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可安身：扎根型城镇化中的古源村》

董磊明、谢梅婕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年1月版

扎根型城镇化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原先的乡村居民逐渐以城镇化就业、经商、居住等方式，卷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移民搬迁政策影响下，更多村民大规模进入县城的进程。

这也意味着，进入县城的乡村会比较完整清晰地保持原有的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将之融入、嵌入县域社会。尽管在日常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进城居住的原村民（新市民）会沿用城镇的生活法国式，但家庭、家族、原有邻里的仪式活动仍然深刻地展现出原有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和文化结构。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董磊明，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谢梅婕等人所著的《故乡可安身：扎根型城镇化中的古源村》一书中就指出，家庭、宗族并没有在现代性的侵蚀下解体，“而是在城乡两栖的经济形态与生活空间下重新编织个体与家庭的命运之系”。

该书通过实例的分析指出，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共生的城镇化进程，并非、或者说未必一定要呈现为零和关系。所谓系统整合，指的是市场体系、行政区划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城乡关系等被很多学者认为会打破传统乡村秩序、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形式，但宗族、祭祀圈、婚姻圈等社会整合因素可以通过嵌入前者的诸过程，而发生更为紧密的联系。

这本书的案例对象是江西省宁县西北处的湘鄂赣三省交界村庄古源村。事实上，尽管1949年以后古源村等村庄被纳入的系统整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但这些仍不足以彻底改变传统的社会整合关系，尤其是乡土的观念和逻辑的延续性就很强了。

古源村显然是南方，甚至是北方部分山林地区乡村的缩影。之所以强调是山林地区，就因为这类区域无法像平原地区那样发展出较高生产水平的农业，甚至因此出现水源、（少量）肥沃田土在村与村之间、家族之间、邻居之间的激烈竞争。书中用“斗而不破”来形容这些村庄的邻里间、家族间以及家族里、大家庭里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也正因为古源村这样的乡村缺乏充足的农业发展资源，因而这类乡村在改革开放以后，最快地出现了部分劳动力的长距离外流——这意味着村里部分人口开始因此卷入城镇化、工业化浪潮，这些人不仅为自己的家庭、家族贡献了额外的财力，而且正因为外出打工缺乏亲情滋养，所以人们在春节返乡期间格外重视与亲友的相聚，并力所能及地支持村里的公共建设项目。

而在整体搬迁移民的政策背景下，居住和生产地点被平移到县城的古源村村民的适应性要比很多专家预估的要强。因为到城里生活，对于大多数村民而言，其实并不陌生，如前述，几十年来很多家庭陆陆续续有家庭成员进入沿海发达地区务工，或是因参军、考取工作、外出求学等方式离开村子进入城市，再加上就近进城经商、务工及居住的选择，所以这种适应性没有产生太大问题。另一方面，如书中所说，近几十年来，包括古源村在内，很多乡村的生产其实也紧密服务于城市，现有的农业、牧业可以认为属于市场驱动类型。城里曾经较长时间在农民心中就代表着“政策”“资金”“技术”，这些要素还能帮助村民有效改善生产经营，并塑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自然，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进城生活，这必然使得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和儿童，快速、完整地接纳城市生活方式，尽管中老年居民通常会延续能够得以保留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勤俭节约，但这几十年里，同样转变巨大的一个观念就是生育、养育观念：尽管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农村地区超生现象颇为普遍，但受到政策约束使得实际生养人口大量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农村的很多老年居民仍然延续着对于男丁的青睐，希望藉此传延香火，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排斥女孩。孩子在进城生活的原农村户籍家庭，或者继续留在农村的家庭中，通常都能获得非常充裕的物质生活保障。

在“蜜糖罐”里长大的农村孩子或者进城的新市民二代，对于城市生活方式的接纳度，尤其是消费潮流、流行文化潮流的接受情况，甚至远远超过大城市家庭成长起来的同龄孩子。但是，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农村孩子或新市民二代，仍然重视宗族、家族、大家庭关系，并且在宗族文化圈、大家庭中继续分享各种资源、信息。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两类青少年以及年龄稍长的一代人，已经清楚感受到，自己的社会人脉关系、支持资源仍主要来源于乡村、宗族。所以，这就使得虽然整个村子、宗族成员基本上实现了进城生活，但彼此联系却并没有削弱，随着年岁增长，其中部分人甚至会强化彼此联系。

这也是《故乡可安身：扎根型城镇化中的古源村》这本书通过调研实证所获得的重要理论判断。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不少专家基于西方现代化观念，认为现代化的到来必然削弱传统宗族、村落关系，削弱世系制度和父辈的权力，导致产生小家庭，而使得过去的那种大家庭失去存在的土壤。这本书则指出，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确实会在很多地区，促使子代在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思想观念等方面挑战父辈，削弱代际权威；但在古源村以及其他不少的乡村，这类情况却并未发生，甚至没有因为村子、宗族成员进城生活而导致很多仪式性活动被取消、被边缘化，而年轻一代的父辈仍然相较而言保持着比较体面、权威的地位。

自然，古源村，并不是桃花源。按照《故乡可安身：扎根型城镇化中的古源村》书中的观点，长时期依托于宗族、家族凝聚力维系团结的古源村，能够在时代大潮中经受多次冲击，但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成员更替，尤其是未来几十年里必然要实现的该村原有家庭、宗族成员，会被替换为在城市、县城里成长长大，彼此血缘联系越来越稀疏的新的几代人，即便是这样一个村子、这样一种村子，要维系其核心价值、纪念仪式，以及以亲情信任、邻里信任为依托的去契约化互信，无疑难度会越来越大。

当然，如果原籍古源村的未来几代人，仍然珍视这个原籍身份、宗族联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道义价值，倒是可以做到将这些价值和意义抽离出来，发展出一种类似于文化俱乐部的关系载体，更为长久地保持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