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明朝》:全球化历史潮流中,明朝为何错失了历史机遇?

编者注:明朝与以往中国的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明朝已不再仅属于中国,还属于世界。近代世界的暴风骤雨,已经开始冲刷这个古老的文明……近代世界的主体力量,并非西欧一种文明,同样还包括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中华文明。正是这四种文明的角逐,而非西欧文明的一枝独秀,才构成了近代世界的整体图景。日前出版的《十字路口的明朝》一书,将目光投向了全球化视野下的明朝“大历史”,通过解读明朝历史,展现了一个14世纪早期全球化的中国。

以下为书摘,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十字路口的明朝》赵现海 著  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  2021年9月

以往人们一般将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甚或法国大革命等,视作近代世界的起点。但这是已经受到普遍批判的“西欧中心论”的看法。人类历史发展,不是某一种文明的独力所为,而是多种文明的合力推动。在近代世界的起源问题上,同样如此。近代世界的主体力量,并非西欧一种文明,同样还包括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中华文明。正是这四种文明的角逐,而非西欧文明的一枝独秀,才构成了近代世界的整体图景。

蒙古帝国的瓦解,为四种文明的竞逐画出了同一起跑线。蒙古帝国像一阵历史的狂风,席卷了亚欧大陆,突破了以往不同文明区域交流的模式,首次将亚欧大陆联系在一起。有鉴于此,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杉山正明将蒙古帝国的建立视作世界史的开端、全球化的开始。但蒙古较少的人口、落后的文化,使统治者无法对被征服文明开展整体性、深层次的文明整合,而是采取融入被征服文明、因俗而治的被动管理模式。这便使得蒙古帝国虽然疆域辽阔,但内部松散,元朝和四大汗国之间,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合作。14世纪中期,一场蔓延于亚欧大陆的瘟疫,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根基,面对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蒙古帝国逐渐土崩瓦解。可见,蒙古帝国为新时代拉开了序幕,却不是开辟未来的掌舵人。掌控历史的,仍然是他们南面的邻居,更为发达的农商文明。

蒙古帝国的瓦解,为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的复兴提供了历史空间,为西欧文明解除了长期威胁,为俄罗斯文明的整合与形成提供了历史前提,四种文明从此开始复兴、崛起,纷纷竞逐于蒙古帝国瓦解后的权力空间,构成了近七百年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和整体图景,标志着近代世界的开端。如果要为这一事件寻找一个具体时间点的话,蒙古帝国的宗主国元朝灭亡的1368年,可以作为合适的标志。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明朝的建立,开启了近代世界。

可见,明朝与以往中国的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明朝已不再仅属于中国,还属于世界。近代世界的暴风骤雨,已经开始冲刷这个古老的文明,虽然明人对此尚无明确的认识,但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在整体上开始影响、冲击这个传统的帝国。

但另一方面,独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里的中国,长期远离亚欧大陆交界地区的纷攘喧嚣,在广阔而富饶的地理空间中,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领先,建立起庞大的国家体系,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发展,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道路和发展模式。外来的文化冲击,对于具有悠久传统、庞大疆域、多种文化的中国而言,会在无形之间被悄然稀释淡化,难以推动国家完成自上而下的整体动员。西欧文明、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在近代激烈的变革、竞争的潮流中,为了生存并壮大,顺应这种变化趋势,努力开展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西欧不同规模的政权,通过构建起具有认同感的“民族”观念,建立起民族国家,走出了封建割据的状态,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开启了全球扩张和海外殖民的历史进程。奥斯曼帝国与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通过将“圣战”意识与游牧民族骑战风气相结合,推动伊斯兰文明在亚欧非腹地疯狂扩张,成为早期全球化东西交流的中介和使者。莫斯科公国继承了蒙古帝国广阔的疆域视野和政治上的威权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吞并、整合了数百个罗斯部落,建立起崭新的俄罗斯文明。从地理位置、疆域观念、扩张方式等方面来看,俄罗斯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游牧族群在近代世界的继承者。

孤处东亚的明朝,在国家动员上呈现出“有限动员”的保守特征。一方面,明朝在政权规模上,并未像其标榜的“驱逐胡虏”,而是努力接管元朝旧有的广阔疆域和多种族群,开展复合政权的建设;另一方面,在政权宗旨上,明朝努力“恢复中华”,虽然掌握着当时世界上强大的陆军、水军力量,但放弃了蒙古帝国的世界取向,而是满足于在亚洲尤其是东亚恢复起以中国为核心与主宰的“中华亚洲秩序”,在疆域政策上呈现出内敛的取向。

在早期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与以上文明采取国家支持对外贸易与扩张的方式不同,明朝放弃了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和商税政策,恢复传统的朝贡贸易和农业财政,长期采取了禁止海外贸易的“海禁”政策。虽然漫长海岸沿线的民众长期开展走私贸易,推动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促成中国逐渐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并最终在隆庆年间推动国家开放“海禁”,实现海外贸易的合法化;但国家一直没有积极主动地借助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推动政权的整体改造和近代转型。表现在经济上,便是明朝官方一直坚持朝贡贸易和农业财政,并没有追随商人的脚步,产生海外殖民的政治野心;甚至国家财政在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冲击下入不敷出,最终崩溃。

