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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英]齐格蒙·鲍曼 [瑞士]彼得·哈夫纳 著 王立秋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3年8月版

瑞士作家、媒体人彼得·哈夫纳称齐格蒙特·鲍曼为“最有影响力的欧洲社会学家”。的确，鲍曼的一生著述颇丰，主题包罗万象且充满争议。他无视科系之分，始终用整个人类的视野去看完整的人。读过他的作品，我们会用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看待自己。

《将熟悉变为陌生》这本小书源自彼得·哈夫纳与鲍曼的四次对谈。当时，鲍曼已年至耄耋，这四次谈话是他一生工作的回顾，触及了爱与道德，现代性、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历史等多个主题。因为是谈话，鲍曼的观点更为直接明了，这对我们读懂这位思想家和认清自身的处境都大有裨益。

书中鲍曼提到，今天我们正在忘记怎样去爱，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模式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在消费主义社会里，人的需求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它被物化为个体以外的力量。消费主义将幸福与欲望的增长关联起来，要求不断快速地用新东西来满足欲望。鲍曼说，“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成员本身就是消费品。”他又说，“只要我们还把幸福等同于购买许诺幸福的好商品，对幸福的追求就将是无止境的。”

当哈夫纳将鲍曼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作类比时，鲍曼指出，文艺复兴时期与今天的差别是，我们无法用整全的视野看待世界，而且，我们拥有过剩的信息，却无法用这些信息制定行动计划。与此同时，我们今天已完全被技术所支配。技术不再是追求目的的手段，而是反过来，可用的技术手段决定了我们的目标。鲍曼进而阐述了自己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的观点：今天所有的技术，都在尽力争取避免人与人之间一切可能的接触，这导致人可以毫无顾虑地行动。

随着人与人距离的拉开，共同体的解体，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个体化了，曾经由社会承担的功能，如今交给了个体，我们都在为并非自己引起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并为此焦虑，甚至恐惧。正如鲍曼所言，我们今天的恐惧虽然不如从前，但“更任意、更分散、更模糊”。他说，“我们拥有个人的自由，又为其不稳定性感到焦虑；我们拥有过度的可能性，又为其不确定性感到不安。”

身为波兰裔犹太人，鲍曼经历过二战，遭受过迫害，他在维斯瓦河畔见过德军镇压波兰起义，抵达卢布林时他也见过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他还见过城市成为废墟，见过到处成堆的尸体……他对“流动现代性”的黑暗面深有体会。当问到这些经历对自己的影响时，鲍曼说，人生旅途受两个因素影响：命运和命运提供的选择。前者我们无力掌控，后者却能自己决定。人与人选择不同，源自性格差异。鲍曼认为，我们不为命运承担责任，但要为性格负责，“因为性格是可以塑造、净化和改善的”。

鲍曼说自己的选择，只是在时代环境里能想到、能做到最好的事，因此很难追溯环境对选择的影响。他认为，“环境是怎样出现的？我们怎样怎样改变它们？我们怎么在了解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创造历史？这些才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存在的秘密。”另外，鲍曼也提出，知识分子要为自己国家的人民服务，远远超过个人有限的专业兴趣。知识分子要逆流而上，观察社会正发生什么，拯救那些在过去被丢弃的可能性，为未来保留它们。

提到过去，鲍曼认为，过去是个巨大的容器，装着各种东西。我们把符合自己目的的记忆挑出来，其余的抛到一边，导致同一段历史版本繁杂。提到未来，鲍曼认为，未来充满风险、危险和挑战，不可预测，也不可控制，在那不确定的时代，自己很可能变得多余，成为无用之人。这不是悲观之论。虽然经历过黑暗，梦想都已破灭，鲍曼从未对存在更好的世界的可能性失去信心。他说自己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心怀希望的人”。

哈夫纳进而追问怎么做才能增加幸福感，鲍曼回答，努力工作，幸福就是有所创造，“画家创作艺术品，数学家解出难题，园丁种植植物并欣赏到其开花结果”。今天有些人失去了工作的快乐，也失去了享受这种幸福的能力。我们生活在不确定性中，一切都烟消云散，我们为此焦灼不安。不过，鲍曼相信，不确定性是道德生长的沃土，“正是不确定性引发的孤独，带来了道德共同体的希望”。

编辑 刘彦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吴诗敏 三审 张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