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飘色”经历了北上南归的历史循环，但无论是技术发明创造，还是文化内涵赋予，岭南都是最早的创始人和不懈的传承者。

“飘色”作为一种融戏剧、魔术、杂技、音乐、舞蹈于一体的传统民俗艺术，是一种非物质文化，其发源地迄今为止都难有定论。岭南地区认为“飘色”是岭南文化的经典代表，安阳等地却认为飘色系北方古老民间文化的再现。安阳抬阁于2006年10月荣膺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成为“中国抬阁文化之乡”。

更多的地域竞争发生于岭南文化内部。香港长洲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举办声势浩大的“太平清醮飘色巡游”，庆典于2011年荣登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放眼广东，黄圃镇于1998年被广东省文化厅命名为“飘色艺术之乡”；吴川市不甘示弱，梅菉镇于2000年获得国家文化部命名，正式成为“中国民间（飘色）艺术之乡”，2005年，吴川飘色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虽然没有官方名分，番禺沙湾古镇、珠海斗门乾务镇以及中山等地每年也通过盛大的节庆宣示着岭南“飘色”传承者的身份。

一、名称源流。“飘色”在民间因地域差异有着众多不同的称谓，如“抬阁”“彩擎”“高抬”“彩架”“扎故事”。但据本人考察，“飘色”的真正、唯一来源就是汉代的“都卢”，后来在唐宋时期演化为“戴竿”或“撞竿”。

唐代飘色受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影响很大。唐玄宗时期的民间艺人王大娘就是戴竿高手，于百尺竿上装点蓬莱仙山，有小孩手持绛节，出入山间，而王大娘还能和着节拍翩翩起舞，让唐玄宗拍案叫绝，赞叹不已。更绝的是唐敬宗时期的幽州女艺人石火胡。唐代苏鄂的《杜阳杂编》描摹极为精彩：“样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高竿上，张弓弦五条，命五女各居一条上。衣无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曲俯仰来去，越节如飞，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持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乎抑扬，若履平地。”

今天的“百尺竿头”，就是来自于戴竿竞技，后来被佛家弟子借用，成为精绝天人的形象表述。

二、功能识别。早期的戴竿就一个目的，竞技求胜。为确保垄断利益，保护技术秘密，戴竿一般都以家族为传承单位，故唐玄宗时期教坊有所谓的“竿家”，专司戴竿技艺。根据崔令钦《教坊记》，其时著名者有侯家、范家。因为需要常常出入宫掖，所以表演者多为女性，所以出现了王大娘、石火胡等人才。无论是江湖杂耍，还是入禁供奉，为招徕观众，赢得赏赐，都会不断加大戴竿的高度和难度。王大娘戴竿所呈现的仙山造型与高空表演已经引人入胜，石火胡则后出转精，将杂耍、音乐、舞蹈集于一体，所以才让人“目眩心怯”。

单纯的竞技必然增加表演者的风险。到了宋代，戴竿逐步恢复为汉代的撞竿，江湖上的竿越来越高，内廷百戏撞竿虽然略短于外，但也有两丈多高。更重要的是，后来“飘色”中的“色男色女”并非事先固定位置，作势表演，而是攀竿而上，应节应景，现场发挥，危险程度骤然增加。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宋仁宗即位时举行秋宴，表演者在攀爬撞竿时，突然墜地，脑骨断裂而死。宋仁宗不仅以金帛厚賜其家，还发布诏书，令天下撞竿从此减短三分之一。

三、文化融入。考稽史册，最迟于西汉时期，戴竿就已经成为官方百戏之一，《汉书》所载的“都卢”就是撞竿，又称“缘橦”。《汉书》中所谓“都卢”就是古代的“都卢国”，地点就在今天的雷州半岛。当地居民身矮体轻，善于攀爬，所以进奉了戴竿技艺，以地缘命名为“都卢”。嗣后，又与北方主流文化融合，成为唐宋时期喜闻乐见且具有刺激性的娱乐节目。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大量艺人南下，戴竿回归其广东创始地，变名为“飘色”。再后来，回归南方的戴竿不断受到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的影响，将北帝信仰渐次移入飘色表演，飘色除娱乐功能外，又增加了节气庆祝、神灵祭祀、戏曲表演等内涵，分别于正月十五、三月初三、四月初八巡游四方，以祈平安，最终成为饶具岭南特色的艺术门类。

纵观历史，“飘色”经历了北上南归的历史循环，但无论是技术发明创造，还是文化内涵赋予，岭南都是最早的创始人和不懈的传承者。更重要的是，岭南文化于飘色的娱乐性和艺术性之外，还开发出了公共性，通过共同信仰、统一神灵、共同文化偏好、共同组织形式实现了地方公共力量的组织、动员和展示，飘色最终也成为人心凝聚、权力声称、规则确立的文化彩屏，光耀古今，万代同辉。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秦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