构 | 优化整合、精简聚焦：当前媒体组织重构的路径研究

陈国权

媒体组织重构是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对2001—2019年全国报纸种数变化、2017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市级以上媒体整合概况以及近年来以都市报为代表的休停刊报纸情况的分析指出，建立健全媒体“退出机制”，优化整合调整媒体种类布局结构是媒体组织重构的有效路径，也是媒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要求。

【关键词】关停并转市场机制优化整合聚焦主业

媒体的组织重构是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必然之路，其基础是治理，其路径是治散治滥。

经过多年的发展，一些媒体单位内部子媒体子机构林立，数量庞大。由于各种原因，内部缺乏健全的“退出机制”，机构与项目在转型中越转越多，在改革中越改越多。一些传播力、盈利能力低下的子媒体不断分食有限的媒体资源和运营精力，拖累优势媒体的发展与转型；因此，媒体单位内部的精简聚焦，优化资源配置与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应成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先决条件。

优化整合、精简聚焦实际上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供给侧改革是根据经济学史上的供给学派的观点。过去面向“需求侧”的改革主要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着力，以此拉动消费；而供给侧改革主要面向生产者，侧重在供给角度进行结构性改革，对经济结构进行转型升级。[2]所针对的是当前供需不匹配的问题，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有效需求又得不到满足。主流媒体目前也存在信息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供给主体太多，产能过剩；但用户新的信息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必须从供给入手，按照“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的要求进行组织重构。

一、当前媒体组织重构面临的问题

1.媒体营收情况无法匹配庞大架构

2011年，报业广告经营收入达到了最高峰，达488亿元；2019年，报业广告经营收入为44亿元。[3]2008年我国电视广告收入总额约为500亿元。[4]2018年全国电视广告经营总收入为959亿元，达到顶峰；2019年约为840亿元。当前，媒体的数量、产业结构、机构布局、人员安排、子媒体子公司数量，甚至包括印刷厂房、机器，摄录设备、办公大楼等一系列固定资产、非固定资产等，都是按照媒体广告经营收入巅峰时段规划的，其耗费的资源与财力都是与当时的收入状况相匹配的。一旦媒体的收入状况出现大幅下滑，其匹配性就会出现问题。

2010年5月5日，原大庆日报报业集团和大庆电视台、大庆人民广播电台进行重组，成立大庆新闻传媒集团。大庆新闻传媒集团拥有职工3000人，旗下拥有“五报、两台、两网”，即《大庆日报》《大庆晚报》《百湖周刊》《家庭文摘报》《长寿养生报》，大庆电视台、大庆广播电台和大庆网、百湖网。2012年，大庆报业和广电曾经创造了3亿多元的广告收入，大庆电视台和大庆晚报的广告收入都分别超过1亿元，总体广告经营3年增长1亿元。广告收入大幅增长的前景预期促使大庆新闻传媒集团在文化产业方面着力扩张，形成了以影视会展、地产旅游、出版印刷、创意制作、艺术培训、动漫制作、平面设计、发行物流、媒体购物、婚庆酒吧、金融服务、户外广告等为特色的多元产业格局。影视基地投拍3部电视剧、5部电影收获颇丰，百湖印务公司筹划上市。2014年前，集团收入年增长率20%以上。但最近几年广告收入大幅下滑，多元产业没有形成稳定回报，投资的影视基地和一个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的投入大、收益慢；新媒体也没有带来多少经营收入。在这种情况下，2019年4月12日，大庆日报社、大庆广播电视台从原来大庆新闻传媒集团中脱离设立，大庆日报社、大庆广播电视台、大庆新闻传媒集团三家单位互不隶属，各自独立运行。

媒体机构臃肿、冗员庞大，导致开支无法随营收情况减少，形成“吃饭运营”，消耗扶持媒体发展的资金与资源，“消肿减负”成为必须。当前一些主流媒体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来运行，还是沿袭机关事业单位的架构维持运转。按照英国行政学家帕金森提出的帕金森定律，无论实际工作数量是否增加，由于管理者都希望增加下属，不愿意增加竞争者，而机构中大家都在互相制造工作，因此，人员必增无疑，一个行政机关的人员每年增加56%。[5]机构与人员只增不减成为常态，必然导致媒体营收情况无法匹配日益庞大的架构。

2.媒体退出机制并没有建立

传统媒体的数量本应按照传统媒体市场竞争格局与竞争空间而变化，但如今由于新媒体竞争者涌入导致的整个媒体市场空间的紧缩，却没有体现在传统媒体数量的减少上。

根据国家广播电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10月，从地市级以上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频道频率名录、教育电视台及频道目录和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名录上显示，全国共有408家地市级以上广播电视台、36家教育电视台和2106家县级广播电视台。2020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9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也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共出版期刊10171种，共出版报纸1851种。

