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回望疫苗史

●《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梅雷迪丝·瓦德曼著罗爽译译林出版社 2020年8月版

传染病改变世界，塑造了人类历史，今年意外袭来的新冠病毒只是一个新例子。除在几个世纪里反复出现的黑死病以外，其它几种主要的传染疾病也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整个20世纪，天花、麻疹、百日咳、破伤风、脑膜炎、乙肝、白喉、小儿麻痹症等八种主要的传染病就导致了约6亿人死亡。而且，传染病对世界的改造远不止于人的死亡。有研究表明，始于大约16世纪的小冰期之所以出现，或许就是因为欧洲殖民者带去美洲的传染病导致约九成土著人死亡，土地无人耕种，植被迅速恢复，消耗了大气中的大量二氧化碳，进而导致全球气温降低。

在人类对抗这些疾病的过程中，最早和最重要的突破当属疫苗的发明和利用。撇开较早期原始的疫苗不谈，在20世纪因微生物学、病毒学等相关学科进展而得到飞速发展的疫苗研发，就为人类对抗多种传染性疾病提供了强大、有效的武器。由于疫苗的推广与应用，天花在1980年被彻底消灭，成为历史上第一种被根除的人类传染病。据估计，疫苗每年能够让全球少死亡近600万人。而且，正如传染病的影响不止于人的死亡，疫苗的贡献也不止于拯救人的性命。疫苗带来的益处还包括延长寿命、增加储蓄、保证国际旅行安全、为女性赋权、增进平等、促进经济等。

科学技术与社会是相互交织的。任何科技产品，其产生，以及产生后的利用，都不仅仅关乎科学的技术。它们要和社会互动，会与社会之中的多个领域交杂在一起。《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就是一本不囿于技术细节、局面开阔的著作。作者梅雷迪丝·瓦德曼在书中以一种人二倍体细胞为主线，叙述了脊髓灰质炎疫苗、风疹疫苗、狂犬病疫苗的研发历史，讲述了疫苗背后伦理、政治、商业、宗教等方面的故事。

从爱德华·詹纳尝试接种牛痘来预防天花开始，直到20世纪中叶，大多数疫苗都是使用动物制备的，要么是在活体动物身上培养病原体，要么是利用动物细胞培养。然而，这种研发疫苗的方式并不理想，原因在于有些病毒并不能在动物细胞中培养，而且动物或动物细胞可能存在其他多余的细菌或病毒，构成潜在的风险。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利用一个瑞典流产胎儿的肺组织建立了叫作WI-38的人二倍体细胞系。这种细胞，以及另一种以同样方法制备的细胞，被用于生产疫苗，惠及了全球各地无数普通人，让他们免受脊髓灰质炎、风疹等传染疾病的危害。

然而，海弗利克的人二倍体细胞系在美国的被认可之路，可谓困难重重。1961年12月，海弗利克与同事穆尔黑德发表论文建议使用人细胞制备疫苗，尤其是脊灰疫苗，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制品标准部，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疫苗监管部门，对人二倍体细胞持有过于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对受污染风险更高的动物组织却异常执着。

1963年，在已经有研究表明用于制备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恒河猴和食蟹猴肾细胞天然存在一种叫作SV40的潜藏病毒后，生物制品标准部也并未要求疫苗生产商停止使用猴细胞，而只是要求脊髓灰质炎疫苗不能含有SV40。这迫使疫苗生产商转而使用非洲绿猴的肾。四年后，用于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非洲绿猴却带来了马尔堡病毒，感染32人，造成7人死亡。但尽管如此，生物制品标准部最终还是批准非洲绿猴肾细胞再次用于疫苗生产。海弗利克指责这种做法是“鸵鸟埋头入沙”，是“选择我们已知的魔鬼，而非未知的魔鬼”。

极端保守并不是这个机构唯一的问题。脊髓灰质炎疫苗受污染导致192人瘫痪、10人死亡的卡特事件，便是生物制品标准部失职和渎职的结果。1954年，生物制品标准部的伯尼斯·埃迪从进入人体试验阶段的索尔克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分离出活病毒，并将可疑的疫苗注射给猴子，发现其中部分猴子瘫痪。她将检测结果汇报给上司，却被忽视。最终，这种索尔克疫苗被大规模接种，导致了悲剧。此外，猴肾细胞中的潜藏病毒SV40也遭到刻意忽视。1960年，伯尼斯·埃迪在培养猴肾细胞中发现了一种致癌物质（后来这种物质被证明与SV40是同一种东西），在向上级汇报后却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打压。

海弗利克坚持不懈宣传WI-38细胞的优点，让这种细胞被多个国家用于疫苗研发以及其他科学研究，最终也让它得到美国疫苗监管结构的接纳。但是，海弗利克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却成了固执。他尽管成就斐然，可是在其就职的威斯塔研究所并未得到充分的肯定。他于是离开威斯塔研究所，前往斯坦福大学就职。他视WI-38细胞为自己的孩子，所以离开时违背了在1962年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机构国家癌症研究所签订的WI-38细胞制备合同，没有将剩下的WI-38细胞移交给国家癌症研究所，而是将它们全部带去了斯坦福大学，并且成立公司，开立账户，在向世界各地科学家分发WI-38细胞时收取制备和寄送费用，还与默克公司签订了价值在当时就高达百万美元的WI-38细胞供应合同。

海弗利克的举措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对海弗利克进行调查，最终成功从海弗利克的实验室拿走了剩下的WI-38细胞。1976年，《纽约时报》《科学》期刊等媒体刊登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海弗利克陷入舆论漩涡，最终被迫从斯坦福大学辞职。辞职后，他毅然起诉了国家卫生研究院，官司一打就是六七年，导致官方对他充满了敌意，阻碍他申请资助项目。要花时间打官司、找工作，还要做顾问来养家糊口，所以他的科研工作几乎停滞，后来很少再发表基于实验室工作的论文。

在《疫苗竞赛》中，作者还讲述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不符合医学伦理、本应该遭到抵制的医学实验。后来成为生物制品标准部掌门人的罗德里克·默里，就曾经将来自表面上健康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血浆注入60名健康的囚犯体内，证明这种做法确实会导致乙肝这种在当时无法治愈的疾病。这并非个例。1966年6月，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亨利·比彻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伦理与临床研究》，列出了从1948年至1965年的22项危害受试者健康或生命的实验，如医生故意不给慈善机构的伤寒患者使用氯霉素，看他们的死亡率是否比用药患者更高；还有实验人员给不知情的高龄住院患者注射活体肝癌细胞。

《疫苗竞赛》作者瓦德曼有一种温暖的人文主义关怀。在叙述传染病给儿童、家庭带来的悲剧时，字里行间充满了怜悯和悲痛。在谈及不道德人体实验时，她表现出了惊愕和憎恶。但是，她并没有在书中对相关的实验人员展开抨击。相反，她接受了时光无法倒流的事实，将关怀的目光聚焦在了当下。她认为，我们应该继续使用疫苗来防范传染病，避免孩童等弱势群体受到危害，以此尊重过去那些被迫参与不道德实验的人们——她的这个建议显然是对如今美国反疫苗运动的回应。

在《疫苗竞赛》中文版翻译和出版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若干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从2018年令人气愤的疫苗乱象和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到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在这样的情景之下，这本书相当切题。与其说它是一本科普作品，倒不如说它是一本纪实作品。那些与疫苗研发相关，但不局限于科学细节的故事，值得记录和书写，也值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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