因此,在早期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我们看到了明朝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是民间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保持经济领先和文化辉煌,众多的历史新因素不断产生;另一方面却是国家虽然也在吸收早期全球化带来的白银货币、军事技术乃至思想观念,但政权体制呈现出巨大的传统惯性,不为新思潮所撼动。就像一件衣服,其他文明改换了样式,而中国只是点缀了花边。

可见,在世界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十字路口,明代中国实行“有限动员”的国策,虽然长期保持了广疆域、多族群、多文化的王朝国家模式,但未能利用自身的军事、经济和国家整体实力,推动国家进一步改造和成长,也未像其他文明那样积极扩张,而是满足于在亚洲地区辐射影响。明朝的这一做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在世界近代浪潮中的命运。近代时期席卷西方的暴风骤雨,并未在明代中国产生电闪雷鸣、惊天动地的效果;而是如蒙蒙细雨,润物无声。明朝的大地,虽然萌发了历史的新芽,但依然笼罩在传统的风月之下,保持着旧时的容颜。明朝的这种选择,虽然并不成功,但很合理——这是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必然结果。本书尝试按照时代顺序,选择每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展开叙述,从而揭示明代中国的历史道路和时代特征。

“他”的故事与历史的叙事

历史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记忆。清代文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中西古代历史学都以叙述为特征,通过讲述典故、阐明道理、惩恶扬善,从而传承文化传统。英文“History”即“人类故事”之意。近代西方女权主义者鉴于这个词所可能蕴含的“男人的故事”本义,于是又创造了新词“Herstory”,以纠正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由此可见,“人”的故事——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永远是历史的核心和焦点。

近代历史学受到科学潮流的影响,逐渐将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入,以建立客观的历史解释体系为目的。虽然看起来更可信了,但不那么可爱了。不过,历史学本身的人文性、大众对历史叙事的要求,都使叙事传统在当代历史学中仍绵延不绝,当代西方史学甚至有复兴叙事传统的趋势。中国古代拥有最为发达的史学传统,但由于文化断裂的缘故,在当前,二十四史的写作模式,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讲,都存在巨大困难。但在此之外,中国古代民间还存在另一通俗讲史传统,用白话形式,将历史故事化,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知识向民众的传播。宋元时期已有讲史话本,明清时期更形成了成熟的历史小说,这些叙述模式都是古代通俗讲史的模式,在民间极受欢迎,是千百年来民众学习、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历史知识的转化和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长期保持了领先地位,若鉴于近代一百年的武力不竞,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力衰退,就对中华文明进行根本的质疑和颠覆,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十分短视的行为。复兴的中国将再次成为决定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复兴的中华文明也将会对现代文明实行深层次改造,促进世界文明道路的改变。

经世致用,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唐代士人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明代阁臣徐阶也说:“文章贵于经世,若不能经世,纵有奇作已不足称。”在继承中华文明优秀遗产,将之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从而构建新型中华文化体系的时代潮流中,历史学家将中华文明的内涵完整而准确地揭示出来,作为国家发展的参考、民众通识的知识,便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工作。而其中需要重点挖掘、借鉴者,便是关系到治乱得失的重要关节。正如朱熹所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又如黄庭坚说:“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开启了中国近代的大门,与其他文明一起出发的明朝世界,应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重大关节和主要角色之一,明朝形塑着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脉络和发展道路。

从“三上书”寻找心灵的安放

宋代崇文抑武,虽然积贫积弱,国力不竞,文化却繁荣昌盛,文人辈出,一时之间,向学之风十分盛行。欧阳修不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是北宋名臣。在政务倥偬、案牍劳神之余,仍然写下众多名篇佳作。欧阳修将之归功于“三上”。他很钦佩上司钱惟演的向学精神:“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欧明修又指出宋绶也是这样,“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至于他自己,欧阳修也承认“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文忠公此一良法,不仅是对宋人的告诫,对于现代人来说,更是安顿心灵的方式。从田园牧歌式的古代社会,到忙碌紧张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忙于各种工作,在一片喧闹的背后独处变成一种奢侈,内省成为一种奢望。人本应自觉思索生命的意义,并将之视为生命中最值得珍惜和宝贵的东西,而今这种意义却要被我们漠然而弃。即使以思考为本务的知识分子,也终日在既定的工作链条上,忙碌异常。其实,遑论古代,即使在并不遥远的19世纪,那个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康德每日漫步于林荫小道之上,思索生命和知识的真谛的背影,对于现在的我们,看起来也已经那么久远和隔膜。

相同的困境,同样缠绕着我。艰巨的科研任务、繁杂的事务工作,常常令我有超负荷的感觉,做学问逐渐变成一件苦差事,这真是有违选择这一行当的初衷。而每天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只有在地铁上、在床头边,只有在这些时刻,我才可以有些飘离现实的思考。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本颇值赏玩的小书,那便可以在喧嚣吵闹之中或夜深人静之时,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之中。这种书量不能大,不能重,否则不便携带与翻阅;又不能过于艰深,否则读起来会很累,背离了初衷。个头小巧,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书籍,便是最合适的了。按照文忠公的提法,不妨把这种书叫作“三上书”。

本书的写作,便是这样一种尝试,所希望达到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心灵的互通,从而在忙碌的世界,勾画一个遥远的时空,寻求自在的自我。

编辑 贺曦 张克 审读 吴剑林 审核 曹亮 党毅浩

(作者:晶报记者 余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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