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治理名言。中国的治理之道与西方管理思想有显著差别。现代管理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应现代化大生产而生，通过合理组织各项资源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水平。中西对照，现代管理学主要着眼点在经济领域，并没有鲜明的形而上及道德色彩，是剥离了非理性因素的高度理性的经济管理方式。

《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 张国刚 著 中华书局 2020年8月版

张国刚教授新著《治术》从道与术的层面论析了战国至五代1362年中国历史上重要关节点的人和事，梳理千年兴衰根源，呈现历代治世得失。总结了“敬天保民”“民贵君轻”等治理之道和“宽猛相济”“不求全责备，人尽其用”等治理之术。治理之道相当于在形而上的层面指出要做正确的事，治理之术则在实践层面指出如何正确地做事。曾国藩曾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治术》即依托《资治通鉴》，用现代语言明白晓畅地解析了古人的治理道术（倾向于剥离了阴谋诡计成分的“术”），颇富启发意义。

比如改革与发展是硬道理。北朝时期，胡汉融合成为历史大势。西魏、北周的宇文氏集团担当起了改革与发展的重任，东魏、北齐的高氏集团却停滞不前，分离胡汉，败坏国力，前者从战略上确立了胡汉融合的方向，顺应了历史潮流，后者则不图思变，很快出局。

比如政策调整须与时俱进，权衡利弊。汉初六十年，经济恢复并高速发展，“无为而治”“萧规曹随”成为治理佳话，前者指向政策的宽松，后者指向政策的连续。这是针对汉初国情而言，恢复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一利就有一弊，汉初放任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管理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消极后果，表现为贫富分化与道德滑坡，适时调整政策成为必要。因此，在政策难以两全其美的情况下，与时俱进，权衡利弊成为重要指南。

比如领导力。领导力是一项综合实力，现代社会通常包括学习力、决策力、组织力、教导力、执行力、感召力。在古代政治中，则常常表现为领导人的格局、决策与用人、进取心、人格魅力等。对比隋唐，唐承隋制，中央集权高效运作，唐朝绵延近三百年，隋朝则只存续三十几年，其中领导力起决定作用。隋炀帝曾进行过一系列制度方面的改革，又有营建东都洛阳、修建京杭大运河、西巡出塞、开拓疆土、开设进士科等“大事记”。然而他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后期面对乱局无所作为，自取灭亡。唐太宗则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关心民瘼，任人唯贤，“使人如器”，开创贞观盛世之局。其所撰《帝范》从修身谈到治国理政，处处显示出畏义好贤，屈己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不是在驾驭臣下方面处心积虑，而是在自我约束上不遗余力，此为唐太宗高明之处。

对于经邦济世的人来说，学习历史最重要的是通晓治世得失。《治术》正是这样一部帮助我们回望历史、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著作。

见习编辑 连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