由于报刊刊号的审批制度，报刊业成为一个高准入门槛的产业，刊号成为稀缺资源，审批难度极大，这就制约了报刊退出机制的形成，主动退出的概率极小。另一方面，媒体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在一个没有充分竞争的产业中，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十分有限，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行业主体，退出动力都不足。

2008年，辽宁省开始作为报刊退出机制的试点单位。到2010年4月，辽宁省先后停办4种期刊、8种报纸，安置人员242人，处理报刊债务5000余万元。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当时辽宁省报刊退出机制试点工作会议上表示，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188种报刊以调整、兼并、重组、停办等方式退出。但是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每年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报纸种数最多的2002年，报纸种数为2137种；2019年报纸种数为最少，为1851种；17年来共减少了286种，为总数的13.38%。其中2003年由于对报刊的专项治理整顿，当年注销了197种报纸。其他的16年中，总共才注销了89种报纸。（图1）

从以上数据可见，我国报纸的退出机制基本上没有形成。直到2012年之后，报纸市场竞争变局，接受度下降，报纸自然淘汰，才逐年关停一些报纸，7年共关停了67家。研究发现，在2011年之后，就不再有文章研究报刊退出机制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建立媒体退出机制的现实窘况，而没有完善的退出机制，媒体只生不死，小散滥现象严重，自然导致“少数媒体死不了，多数媒体活不好”。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组建前，天津市级媒体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当时，天津有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广播电视台、天津广电传媒集团、中国技术市场报社、天津报业印务中心6家媒体单位，总计有12000余名员工，共拥有子报子刊16家、广播电视频率频道20个、新闻网站6个、新闻客户端8个、手机报2份，“两微”自媒体账号334个。长期以来，各媒体资源分散、管理粗放、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竞争的问题十分严重。各类新媒体平台建设虽有一定成效，但影响力都比较有限。2014年以来，在互联网的猛烈冲击下，几家主要新闻单位经营发展集体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受众和收入双双持续“断崖式”下滑，各媒体广告收入年均降幅超过30%；2017年，报纸全部广告收入仅9000多万元，不到鼎盛时期的10%，特别是曾在全国晚报界享有盛誉的今晚报社因严重资不抵债，一度濒临破产。媒体从业人员净流失严重，流失累计达1046人。天津主流媒体已经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时候”，也成为意识形态阵地安全的重大隐患。[6]

二、对当前媒体组织重构的路径建议

1.优化整合

当今的全媒体时代，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互联网等媒体已经不能够简单地分开，互相融合、渗透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不同媒体单位的整合，有利于解决重复建设问题，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精简聚焦资源、降低运营成本，增强媒体实力与竞争话语权，更好地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2004年，中央发文，实施省以下地市县广电与文化行政机构合并，电视台、广播电台合并以及管办分离、政事分开。这一改革对地市级以下媒体的合并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很多地方都在推进报社与广播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合并。从合并的原因来看，之前的报社与广电的整合大多是由于偶发因素。2004年，牡丹江广播电视集团与牡丹江报业集团整合成立了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主要原因是牡丹江日报社原社长郝永昌敛财208万元东窗事发，在建的报业大厦又沉淀了大量资本，报业集团资不抵债，牡丹江市委遂将报业并入广电，[7]主动取消了财政补贴[8]；2005年，佛山整合报社与电视台，成立了佛山传媒集团，原因在于“大佛山”区划的调整和广佛一体化进程的推动。[9]2006年，红河日报、红河电视台、红河电台三者合并为红河传媒集团，则与当地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有关。同年11月，成都广电与成都报业集团成立了成都传媒集团。[10]2010年5月5日，原大庆日报报业集团和大庆电视台、大庆人民广播电台进行重组，成立大庆新闻传媒集团；2018年又由于体量过于庞大，营收大幅下滑，不堪重负而分拆。

最近几年的媒体整合，主要体现在优化资源、推进深度融合发展的要求。整合的媒体层级多样，中央、省、市、县四级都有，整合的媒体介质比较多元，报刊、广电、网站，甚至大连媒体的整合中还有京剧院团，属于当地文化产业的大整合。

