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5月23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表专栏文章《深圳效应:为何中国的“示范城市”作用前所未有》(The Shenzhen effect: Why China's original 'model' city matters more than ever,原作者Jonathan Chatwin),介绍深圳在城市转型和建设先行示范区方面经验。读特特此编译,以飨读者。
【正文】
中国政府预计,到2035年,国内70%以上的人口(约10亿人)将居住在城市中。
上海和北京都已限制外来人口,实施政策以减少新外来人口的数量。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在中国其他人口众多的城市中重复出现。
但是城市化的速度没有放缓的迹象。因此,尽管现有的小城市可以吸收数百万外迁人口中的一部分,但中国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寻求开发全新的城市地区,以提供住房、就业和基础设施,同时推动经济增长。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雄安新区,一座距北京西南100公里、横跨河北省三个县的新城。建设雄安新区的计划于2017年4月宣布,预计将容纳多达250万人。大规模的建设于2019年开始,在未来十年,一项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将使北京的许多企业、大学和医院迁入这座新城,缓解首都的压力,并鼓励传统工业区的高科技经济发展。
在全国各地,中国政府正在投资数万亿元人民币建立新区和开发区,其中许多区域是现有城市的周边附属地区。在四川省省会成都以南,天府新区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在开发,不久将开放占地166英亩(约合67.2万平方米)的独角兽岛(Unicorn Island),由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Zaha Hadid Architects)设计。在湖南省省会长沙,同样雄心勃勃的湘江新区则旨在吸引高科技产业,也是中国首个自主公共交通试验区的所在地。
这些项目的灵感都来自于一个城市:城市转型的先锋和国家的先行示范城市——深圳。如今,这座南方大都市拥有1300多万人口,是中国政府过去40年经济改革最骄傲的象征。
深圳的建筑建设
1984年9月4日,当深圳庆祝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即深圳国贸大厦,译者注)竣工时,鞭炮声响彻整个街道。
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于当年早些时候访问了该地,并批准了该项目的实施建设。因为缺少适当的设备,施工速度缓慢,尽管如此,但施工速度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施工速度是每三天完成一个新楼层。塔楼高层的建造速度被称为“深圳速度”,这是无处不在的神话的一部分,它是这座所谓“速生城市”的起源。
对于上世纪80年代来到深圳的游客来说,这座50层的摩天大楼占据了这座城市的天际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的新建筑出现,超过了国贸大厦。正如建筑师、新书《深圳实验》(The Shenzhen Experiment)的作者杜鹃(Juan Du)在电子邮件采访中观察到的那样:“这一群高楼代表了中国改革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形象。”
经济特区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深圳成为中国首批四个经济特区之一。选择这四个城市是因为它们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而深圳与香港隔江相望。
深圳是从一个渔村发展起来的。但在1980年,它已经是一个繁华的城镇。属于经济特区内的周边地区覆盖了近330平方公里,包括一些其他已经存在的村庄和城镇。根据杜鹃的研究,当时经济特区的官方人口是94100人。
虽然深圳的发展现在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它的建立和早期发展并不是没有争议的。正如邓小平所认为的,这座城市是一个实验,因此偏离了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的规则。深圳被允许尝试一些相对激进的想法,比如放松商品价格管制和邀请外国直接投资。
深圳是一个例外,在它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一道带刺的铁丝网从地理位置上把经济特区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隔开。这一设防的防线上有7个专人值守的口岸,被称为“二线关”(第一道防线是南面与半自治的香港接壤的边界)。
直到2006年,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游客还需要一张特别许可证才能进入经济特区。
当邓小平在1984年视察深圳时,他声称经济特区是“技术、管理、知识和外交政策的窗口”,旨在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中国的潜力。杜鹃说,这座城市旨在成为“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全国典范”。
建筑和设计成为代表现代中国模式的重要方式。中国的城市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对称的重要性,传统的街道布局是由东到西、由北到南,线性排开。按照这些原则,深圳的雏形最初沿着它的第一个东西大道展开,而城市的主要中央商务区沿着一个突出的南北轴线展开,两侧是摩天大楼和地标建筑项目。
