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非 纪瑶

【摘要】Facebook在2021年底改名Meta，高调推广元宇宙，同一时期，大量招募员工扩充队伍，但如今却成为近期美国科技行业裁员潮中裁员人数最多的公司。马斯克收购推特，则希望将其打造成为美国的“微信”。

【关键词】元宇宙 微信化 高资本运作

一、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与元宇宙概念的推出

2021年10月，Facebook更名为Meta，其高调推广的元宇宙（Metaverse）成为全球热门商业话题，多家科技公司也纷纷投身元宇宙战略，引发新一轮国际舆论、资本投入、科技发展，以及国家战略的博弈。

多年来关于Facebook在传播错误信息、滥用隐私、破坏竞争和破坏民主方面的作用的争议，使其品牌形象一团糟。公司急需要一个新身份转移民众注意。因此，Facebook开始推动“metaverse”（元宇宙），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虚拟世界。根据扎克伯格的说法，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玩游戏、交换加密货币、参加会议。《华盛顿邮报》标题为《Facebook的“元界”如何成为华盛顿的政治战略》文章解释说：“元宇宙已经是一场全面的政治推动”，其目标是让公司“远离社交媒体的争议”，例如隐私、反垄断、内容审核和政治极端主义。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倡议主任Ethan Zuckerman提出Facebook 成为 Meta 有两个简单而明显的原因：首先，其作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品牌因多年的管理不善和不负责任而遭受很多非议。提出新概念转移受众注意，公司将受益。其次，Facebook想拥有从硬件到内容的整个堆栈。收购Oculus（一种VR耳机）后，Facebook寄希望于VR成为未来发展新趋势。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诞生了数家超级独角兽，如目前市值万亿美元的苹果，社交巨头Facebook，超级独角兽Uber，等等。当时投资者以天价估值投资未上市的公司，收入倍数达到了100倍。纳斯达克指数在过去13年中有11年上涨，根据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3328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7倍。

受新冠疫情影响，西方各国为了刺激经济，都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2020年3月下旬，美联储就开始了“不设额度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直到2021年，其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利率一直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对于Facebook这样的科技公司而言，此时获得和使用资金的成本较低，有助于开辟更多新业务、雇佣更多员工，公司业绩和市值也将从中获益。低利率也会直接影响利润的贴现，同样条件下的预期收益将可以对应更高的估值。2021年3月，沙盒游戏平台Roblox将“元宇宙”概念写进招股书，成功登陆纽交所，上市首日市值突破400亿美元，在科技圈和投资圈引发关注。同年9月，Facebook市值破万亿美元，10月随即宣布更名Meta，全部下注元宇宙。至11月，其纳斯达克指数冲上16057.44点，触及历史新高。

Metaverse专家的招募也因此呈现“指数级增长”。Meta全球事务副总裁Nick Clegg和Central Products副总裁Javier Olivan曾称，Meta将在未来五年内在欧盟创造10,000个新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公司还曾宣布将投资5000万美元用于项目和外部研究以推动能够实现元宇宙的物理和数字产品的开发。根据Meta财报显示，在2020年至2021年间，Meta增加了超过27000名员工，截至2021年12月末，该公司员工人数约为7.2万人。

但疫情催生的社交媒体红利很快随着美西方选择放开、经济得到部分缓解后消退。美国从2022年3月以来已经先后进行了7次加息，后半年几次更是每次加息75个基点。大规模、高频次的加息，对于大型科技公司的业绩和市值会产生巨大打击。

以Meta为例，推出元宇宙这样的新业务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在短期内难以获得回报。此前，货币政策宽松，资金使用成本较低，推广元宇宙有大好光景。但当货币政策趋紧后，这些并不能马上实现盈利的赔钱项目就会成为公司的累赘。

据路透社报道，Meta正在为2023年下半年的精简做准备从而应对宏观经济压力和数据隐私对其广告业务的冲击。Meta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也表示，已将其在2022年招聘工程师的目标从最初招聘约10,000名新工程师的计划下调至6,000—7,000名左右，计划削减至少30%。首席产品官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也在公司内部讨论论坛上写道，公司必须“更加严格地确定优先级”和“运营更精简、更谨慎、执行力更好的团队”。

图1 元宇宙概念热度趋势（2014年1月——至今）来源：Google Trends

图2 元界职位在Fcebook更名后开始流行随后下降 来源：Revelio Labs

二、社交媒体主要盈利来源的广告表现疲软

2022年10月26日，Meta公布2022年三季度财报和四季度业绩展望。在整体营收277.14亿美元，较2021年同期下滑4%的情况下，成本和费用支出还大幅上升19%到220.50亿美元，使得Meta前三季度净利率较2021年同期大幅下滑52%到43.95亿美元。

三季报显示，其元宇宙业务部门Reality Labs（现实实验室）在2022年第三季度营收2.85亿美元，与2021年同期的5.58亿美元相比大幅下跌。并且在成本开支方面，Reality Labs加大投资，使得单季亏损达到了创纪录的36.72亿美元，相较2021年三季度单季亏损增加近40%。低营收，高成本，对Facebook已经形成压力。在10月底，脸书的长期股东、对冲基金Altimeter Capital发表了一封致Facebook董事会公开信，呼吁公司削减20%的员工开支，并限制其在元宇宙项目的开支。

