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学会共成长”| 孟建：我与学会四十年

作者系原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复旦大学教授

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博士后流动站站长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迎来了四十华诞。四十年岁月如歌，演绎的是学会的精彩；四十载时光流转，传承的是学会的精神。“我与学会共成长”，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征文主题，怎不让我这位入会四十年的老会员心潮逐浪，感慨万千。

关于学会成立时的那一幕幕，我的前辈、我的同事，都进行了详细追忆，让那段岁月清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四十年前的1983年，由刚刚担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沈嵩生先生等与中国电影家协会主管学术研究工作的罗艺军书记联系，由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家协会并联合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了“首届全国高校电影课教师进修班”。这一个月（7月23日至8月23日）的进修班，赢得了影视教育“黄埔一期”的美名。进修班即将结业之际，正式成立了中国高等院校电影学会（后更名为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沈嵩生、张凤铸被推选为学会召集人，聘任夏衍、陈荒煤、张骏祥、袁文殊四位为名誉会长，聘任丁峤、罗艺军、程季华、钟惦棐为学会顾问。学会成立后，我们所有成员去北太平庄照相馆拍了一张“成立合影”。这张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也是我提供给学会的。

中国高等院校电影学会成立合影1983.8.21摄于北京北太平庄照相馆

1977年，由邓小平提议并批准，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我终于成为了当年高考大军中的一员。我这位在农村、工厂“劳动锻炼”了近十年的初中生（我1966年小学毕业，1967年就随父母去了五七干校，1969年我这位初中也没读的冒牌初中生就进工厂当了一名工人）最终被南京师范大学（当时的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77级大学生。在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我，经历了这个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创新的意识开始萌芽和发展。在大学期间，与绝大多数同学将注意力放在文学领域不同，我选择了将电影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大学三年级我就在国内电影理论权威刊物《电影艺术》等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不仅如此，我还通过不懈努力将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定为了《论电影的节奏》（当时中文系毕业论文都要求写语言文学方面的）。1982年我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暑假我就有幸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国高校电影课教师进修班并成为了中国高校电影学会一名光荣的“创始会员”。

在沈嵩生会长家合影

在张凤铸会长家合影（右为张会长夫人）

一个学会与一项骄人的事业

一、让影视教育：星火燎原，燃遍全国，终成一番大业

几十年来，我所参加的“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可谓不少，但是，像中国高校影视学会这样筚路蓝缕、勇毅前行四十年，让一个学会成就一项骄人事业的，实在是没有碰到过。时隔四十年，再来看当时成立中国高校电影学会，其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在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上，特别是电影教育事业发展上的“创世纪”。通过学会几代领导集体和广大会员四十年的勠力前行，让影视教育星火燎原，燃遍全国，走向世界，终成大业。

中国面向世界的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影视教育，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面对教育革命的浪潮，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实施中国高等院校的影视教育发展战略，已成极为紧迫的课题。四十年前，我们的前辈们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前所未有的勇气，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正是我们的沈嵩生先生，罗艺军先生、张凤铸先生等邀集了德高望重的夏衍先生、陈荒煤先生、钟惦棐先生等，在1983年夏天举办“首届全国高校电影课教师进修班”，并不失时机地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高等院校电影学会。论及此，我在《中国高校影视教育发展战略》（《现代传播》1999年4期）一文中曾这样写到，“纵观中国高等院校影视教育的发展，除去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酿就了教育事业大发展的良好氛围；世界影视教育发展的信息促使中国教育界注目世界等因素外，国家教委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各高校影视教育工作者的自觉与奋斗；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的感召和凝聚诸因素形成的‘合力’，是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教育大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据此，中国高等院校终于结束了全国仅有一所电影学院开设电影课程的局面。

第二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合影（2002）上海

胡智锋教授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中国影视教育发展之思》（《电影艺术》2023年1期）中指出“截至2020年底，中国国内已有1408家高校开设了戏剧与影视学类的相关专业，其中尤其以开设动画、播音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三个专业的院校数量最为突出，以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例，全国开设院校262所，除青海、西藏外，全国其他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均有高校开设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试想，如果没有1983年夏天举办“首届全国高校电影课教师进修班”，如果没有那时成立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高校电影学会，我国的影视教育事业，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的“滞后”，多少的“摸索”，多少的“耽搁”。我们虽然不敢说中国高校影视学会造就了我国影视教育的传奇，但是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为中国影视教育贡献的力量，完全可以用得上“载入中国教育史册”这一评价的。我们今天讲学会的“不忘初心”，就是指学会用电影教育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拓展出一条新路。令人十分欣喜的是，学会在沈嵩生会长、张凤铸会长、胡智锋会长、丁亚平会长四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不断续写着学会的辉煌。

