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2020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委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标志着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我国全面建立起来。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了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时强制报告制度。这对于发现、预防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要落实好强制报告制度，需要多方联动，协同发力。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强制报告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期文萃予以汇编。

应建立强制报告线索归口管理制度

杨小军在《中国民政》2022年04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强制报告制度如何落实》一文中认为，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我国法律中已经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需要夯实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制报告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多头报告、线索质量难辨真伪等技术层面的操作难题。应建立强制报告线索归口管理制度，严格要求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设立明确强制报告责任部门，在该部门设置儿童保护专员作为专线联络员，负责接收本单位工作人员上报的强制报告信息、线索，在进行初步调查、核实、研判之后，对于符合强制报告情形的，再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部门报告、备案，以此实现“面对点”的信息收集—甄别—流转机制，便于对接司法机关人员的调查反馈，提高强制报告制度机制运行的规范性、有效性。同时，根据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不同类型，明确教育培训行业、医疗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等各领域在前期证据材料收集和保存的不同要求，提高信息和线索的质量，为后期的司法机关进一步侦查打好基础。

强制报告制度的完善应以寻求制度积极倾向与消极倾向的平衡点为要领

高维俭、彭宇轩在《人民检察》2022年05期《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完善进路》一文中认为，强制报告制度是以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为核心价值目标的公权力干预制度，于制度倾向上显现出较为显著的二重性。一方面，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价值目标对强制报告制度构建提出了积极倾向的要求，即强制报告制度构建应以更为积极的姿态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公权力干预属性的制度，强制报告制度又应恪守让与公民最大限度自由的准则，尽可能少地干预私权。由此，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完善应以寻求制度积极倾向与消极倾向的平衡点为其方略要领。制度积极倾向与消极倾向的平衡点可具体化为有序性、明确性与精准性等属性。

未来应对强制报告的情形做出更加科学的分类与概括

孙其华在《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01期《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理论检视与规则形塑》一文中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强制报告情形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主要包括“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两种情形；《强制报告意见》第4条则详细列举“不法侵害或不法侵害危险”的9种具体情形，但这9种情形主要涉及对未成年人身体的侵害，如非正常损伤、伤残、死亡等，仅在第9项中设置了“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这一兜底性条款。但何为“严重”、何为“身心健康”，《强制报告意见》对此并未明确，导致相关规定较为抽象和形式化，缺乏足够的可行性，也就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落实。未来可借鉴域外强制报告情形分类的成熟经验，对我国强制报告的情形做出更加科学的分类与概括，并着重增加其中有关侵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规定。同时，在立法用语方面应当避免诸如“严重”“身心健康”等高度抽象且难以准确把握的表述，增强相关法律规范的准确性与可操作性。另外，可对法律规定中的“侵害”进行合理的扩大解释，为未来吸纳更多类型的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预留足够的制度空间。

应当将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细化到个人

兰跃军、李欣宇在《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06期《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困境及破解》一文中认为，国家亲权理念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分别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提供了法理根据和人性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发布实施已经一年有余，但是目前强制报告的适用率还比较低，实施面临诸多困境。很多国家（地区）早已实施强制报告制度，对于我国完善该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将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细化到个人，适当增加报告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明确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加大对报告主体的保护，并完善接到报告后的处置流程，从而破解该制度的实施困境。

（栏目主持：王玥）

（原标题《文萃 | 强制报告制度探析》）

见习编辑 陈丽玲 审读 韩绍俊  审核 郑蔚珩 连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