2018年3月21日，整合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台后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2018年12月，中国青年报社与团中央实业发展中心合并。2019年6月，中国青年报社正式代管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其整合的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媒体。此前，2013年10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合并为新的上海报业传媒集团。2020年5月，上海报业集团、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再次实施联合重组。2018年11月，由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广播电视台、天津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报业印务中心、中国技术市场报社整合的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成立。2014年11月，石嘴山市等分别启动了报社、广播电视台、网络信息中心等市属新闻机构的整合，挂牌成立运行了市属新闻传媒集团。2016年4月，银川日报社和银川市广播电视台合并组建了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近的如2018年成立的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连新闻传媒集团，都涉及优化整合的问题。整合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是2018年以来全国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都是整合了当地的广电、报刊、信息中心等机构而成。[11]

从对主流媒体进行扶持的角度看，媒体整合有以下优势：

一是领导架构的精简与领导职数的减少。比如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成立后，撤销了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广播电视台、天津广电传媒集团4个正局级和中国技术市场报社、天津报业印务中心2个副局级机构，合六为一，整合为一套班子、一个法人、一个指挥系统、一个宣传策划中心。局级领导职数由8正、32副，大幅削减为2正、11副。原来“两报一台”3家主要新闻单位撤销独立法人建制后，转为去行政级别的3个事业部，实现“报纸无社、广电无台”运行。内设机构由改革前的117个压缩至57个，处级干部职数由改革前的433名压缩至197名。

二是人员的精简。2016年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成立后，银川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确定了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实行人员总数限额管理，核定人员580名，今后在编人员自然减员后所空余的事业编制逐步收回。[12]

三是媒体结构的优化调整。媒体进行整合之后，原来形成竞争关系的子媒体成为一个媒体集团下属的媒体，为避免同质竞争，必须裁撤整合一些同质的子媒体。实际上，裁撤子媒体，也是媒体合并的主要动因之一。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成立后，关闭《中国技术市场报》《渤海早报》《采风报》《球迷》《假日100》《范儿》《育儿》《智力》《今晚经济周报》《今日天津》10个子报子刊，关闭国际频道、高清搏击、时代风尚、时代美食、时代家居、时代出行6个电视频道，调整区县联盟、音乐2个广播频率定位，停更合并天津网、今晚网、今晚海外网、天视网、天津广播网5个新闻网站和“新闻117”“前沿”“问津”3个新闻客户端。还全面清理无关主业且亏损严重的经营性公司，关闭51家企业，裁减安置冗员563人。

媒体的整合一般都会涉及媒体机构的精简。2016年4月，银川日报社和银川市广播电视台整合组建了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这在省会城市是第一家；一年后，2017年4月银川新闻传媒集团开始进行内设机构改革，实现组织架构重置。在原有基础上，精简机构21个，减少中层干部职数31个，行政后勤人员减少1/4。[13]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成立后，在落后“产能”上努力“做减法”，休刊《地铁时报》和《新商报》，《东北之窗》杂志、《海燕》文学期刊转企改制；依据收视收听和经营创收数据，按照末位淘汰原则逐步裁减一批广播电视节目。安徽芜湖传媒集团整合芜湖日报报业集团和芜湖广播电视台而成，整合前，两家单位的职能科室共22个，整合之后，只保留8个部门，职能科室缩减60%。[14]

新时期，优化整合要适应新时期媒体融合特点。南京报业传媒集团将南京日报、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客户端）进行整合，组建了集新闻中心、发展中心、支持中心为一体的新型融媒体体系；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把新华日报、中江网、交汇点客户端以及它们附属的相关媒体进行整合，实行了“四端融合、一体运作”的融合运行机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整合南方日报、南方新闻网、“南方+”客户端，实行了报、网、端的互联互通。金华日报报业集团精简内设机构，设立了3个融媒体采编中心，集团内形成了全媒体、一体化发展。

从现在媒体发展情况来看，对于媒体的优化整合还远未完成。一是一些整合属于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推动的“拉郎配”，或者匆忙拼凑成的“草台班子”，没有按照各媒体实际情况和需要以及市场规律进行。有人戏称其不是改革的产物，而是“折腾”的结果。[15]二是从对主流媒体进行扶持的角度看，这样的优化整合仍属案例与试点性质，不够普及与深入。

2.关停子媒

媒体集团的子媒体，如果继续维持下去，结局就是陷入持续亏损，成为媒体集团财务的一个越来越大的包袱；与其这样，还不如壮士断腕，果断关停。比如都市报的盈利模式已经失去了根基，经营陷入不可逆转的下降通道，必须顺势而为，积极主动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媒体集团而言，优化整合时关停子媒是水到渠成之举，相对较为容易。没有进行整合的关停则复杂得多。从这些年媒体发展的现状来看，在机构未进行大刀阔斧整合的前提下推进所谓机构精简、裁减冗员很容易继续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16]