孟建与参加论坛的同学们合影

孟建向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哈登赠送海报

二、让影视学科：从小到大，铸就文化，建设现代文明

“一个学会成就一项骄人的事业”当然集中体现在四十年前点燃了全国电影教育的火种，并使之成为擎天炬火。但是，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四十年来的追求和贡献，远不止此。正是由于学会开创的影视教育事业蔚为大观，才使得我国的影视教育向着形成专门的学科，铸就特有的文化，建设现代文明迈出了历史性的三大步。这三大步，可谓是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的独特力量。

中国高等影视教育以在高校开设电影课程起步，这在当时是符合中国教育特点的。但当中国高等院校影视教育在全国上千所高校全面展开之时，不仅要从影视艺术学科建设来看待其飞速发展，更要从多学科、跨学科的新视野来进行全面阐释。这诚如胡智锋教授所言“中国影视教育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更好地做好学科专业间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在技术融合、媒介融合、文化融合日益深入的今天，开展影视类专业的院校应当充分利用院校自身的特长与优势，积极在学科与专业的融合创新上做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中国影视教育发展之思》，见《电影艺术》2023年1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知中国影视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使之更符合时代要求，从而作用于整个高等教育，作用于社会发展。

与著名评论家钟惦棐先生合影（1987）

与著名电影理论家郑雪来先生合影（1990）

现在人们已很平静地接受了一个以前很难接受的观点：影视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影视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影视作为艺术的范畴。就此而言，影视教育与其说是一种艺术教育，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教育。给影视教育以这样的定位，不但没有丝毫贬低影视教育，相反，却在更高的层面上支持影视艺术教育——因为人的生存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生存方式，艺术则是这种生存方式的反映。处在后工业化，后信息化时代，人们已很自然地在影视文化中生存。尽管影视文化尚不可能作为单一的文化主宰，但其对现代文化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我们所讲的影视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影视文化时代的来临，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产业形态。

即便从以上两方面来阐释影视教育，也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信息的DNA，作为数据的DNA，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 ”。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信息接收方式已正在完成视频化的过程，视频化社会正在兴起。因此，我们的大影视教育概念，最为突出的应当是适应这一巨大变革。显然，这就涉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从文化范式上升到文明形态，是我们影视教育必须关注的全新课题。其间，数字文明将成为最突出的焦点。数字文明，正在现代传播方式的巨大作用下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为我们认识社会、感知生活、体验人生的重要途径。数字文明使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既是一场生产力的伟大变革，也是一场人类交往的伟大革命，同时，这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变革。人类向数字化时代的全面迁徙，是一个时代性的人类课题和不可阻止的人类命运。无论如何，你的身影，甚至是你的身心，都将裹挟到这场伟大的洪流中。

孟建所著、所编的影视艺术、广播电视、视觉文化、数字人文著作

一个学会与一场人生的历练

一、学会场域的浸润与滋养

我虽然在入学前也经历了近十年的农村、工厂“劳动锻炼”，但是，那毕竟一种特有历史时期遭受到的曲折和磨难。我在大学求学的四年，只顾拼命地吮吸知识，与社会的交往是相当有限的。当1983年暑假我赴北京参加首届进修班并参加了学会时，那种喜悦，那种自豪，难以言表。感谢四十年前学会成立时的“制度安排”：由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沈嵩生教授担任首任会长和北京广播学院（那时北京广播学院还未更名）张凤铸教授担任秘书长的学会，一成立就有很高的起点和很大的格局，学会与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央电视台等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为学会发展构筑起了很好的平台。四十年来，我亲身经历了学会的初创、发展、壮大。学会在几任领导集体的努力下，把一个初创时几十人的小学会壮大成为涵盖上千所高校、几千名会员和数十个专委会的国家一级大学会。学会，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为中国影视教育事业发展，也为我们个人专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场域。

孟建的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证（1986）孟建的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员证（1983）