而Meta的支柱业务广告，在2022财年第三季度虽然仍贡献总营收的98.27%，但与2021年同期的282.76亿美元相比下降4%，当季单位广告价格下滑18%。Meta将其广告受到影响的原因，归结于苹果公司隐私保护政策调整上。此前Meta的旗舰应用Facebook，一直依赖来自其他应用和网站的数据进行广告精准投放。缺乏追踪数据也意味着Meta很难证明其广告带来了销售转化，从而降低了广告的价值。Meta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表示，这已经成为Meta所面临的一大问题。Meta获得的转化数据“不够详细，时间上也有所延迟”。

除了受宏观经济低迷和广告市场表现疲软影响，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来自同类竞争。TikTok等竞争平台逐渐在年轻互联网用户中占据主导地位，Meta也推出其短视频产品Reels。 Meta将短视频转变描述为“短期逆风”，将Reels视为“发现引擎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广告商变得越来越多，收入也将逐渐增加。首席产品官克里斯·考克斯表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用户花在Reels上的时间逐年翻了一番，用户与Reels的互动可以提供一条提升利润的关键途径，因此尽快增加 Reels中的广告非常重要。

表2 Meta Reality Labs 过去八个季度营收和成本情况

数据来源：Meta公司财报

三、推特的“微信化”转型及美国社交媒体的新出路

经济学家卡罗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在其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曾提出过一个观察：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每两次重大技术革命的间隔基本在五十年左右。她指出，每一次技术革命从发生，到扩散，到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再到红利耗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随着旧技术革命红利的耗尽，继续延续使用其成果的收益就会大幅下降。相比之下，引入全新技术的收益则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技术革命就会诞生。

目前这些大型科技企业都已经进入了这一轮科技革命红利的末期，大型科技公司都在寻找新的出路。除了Meta推出元宇宙，在收购Twitter成功后，马斯克提出“buy Twitter, copy Wechat”（收购Twitter，抄袭微信），希望将推特打造成美式超级应用未来，超出其目前作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实用性，且推特每天活跃用户可以从2亿提高到10亿。

美国企业通过资助研究、政治捐献等方式，一方面持续推动美国政府加强对各类新概念的认知，另一方面也确保他们的声音被政府听到，让政府制定有利于科技公司的新法规。Meta曾表示将在未来两年内向全球投资5000万美元，通过与其他组织、非营利性机构、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进行合作以构建元宇宙。在Meta官网上列出的第三方合作伙伴中包含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纳税人保护联盟等，所有这些合作伙伴都已就“元宇宙”与该公司进行了接触。R Street Institute过去曾从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获得过用于不相关项目的资金，但目前不受Meta的支持。2022年Meta用于游说的超过2000万美元不包括对智囊团和非营利组织的财政支持。推特也不例外，Twitter曾因错误信息的泛滥和选举干预活动的蔓延而受到审查。推特大大增加了游说力度。2015年，在联邦游说上花费了50万美元。2020年游说花费已达到三倍近150万美元。马斯克收购Twitter也意味着马斯克在华盛顿将拥有更加大量游说支出和更重大的政治影响力。

从2017年起，美国舆论界关于对新一代科技巨头发起反垄断行动的呼声连绵不绝。但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推出的八个针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法案仅有两个通过概率较高，这背后不难看出科技公司游说的成果。同时，政客游说科技公司也已成为华盛顿为数不多的两党运动之一。例如，特朗普和拜登竞选团队都曾激烈地游说推特，讨论该平台是否应该将一段特朗普竞选视频标记为被操纵的媒体，该视频断章取义地引用了前副总统的话，暗示他支持特朗普。2022年由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和研究公司Graphika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一项促进美国在海外的外交政策利益运动曾在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运行近5年，在攻击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同时，宣传了美国的观点、价值观和目标。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法哈德·曼朱（Farhad Manjoo) 曾将亚马逊、谷歌、苹果、微软和 Facebook五个大型科技公司称为 “可怕的五巨头”，因为它们的行为、拥有的资金数量以及对社会民主的权力“变得更像政府，而不是公司”。

佐治亚州立大学两位教授Shawn M. Powers 和 Michael Jablonski在著作《真正的网络战争：互联网自由的政治经济学》（The Real Cyber Wa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et Freedom）中将华盛顿和硅谷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描述为“信息产业综合体”。它反映了另一组相互依存的利益，即军工联合体。这种关系使美国科技公司能够影响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但它也造成这些公司对美国政府从经济到政治上的高度依赖。在成功收购Twitter后马斯克在国会山见了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和其他共和党高级立法者，因为新的共和党多数派考虑更彻底地向社交媒体公司施压，要求其反对保守派的偏见。马斯克还会见了约翰.D.波德斯塔 （John D. Podesta） 和米奇·兰德留 （Mitch Landrieu），这两位负责监督拜登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法案实施情况的白宫官员，这对于特斯拉在美国的发展十分重要。

美国大型科技利益集团可对美国政府和国会施压，使其高度关注的一些议题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优先目标，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他们将试图以符合其物质利益的方式主导国外市场并创造国际经济有利于美国的利润和价值。另一方面美国众议院提出众多反垄断法案，科技公司无法脱钩于物理空间，仍受到国家支配。国家甚至有能力迫使甚至谷歌和亚马逊做他们不会做的言论限制事情。追求利润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科技公司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承诺的定义、性质和限度是由美国设定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研究——基于中俄传媒交流的实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AZD052】

作者吴非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研究委员会副会长

作者纪瑶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见习编辑 刘兰若 审读 李诚 审核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