根据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2019年全国有报纸1851种，比2018年的1871种减少了20种，而2018年又比2017年减少了13种（图1）。根据《2018中国报业发展报告》的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0日，2018年停休刊的报纸已达到35份。[17]

但实际上，很多休刊的报纸，在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一般不会注销刊号，往往会选择更名重出。比如，休刊一年多的《河南青年报》在2019年4月更名为《河南青年时报》；《城市信报》2019年8月1日休刊之后，更名为《青岛西海岸报》；2019年9月，《新商报》更名为《老友时代报》；“今天的告别，不过是打开未来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已有34家报纸选择在2019年宣布休停刊，其中有16家报纸选择在2020年的第一天休停刊。其中，有29家为都市报，其余5家是行业报。

关停子媒需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根据媒体的目标定位、职能角色等确定采用何种关停标准。对于都市报之类的以市场价值作为取向的报纸，以市场能力作为关停标准。而对于党报党刊等以传播价值作为取向的报纸，则应以传播“四力”作为关停标准。

除了传统纸媒外，当前众多新媒体账号也存在“小散滥”问题，甚至比之纸媒更甚。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各媒体努力探索新媒体账号“退出”机制，对这些新媒体账号的传播率、到达率、阅读率进行定期评估，对各平台上粉丝数量少、推荐转化率低、传播量级低、缺乏成长性、投入产出比低的账号，及时调整运营策略，或关停，或停更观察。[18]

媒体单位被关停之后，如何解决员工的分流是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首先，媒体必须全面推进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转变，真正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其次，媒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采取新的用工制度，使员工及时转换身份，办理社会养老保险，解除后顾之忧。

2009年，辽宁日报报业集团在做报刊退出机制的试点时，涉及《沈阳今报》和《都市青年报》两张子报，其中，《沈阳今报》是市场化运作，其经营主体是一家注册资本2000万元的“今报公司”，人员都是聘用制。通过沈阳日报报业集团内部各单位择优录用人员、减少解除合同人员数量的方法，对于不能留用的人员进行经济补偿和合同解除，人员安置相对稳定。对于债务则采取清算的方法，由于其本身的市场属性，在资金支持到位，可适用法律较完备情况下，报纸退出相对稳定。而《都市青年报》是事业单位，2009年1月1日正式停刊。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人员安置，退出机制启动之后，外聘人员很快依据劳动合同法进行补偿解聘；对于事业编人员，依据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精神，采取符合提前退休条件的，买断后提前退休；不能退休的在另一个子刊《人生十六七》杂志进行安置。但对于退休人员提出的要在沈阳日报社退休的情况，使安置工作横生波折，不得不做大量复杂艰巨的工作。

关停子媒体会涉及人员的分流、补偿、安置、舆情维稳、经营工作的衔接、资产清算等一系列工作，都是难题，工作头绪多、难度极大。一般而言，媒体关停后，给员工留下的是两条分流路径：一是转岗，但转岗不能保证全员。湖北《楚天金报》休刊后，原有120多名员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实际上只征集到29个空缺岗位供员工转岗，需要实行竞聘上岗。[19]二是解除聘用合同，并按照相关政策进行分流补偿。[20]

3.聚焦主业

精简不仅仅是为了省钱，更是为了提高效率。精简的目的是聚焦，聚焦于主业，聚焦于核心业务。《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强调：“要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把更多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让分散在网下的力量尽快进军网上、深入网上，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占领新兴传播阵地。”

一是聚焦主阵地。要淘汰传统媒体中的落后产能，关停并转一批牵扯主流媒体精力巨大，实际并没有多少传播力与竞争力的传统媒体产品，削减一批产业经营中风险较大，消耗主流媒体品牌价值，效益不够明显的经营产品与业务。将精力与资源投向互联网主阵地，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主阵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成立后，全面清理无关主业且亏损严重的经营性公司，关闭51家企业，裁减安置563人。将中心旗下8个媒体的广告经营业务统筹，成立广告联盟，统一对外运营。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成立后，实行去产业化战略，将其中一些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亏损产业精简。内蒙古通辽日报社在体制机制方面，率先推进报社印刷厂改革，减轻报社负担，释放了报业持续发展的活力。