我从40年前加入学会，数年后担任学会理事（那时学会的全部理事才十多个人），到1995年担任学会副会长，再到2001年担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是学会把我从一名普通的会员，培养成国家一级学会的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由于在学会担任了这些职务，我每年都有许多在学会与前辈和同事见面、工作的机会。回首学会40年的发展，首先，是学会有一个很好的领导班子，作为这个班子的班长——几任会长，他们（指当班长的）“钢琴弹得”非常好，把班子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其次，是学会倡导并执行很好的民主作风。在班子中，大家完全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汇聚智慧，齐心协力。再者，是班子中各位的表率作用。大家事事在先，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而且做得更好。这些，都为学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很大的动力。我们第二任老会长张凤铸教授在学会35周年接受采访时用了六个字来概括学会精神，即“团结、学问、推动”，言简意赅，讲得非常好。没有这样的几位好班长，学会要发展到今天是不可能的。

40年前我参加学会的时候，也还只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学会在奖掖后进、甘为人梯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学会前辈们对年轻人的殷切期待、热切关怀都给我很大的鼓舞。学会推选新会长的时候，前辈们极力主张起用年轻人。实践也证明，胡智锋教授来接任会长干得就非常出色。一次，我去老会长张凤铸教授家，他对我说：“青出于蓝胜于蓝，雏凤清于老凤声啊。年轻人可以干得更好。”自己身处这样一个场域，不仅在专业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人生历练、领导才干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难得的机会和锻炼。这些，对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三所大学任教，对我担任系主任、院领导等都有很大的帮助。

二、学会前辈的启迪与教诲

我们学会的前辈们，可称之为在影视方面的名家。他们淡泊宁静、谦逊朴实的学术品格；他们研细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他们大公无私、诲人不倦、高风亮节的大师风范，都给我深深的启迪和教诲。这也是他们留给学会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都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例如第二任会长张凤铸教授，他作为广播电视文艺学科的先驱和奠基人，在广播电视文艺学的理论研究以及广播电视文艺教育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又如副会长黄式宪教授，他之所以成为电影理论研究的大家，是因为他对承担任何一项电影研究课题，对撰写任何一篇电影评论文章，都力求创新，坦露真言。他晚年仍坚持学习英语，高龄之时奔波于世界各地，参加重要的电影论坛和各种影展。

学会当初成立的那些年，学会相当缺乏经费，连学会的年检费都是前辈们自己掏的钱。我还记得八十年代末，学会有次年会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培训班天天要观摩“内参片”（当时只能看VHS录像带）。大家都嫌电视机太少、太小，张凤铸老师突然对我说：“小孟啊，你年轻力气大，你叫几个年轻老师跟我上楼，去我家！”他原先那个塔楼的家我去过好多次。因为他孩子在日本工作，家里有一个日本产进口大电视机。我们就把他家那大电视机抬下来，给大家天天放“内参片”。这样的事啊，比比皆是。在前辈的影响下，我们大家也倾力为学会的发展多做贡献。新世纪元年（2001年）学会决定在北京举办首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但是缺少办会经费，我就设法从常州拉来了一笔不小的赞助，帮助学会顺利举办了首届论坛。2002年学会在上海举办第二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我又从德国阿纳基金会找来了赞助，帮助学会解决了经费紧缺的困难。

孟建与副会长黄式宪先生（中）合影（左一为南京大学祁林教授）

有这样一件事特别令我感动。在隆重举行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年和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的主会场活动结束后，下午会场转移到北京广播学院继续举行，分为艺术与技术两个分会场。下午即将开会时分，沈嵩生会长因积劳成疾，心脏病猝发，由北广的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北广的一位医生沈会长的夫人葛德老师，以及黄式宪教授和我欠身坐在两侧（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救护车），我和黄式宪教授稳稳地扶住担架，目不转睛地望着沈会长的脸庞，一直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施行了紧急抢救，沈会长终于脱险。事后，张凤铸教授对我深情地说：“沈会长就是我们身边最好的榜样啊！”这就是我们学会老一辈的追求！这就是我们学会老一辈的精神！

1995年8月5日下午，学会领导层在北京广播学院与国际影视高校联合会副主席亨瑞·勃瑞特罗斯教授会晤，学会表达了申请加入国际影视高校联合会的意向，得到亨瑞主席的高度认同。亨瑞教授还欣然接受了中国高校影视学会荣誉会员和荣誉理事的证书，成为学会吸纳的第一位外籍知名人士。接待完以后，学会领导一块讨论学会如何进一步做好国际化工作。此时，沈会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学会要走向世界，这个班子里要是有一位会长能用流利的英语来主持国际会议就好了。”这时，张凤铸副会长指着我说：“小孟，你来！”我连忙摆手说“我外语不行呀。”张凤铸副会长立即说：“那你就加把劲嘛！”但是很遗憾，到现在我还是没有达到用外语主持国际会议的水平。