然而,深圳并不是一张白纸,无法画出一个对称有序的城市。经济特区范围内的现有村落呈指数级增长,因为它们往往是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在寻找负担得起的住所时,去到的第一个目的地。
那些城中村的房东会迅速将他们的房屋向上和向外扩展,为外来务工者提供廉租房。“如果没有这些城中村,这座城市就不会以著名的‘深圳速度’发展”,乔纳森·巴赫(Jonathan Bach)在介绍这座城市的文集《向深圳学习》(Learning from Shenzhen)中写道,“这座城市不可能承受住房成本和供养这么多劳动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城中村被新的、更有利可图的开发项目所包围,甚至被寻求新的增长机会的开发商夷为平地。
正如杜鹃在《深圳实验》中所观察到的,许多中国人对幸存下来的村庄有一种成见,认为它们“肮脏、无序、低劣”,尽管它们是深圳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它们的生机和活力是这座城市文化的一个关键方面。深圳还有数百个这样的城中村,而深圳发展中尚未解决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有条理地管理和整合这些城中村,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数百万人,让他们融入一个不断发展的大都市,城市主政者喜欢把这个大都市打造成一个有序的示范城市。
一个新的城市中心
深圳已经证明了它的成功,现在它面临着一个最初的规划者没有想到的问题:缺乏空间。
深圳有相当一部分陆域由填海而来。大约20年前,香港南部边缘的海旁经过大规模填海工程,一直延伸至香港仔。一个新的城市中心商务区,正在这块土地上建设,被称为“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
“我们打算让深圳湾成为深圳现有一系列中央商务区的城市中心,”亨宁拉森建筑事务所(Henning Larsen Architects)的克劳德·戈弗罗伊(Claude Godefroy)在回答电子邮件采访中说。
该项目的第一阶段预计将于2022年完工,项目特点是南北轴线和摩天大楼 (该项目的主塔将达到1640英尺(约500米)高,建筑师说,将稳居世界最高建筑的前20名)。
但除此之外,它的设计旨在纠正过去的错误。尽管深圳一直被视为模范城市,后见之明也暴露了原计划的一些缺陷。
正如Godefroy所说,在一个“公路纵横交错”的城市里,深圳湾将是一个适合步行的地方。他补充说,一条海滨长廊将被酒吧和餐馆环绕,以纠正“深圳城市规划中的一个历史性失误:与大海的脱节。市民们抱怨说,他们有时会忘记自己生活在沿海城市。”
该项目的目标之一是吸引有技能的国内外工作者来到这座城市。“所有的大城市都在竞相吸引未来的人才”。高德弗罗伊说,“深圳在宜居性上落后于香港。”
深圳与长期繁荣的全球贸易中心香港竞争,这一想法并不新鲜。但在2019年夏天发布的一项政府计划中,深圳的抱负是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
该计划强调使这座城市更加国际化,提高其作为技术中心的声誉——它已经是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腾讯和中兴等公司的所在地——这提高了其营商环境。根据国务院的规定,这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锋示范区”。
“国务院的文件并不是深圳湾项目概要的一部分,但是每一个与深圳有关的建筑师都知道这是议程,”Godefroy说。他不相信深圳能成为香港的真正竞争对手,因为“它们的经济重点有很大的不同,”他说,政府对深圳发展的雄心非常明确——它想“这一地区将使深圳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模范城市计划的先锋。”
中国的典范
在开发全国其它城市地区的过程中,中国政界人士一直在努力复制“深圳效应”。
这些新区的建筑主题常常让人想起深圳,它们沿着宽阔、垂直的林荫大道延伸,两侧是会议中心、购物中心和摩天大楼。而且,和深圳一样,它们的建设通常都考虑到经济振兴,地方政府往往会向迁往这些区域的开发商和企业提供优惠条件。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它与上海著名的外滩隔江相望,浦东的区域建设灵感来自深圳。1990年初,经常在上海过冬的邓小平,开始鼓励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允许浦东进行重新开发(相较于隔水相望的外滩,它相对偏乡村)。他说他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把上海列入1979年最初的一组经济特区中。根据傅高义(Ezra Vogel)2011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这位最高领导人认为,深圳至少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发展模型。
此后,浦东成为了著名的天际线的所在地,中国的一些最高建筑和金融业的中心妆点了浦东。与深圳相比,浦东的规划和发展当然更加集中和协调,但尽管国际建筑公司提出了创新计划,浦东最终还是重新阐明了同样的城市发展理念:快速而有雄心地建设,将土地价值最大化,将商业优先于人。
除浦东外,中国还难以成功输出深圳的杰出模型。就连与深圳同时建立的其它三个经济特区,汕头、厦门和珠海,也未能以同样爆炸性的方式发展起来。无数不同的因素影响着这一点,包括地理、大小和规模、特定的地方政策和城市人口的性质。正如杜在她的书中所指出的,“深圳不是单一的可转移模式,这是受当地条件和当地社区影响的。”
(翻译/张铭)
编辑 程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