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会馆与生死营救

青山巍峨，风荷飘香，老隆福建会馆，这座历经沧桑的建筑，矗立在东江之畔，静静讲述着抗战史上那段波澜壮阔的秘密转移故事。

暗杀名单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日军开始空袭香港，并派重兵向香港突袭。12月25日，港英总督府挂起白旗，宣告香港沦陷。

日寇在香港大肆烧杀抢掠的同时，急不可耐地追杀一切抗日进步力量。一时间，香港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前去报到、否则“格杀勿论”的血腥布告。香港各大影院打出幻灯片，公然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等文艺名流到日军占领司令部半岛酒店“会面”。

这些文化名流和民主人士，大多是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对大后方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加紧政治迫害后，而被迫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在共产党帮助下撤到香港的。他们在廖承志、潘汉年、夏衍等共产党人的领导组织下，积极开展抗日爱国宣传工作，掀起了香港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使香港成为对国内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

不过这时，他们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一张张“格杀勿论”的布告，成为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暗杀名单”。

中央急电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党中央执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动员、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抗战，形成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磅礴力量。这批被困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艺名流，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党中央长期关心关注着他们的安危。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党中央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在香港、上海的廖承志、潘汉年、刘晓等发出电报，指示“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同时，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派驻香港的情报与统战工作负责人潘汉年、秘密交通工作负责人刘少文发来多封急电，要求将在港“朋友”先接到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至桂林；存港经费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其负责开支。此后数日，周恩来又多次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对营救转移工作作了详尽布置。同时，还分电桂林、广东等地，指示他们做好接应和转送工作。

电波划破硝烟的同时，党在香港和广东、桂林的各级组织、情报机构、交通部门、敌后武装高速运转起来，一场空前绝后的秘密营救，以同死神赛跑般的速度开展了起来。

虎口脱险

1942年初春，广东老隆福建会馆——这座始建于清同治年间的粤东闽商会馆，成为此次惊世“大营救”的指挥中枢。这里西通韶关入湘桂，东达兴梅至皖苏，水陆辐辏如血脉贯通；党组织较为健全，群众基础良好——廖承志、连贯等人考察路线时反复衡量，决定将此地作为护送中转站，并在此坐镇指挥调度营救工作。

以老隆福建会馆为中心，加上旁边不远处爱国商人开办经营的义孚行、侨兴行两个商贸机构作为秘密转运点，一个秘密接应、转移、护送的指挥部不动声色地运转起来。

外面的世界危机重重。广州沦陷后，国民政府的省政府机关撤至粤北，部分政府机构转移到了龙川老隆，老隆镇内军警密布、关卡林立，国民党当局还派出特务四处搜捕著名进步文化人士邹韬奋等人，并扬言“一经发现，就地惩办”。

面对重重困难，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丝毫退缩，一边在香港发动所有力量避开日军搜查，迅速寻找通知、组织暂时安置一批又一批文化民主人士；一边安排船只车辆、考察设置转移路线、部署护送队伍，一批接一批的人员接连来到福建会馆。

午夜的老隆镇，东江水声如旧。会馆内接应的同志彻夜无眠，屋内木桌上摊着难民证、商行提单、伪装衣物。义孚行、侨兴行以遍布粤桂湘的运输网络，织就了一张“白皮红心”的护送网。一个个原本活跃的“知名人士”，就这样在日军眼皮子底下销声匿迹，转移到桂林等安全地带继续战斗。

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历时200多天，至1942年秋，成功将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转移到安全地带，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亲历了这场营救的茅盾满怀深情地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经历战火洗礼和岁月沉淀的福建会馆，也被列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传承伟大抗战精神的红色胜地。

编辑 刘兰若 审读 伊诺 二审 周梦璇 三审 郑蔚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