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陶一桃：“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成为可落地可预期可操作的制度安排

近日，《深圳市科技创新领域宽容失败履职尽责认定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印发。深圳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陶一桃认为，该《指引》的出台，标志着深圳把“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可落地、可预期、可操作的制度安排，把“敢为天下先”写进了社会规则中，具有历史意义。

“《指引》把不可缔约的创新风险转化为可缔约的制度安排。”陶一桃表示，《指引》的亮点可概括为实现“三化”：其一是实现风险的可定价化，通过明确5项勤勉尽责条件、9种免责情形，把原本模糊的“探索失败”情形转化为可观察、可验证的合约条款，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失败期权”，只要满足程序性要件，失败成本由共同体承担，个人无需再为无法缔约的技术不确定性支付无限责任；其二是实现声誉资本的制度化，为“勇于创新”这一声誉信号进行制度化背书，使其具备跨组织、跨时期的可传递性，同时也降低了下一轮合作的搜寻与谈判费用；其三是以第三方执行的程序化，促进了市场规律与法治的自洽化。“指引明确规定调查认定程序，联动科技、审计、纪检等多部门，相当于引入一个低成本、可预期的第三方裁决装置，从而减少了‘谁来认定失败是否可原谅’这类制度不确定性问题。”陶一桃说。

“科研人员最怕项目失败导致职业生命终结。”陶一桃表示，《指引》把失败从个体人力资本的“沉没成本”转化为组织实验的“沉没信息”，鼓励科研人员更多投入高风险原创研究；同时，《指引》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限责任的“沙箱”，把不可回收的研发专用性投资与事后责任制度性解绑，从而提高了对前沿技术的投资意愿。

“容错并非简单的免责，而是从容错到容异的制度性跨越。”陶一桃解释，当失败被视为“探索边界”的信号，不仅增强了创新者在市场中的声誉资本，而且还会形成选择机制与学习机制，即通过选择机制筛除道德风险行为，保留真正的探索性失败；通过学习机制将失败纳入制度化的知识积累体系之中，成为下一轮创新的公共品。

陶一桃建议，营造更好的创新氛围，需要构建高度活跃、多元共生、自我演化的创新系统，通过社会制度、文化、要素及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机互动，而非强调政府或单一机构的规划，在市场规律作用下自然演化出一种可持续、抗风险、能自我迭代的创新环境。具体来说，政府通过制度设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营造“适宜气候”，创意、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像在系统中自由流动；大中小企业、高校、政府、资本、中介、用户并存并协作，形成多样性共生的异质性网络；系统鼓励“非共识创新”，允许失败并快速重启，形成容忍失败与快速试错的“创造性破坏”的正循环。“由此，规划—执行—产出的线性创新过程得以突破，形成碰撞—试错—突变—扩散的非线性成长的创新演化过程。”陶一桃说。

编辑 冯思颖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桂桐 三审 郑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