学会领导与国际影视高校联合会副主席亨瑞先生合影

学会的前辈们，和我都是忘年交。和他们在一块，就像一家人一样。无论是到他们家里去，还是在其它任何场合，我都能感受到他们作为知心朋友的友情和亲情。和他们在一块，总感到他们是一个个愿意把心掏出来给大家看的人。这些，对我如何做人，如何处世，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记得我在自己发展过程中有数次“从政”的机会。当我拿不定主意，找张凤铸教授、黄式宪教授等征求意见时，他们都语重心长地说：“孟建啊，虽然你也有当行政领导的潜力和能力，但是，你在专业方面，特别是在影视方面已经有了这么多年的积累，还是在专业上发展吧！即便你去当了行政领导，也千万不要荒废自己的专业！”这些肺腑之言，都成为了我坚定做一名学者的动力。

写到这儿，我蓦地想到了我的第一本自选集《言说的跬步》（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版）。新闻传播界的前辈大师童兵教授在为我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位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从农村到工厂，从工厂到校园，从校园到机关，而后又从机关返回高校的辗转轨迹。但是，他最终把自己经历过的坎坷磨难转化为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尽管童兵教授为我作序难免有溢美之词，但是，我从学会前辈们那里汲取的精神力量、品格风范和专业思想的确太多太多。

一个学会与一位学人的成长

面对“我与学会共成长”这一“命题作文”，尽管“一个学会与一项骄人的事业”与“一个学会与一场人生的历练”都构成了我“四十而不惑”的深切感悟，但是“一个学会与一位学人的成长”却是我最看中的，因为伴随着学会四十年的发展，我毕竟还是成为了一位学者。我自1982年大学毕业，先后在三所大学任教，其间还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电视家协会等部门工作和任职。这样的经历，除去上大学前“十年厄运的历练与磨难”外，也使自己获得了不同寻常的人生阅历。这种人生阅历伴随着学会四十年的发展，也积淀和折射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专业认知”和“专业精神”。这，也是贯穿自己人生成长一条“红线” 。

孟建在第九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优秀论文一等奖（2000年）

一、专业定位：电影艺术的青山咬定

1982年我毕业留校任教，待我提出要开设电影方面的课程时，阻力仍然颇大。我的老师劝诫我说：“小孟，你能留校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在文艺理论等方面基础都很好，为什么偏要去研究电影并开设电影艺术课程呢？在中文系，研究电影还是不入流的。这样下去对你发展没有好处……”对于这些好心的规劝，我当然报以感谢，但是我也努力争辩道“开设影视艺术课程”绝非我个人得失的考虑，这个时代，需要创新，需要拓展，需要将影视艺术作为大学文科教育的一个方面。面对我的执拗，虽然老师们不再多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明白，坚持走这条路，也许会荆棘丛生。正在此时，首届全国高校电影课教师进修班在北京举办了。我不但参加了“进修班”，而且喜出望外地成为了学会的“创始会员”。对我自身而言，这样的机会和感奋，让我从事电影研究的信心和在高校从事电影教育的决心自此无比坚定。拿到了参加“全国进修班” 和“全国专业学会”的“尚方宝剑”，在学校有似乎有了“从影”理直气壮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进修班”，是“学会”，厘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开启并坚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仅仅几年间，我就发表了不少电影方面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八十年代，我在《电影艺术》发表的《新的电影观念和我国当代电影》、《对新时期电影的描述》等学术论文都在电影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当时的政治生态，为发表这些学术论文，还差点连累了当时《电影艺术》杂志的负责人）。

孟建与著名导演张艺谋合影

孟建与著名导演谢晋合影

孟建与著名导演谢铁骊合影

二、专业拓展：影视艺术的联姻合流

当时，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讲授电影艺术课程并从事电影艺术研究，八十年中期，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我离开南京师范大学去了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担任《剧艺百家》（现在的《艺术百家》）杂志的编辑部副主任，接着我又去了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担任了驻会秘书长（曾是当时全国省级电视家协会中最年轻的秘书长）。那时，我国的电视业开始快速发展，我的研究的目光也开始从电影研究转向电视研究，并将二者同时推进。1988年，我应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界、戏剧理论界的著名学者董健教授的盛邀，回到了高校，执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工作。当我重新回到大学校园时，电视事业已经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不久，学校就决定让我去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负责人（后来我出任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的负责人）。基于新闻传播专业建设的要求，也促使我的研究出现了从“电视艺术”到“电视传播”的拓展。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年和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我们的学会也由原来的“中国高等院校电影学会”正式更名为“中国高校电影电视学会”，学会完成了影视的 “联姻”与“合流”，学会的各项工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段时间，我发表了《试论中国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的变革》、《透视大整合中的中国电视业》等诸多学术论文。