精简部门是进行改革的一大契机，可以推进各种机制的改革，理顺关系，顺畅运行，让内容生产更有效率。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成立后，对中层干部实行竞聘双选，打破身份界限，聘用人员也可以参与中层竞聘，占到所有竞聘中层干部的40%。通过竞聘改革，在中层职数大幅缩减的情况下，依然有10位年轻的新面孔走上了中层干部的岗位。同时，集团 500 多名工作人员通过双向选择找到了适合发挥自身才能的岗位，人力资源配置的效应得到了充分发挥。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成立后，落实“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的要求，创新形式，大力推动传统媒体主力军挺进主战场。一是整合中心所属的不同媒体不同部门的采编资源，实行“中心制”，按照业务条线垂直设置，统筹采编业务。同时对采编力量进行重组，将原来的新媒体采编人员、平台、项目等资源成建制地划入北方网，组建津云新媒体集团。二是实行项目制。2018年成立了61家融媒体工作室，鼓励采编人员以项目制的形式组成项目组，生产优质内容。工作室实行以作品传播效果为标准的绩效激励机制，根据爆款作品访问量实行优劳优酬，上不封顶。通过“基础资助+爆款优酬+额外奖励”形式，不到一年时间，61家工作室共吸引了571名编辑记者加入，推出优秀新媒体作品近2000件。

二是聚焦主产品。媒体融合发展战略下，大部分的媒体集团旗下渠道、产品极其丰富多元，每一个渠道终端的组建都在分食主流媒体的精力与资源，一些媒体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集中全部力量”打造某一个终端产品。但一旦这个产品没有打造成功，或者主政领导调任他处，这个产品就会偃旗息鼓，“死不了也活不好”，一旦媒体面临的经济压力增加，将会严重制约着媒体融合转型的步伐。应该重新审视这些渠道产品的资源消耗与影响力提升的“性价比”，将旗下的媒体分为主要媒体与次要媒体，一是在次要媒介上使用最低限度的人力物力，或者彻底关停；二是从次要媒介转移力量，把资源分出一些给主要媒体。推进媒体供给侧改革，就要淘汰媒体的落后产能，也包括淘汰新媒体的落后产能，并加以优化整合，全部资源持续性地聚焦于一个拳头产品上。

三是聚焦主功能。面对竞争白热化的新的媒介环境，单个媒体的特性必须非常显著，才能够赢得受众的青睐，但主流媒体运作的大部分新媒体平台，都奉行综合性的理念，业务非常多而庞杂。比如新闻网站，每个主流媒体运作的新闻网站，几乎都是综合性的新闻门户网站模式。比如，某省级新闻网站共有资讯、区域、服务、生活四大板块，其中，资讯板块有省内新闻、本地生活资讯、时事、文体、财经、趣谈栏目；区域板块有省内17地级市的17个频道；服务板块有银行、超市、美食、花店、厕所、药店、出行、优惠打折、观影、抢票、约会等；生活板块有电商平台、旅游平台、论坛、发帖、文图上传、好友互动、晒生活、传图片、组建“圈子”等。而且，随着新的媒介的出现，这些新闻网站还在不断地增加新的业务单元。

APP也是如此。主流媒体运作的APP在创办不久后，也已经“进化”成一个业务种类齐全、功能繁多的综合性媒介形态，新闻、游戏、PDF电子版、电商、服务、政务、分频道、互动……多而庞杂的业务单元弱化了媒体的特色，不仅分散了用户的注意力，更分散了新闻网站、客户端的宝贵精力与资源，用户注意力被不断稀释。

总之，较好地实现对媒体的组织重构，必须对移动互联网平台的目标、业务、特性进行精简聚焦。实现目标聚焦，起步阶段聚焦于流量获取，提升传播力，在主战场上获得主动权；实现业务聚焦，在新闻、服务、政务、互动、电子版、电商、视频等众多已有业务中做减法，按照“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要求，聚焦于关键业务、优势业务；实现特性聚焦，改变传统的“专业推荐+时间流”模式，应用算法技术进行内容分发，并用主流价值观驾驭算法，形成产品独特品牌认知，打造核心竞争力，与商业互联网产品逐步缩小差距，并争取赶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提高主流媒体新闻供给质量的扶持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7BXW09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2016（02）.

[2]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02）.

[3]陈国权.寻找“非市场需求”——2019中国报业转型发展报告[J].编辑之友，2020（02）：63-68.

[4]郑维东.2019年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报告[R].//崔保国,等.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61.

[5]张思博，刘济生.论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机构精简[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9（06）：719-723.

[6]本刊记者.媒体深度融合,打造传媒旗舰——访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党委书记、总裁王奕[J].中国记者，2019（04）：54-59.

[7]支庭荣.我国报纸、广播、电视跨媒体集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牡丹江、佛山、红河、成都个案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9（06）：20-23.

[8][9]王晴川.船立潮头帆更高——关于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改革与发展的思考[J].南方电视学刊，2012（01）：29-32.

[10]冯文礼.成都跨媒体融合一年新变[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12-18（09）．

[11]陈国权.中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报告[J].现代传播，2019（04）：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