孟建与著名演员于洋合影

孟建与著名演员秦怡合影

孟建与著名演员田华合影

三、专业转向：视觉文化的另类视角

进入新的世纪，我的一次短期赴美访学，让我感受到国际上视觉文化的研究正在悄然兴起。我强烈意识到，视觉文化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将会对影视艺术乃至影视传播产生重大的影响。不久，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化：我从南京大学到复旦大学任教了。由于当时复旦大学对于重点引进的学者有个学术上的“优惠政策”，我可以成立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我旋即报请学校并得到批准，正式成立了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由此，“视觉文化”研究便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我于2002年在《现代传播》发表了学术论文《视觉文化传播：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这篇学术论文某种程度上开启了视觉文化传播研究的新领域，成为了引用率很高的一篇论文。2005年我主编的学术著作《图像时代：视觉文化传播的理论诠释》问世。此后，我较多的视觉文化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那些年，我参加学会的活动时，经常会被问及“孟老师，你现在不搞影视了？”我笑着回答：“怎不搞呢，我无非有了些转向，我更多地从视觉文化的视野来关注影视了。”直到现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影视艺术、影视美学等课程还是我一直在开设。我在视觉文化方面的研究转向，绝非追逐社会研究热点的随意“跳跃”，而其间透发着我对“跨科学”研究这一趋势的青睐和追求。

孟建在拍摄影视作品现场和在剪辑机房工作

四、专业整合：数字人文的独到把握

基于数字化的、基于互联网的、基于社交媒体的、基于移动终端的新媒体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伟大革命对影视艺术、视觉文化的冲击和整合也正日益呈现出来。如何关注数字时代的艺术生产？如何关注数字时代的学术生产？如何关注人类发展中出现的数字人文？我面临着专业领域的一次新的挑战。为此，我将研究的视角迅速聚焦在了“数字人文”研究上。在《现代传播》杂志编辑部主任张国涛教授等大力支持下，我从2019年起，连续三年在《现代传播》上发表了《数字人文：媒介驱动的学术生产方式变革》、《数字人文研究：超学科方法论的一种认知与阐释》、《数字人文：中国短视频研究的学术地图与脉络》三篇学术论文，我用“数字人文研究三部曲”的方式，深入探讨了“数字人文”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2020年，我又出版了全面探讨数字人文的著作《数字人文研究》。为与学会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相结合，经我提议在2016年成立了“网络视听专业委员会”，由我兼任该专委会的理事长。我将“网络视听”作为最具成长性和最具竞争力的研究对象加以研究，写出了《网络视听：视听中国的战略认知与阐释》等学术论文。我很早就开始倡导“超学科”的研究方法，且一直认为，“超学科”研究方法不是一般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而是让不同学科在高度综合、汇流激荡后，形成一种临界突破的力量，使学科与学科之间真正地实现化合。“超学科”研究方法的提出，对研究学术生产方式变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算作是自己晚年实现学术“超越”的一种勇气和一种能力吧。

孟建获奖证书（影片《孙文少年行》）

孟建与于蓝（右二）和导演萧锋（左一）等合影

五、参与创作：作为学人的别样体验

如前所述，我八十年代中后期暂时离开了高校，收获了一段难得的业界任职经历，我在担任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负责人期间，积极推动江苏省电视事业的发展，参与了电视连续剧《严凤英》和电视单本剧《秋白之死》两部作品的创作。这两部作品分别获得1988年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长篇电视剧奖和最佳短篇电视剧奖两项殊荣。我还积极参与了江苏电视台电视小说和电视散文的创作，催生了一批优秀电视创新艺术形式的诞生，如改编并拍摄的欧·亨利的《最后一片树叶》、斯蒂芬·茨威格的《看不见的珍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再次回到高校任教后，我也仍然将参与影视创作作为一位学人的别样体验。我与导演萧峰合作，先后参与拍摄了电影《孙文少年行》（我担任艺术顾问和文学编辑，该片荣获了1996年的“金鸡奖”“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以及电视剧《云横天山》（我担任编剧之一）等一些作品。我参与一些影视创作的实践，绝非只是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这与学会鼓励会员去进行艺术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