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骥远

乌蛟腾烈士纪念园。

当看到一座石门上这一行大字的时候，我心中暗自思量：“已经走了一半路程。”

这“路程”指的是从香港北区沙头角石涌凹罗家大屋，到大鹏湾之畔红石门水库之间的道路。八仙岭下的乌蛟腾，恰好在这条路的中间点。

在香港这座喧嚣、繁华的都市，北区本来就属偏远、寂寥的所在。而这条贯穿北区东半部的山路，除了个别行山、越野爱好者偶尔穿行而过，平日里更是人迹罕至。

但是，这绝不是一条寻常的山路。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刘蜀永和爱国团体近年来发起了香港抗战遗址保护、研究计划中，整理出三条香港“抗战文物径”。这贯穿香港北区东半部，绵延20多公里的山间道路，就是其中的第一条，被命名为“沙头角抗战文物径”。

穿越70多年时空，这里正是隶属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港九独立大队抗击敌寇的浴血战场。

从西侧起点，见证了“香港抗日第一家”传奇故事的罗家老屋，到东侧终点，港九独立大队重创日军海上“挺进队”的红石门海岸；从“三三”事件烈士遇难的老龙田，到为保护游击队牺牲10多名村民生命的乌蛟腾。

这是一条传奇的路，这是一条英雄的路。

香江烽火

穿越在历史和现实之中的人往往面临一个尴尬：那些经常出现在历史资料特别是战争史读本中的地名，仿佛当年的仁人志士进退自由、如履平地。当你想去一探究竟的时候，却发现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反倒是交通不甚方便的所在。

“沙头角抗战文物径”就是其一。

史载，1941年12月8日，侵华日军向香港发动进攻，半个多月之后香港沦陷。就在日军进犯香港的当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奉命挺进香港南涌罗屋村，组建人民联防队。这是第一支由香港同胞组成的抗日民兵队伍。

说起来这个地方离今天的深圳地界很近。不过，战争时期游击战士可以从梧桐山“直插”过去，和平年代的我显然是做不到的。

于是，按照反复研究地图软件草拟的攻略，从福田口岸过关，搭乘港铁东铁线，两站之后到达粉岭。走出港铁站，在不远处登上55K小巴。

“鹿颈？”香港55K小巴的司机大佬略带疑惑地问我。

一部分是由于“鹿颈”（Luk Keng）的粤语发音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太难了，另一部分则是因为“鹿颈”这个站，平时似乎很少有人在那里下车。

果然，车子从粉岭开出，一路驶向东北方向。没走出几站，其他乘客陆续下车。大约行车40多分钟，一处偏僻的乡间道路交岔口，司机停下车，“‘鹿颈’（Luk Keng）到咗！”放下我之后，驾驶着空车扬长而去。

下车往左边一看，一块“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标识牌矗立在路边。沿着路标往前走100多米，沙头角公路石涌凹段与鹿颈路的交会处对面，一座青砖碧瓦的中式大宅呈现在眼前。

中间大门上方题写着这座宅子今天的名称——“沙头角抗战纪念馆”。而在谷歌地图上，这里的地名却是“罗家老屋”。

这里，就是被称为“香港抗日第一家”的罗氏家族的老宅。宅子由巴拿马华侨罗奕辉于1930年兴建。该大屋由五间并排相连的房屋组成，面积540多平方米。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早已侵占宝安县的侵华日军越过深圳河，进攻香港，12月25日，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

但是，港九地区抗日星火生生不息。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的方针。活跃在惠州、东莞、宝安（今深圳）一带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奉命奔赴新的战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独立大队应运而生。

12月8日，日军进犯香港当天，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由林冲带领的武工队挺进香港。引导这支队伍进入香港的，就是罗家的“二少爷”，时年16岁的罗汝澄。

罗汝澄生于1921年，读小学时就受进步教师感召，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罗汝澄和哥哥罗雨中、弟弟罗欧锋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5月加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罗汝澄

罗汝澄引导武工队翻越梧桐山进入香港，自己从小长大的罗家老屋，于是成了抗日武装重要的联络点和交通站。

罗家老屋，承载着沙头角华侨世家的百年沧桑，也见证了香港抗日斗争的星火燎原。这座建筑已经在2010年被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评为香港三级历史建筑。2022年，经罗氏族人同意，由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香港广州社团总会将老屋改建为“沙头角抗战纪念馆”，于2022年9月3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香港第一个抗战主题纪念馆，同时也是北区很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血沃山岗

香港北区沙头角一带，正如抗日歌曲《太行山上》的歌词，“山高林又密”，正是适合抗日游击队神出鬼没的地方。武工队进入香港之后，立即向南涌、鹿颈方向，进入深山，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和政权。

离开罗家老屋，我穿过沙头角公路，朝着当年抗日武装前进的方向，沿着鹿颈路一路上山。

时近中午，烈日当头。天气预报显示当天香港最高气温34摄氏度。走上一段，很快就汗如雨下、气喘吁吁了。遥想70多年前，山间甚至连这样的公路也没有的。当年的游击战士且战且走，又要付出多大的辛劳与牺牲呢？

挥汗如雨地走了半个多小时，跟着地图软件的指示拐进乡间小路前行片刻，一个村庄的指示牌出现在眼前——罗屋村。

这里，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武工队在香港第一个落脚点的所在了。

只见村口的指示牌上赫然写着“私人重地，闲人免进”。隔着一条小河涌向里张望，一条看家狼狗警惕地狂叫起来。村子地处偏乡，在久远的战乱年代，自保的习惯早已根深蒂固。

1941年12月8日，武工队翻越梧桐山进入香港地界之后，在罗汝澄的引导下，来到罗家的祖居地罗屋村。彼时罗屋村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今天也不大）。罗汝澄引领武工队进村之后，大哥罗雨中也从城里返回。兄弟二人带头把家里防匪用的步枪、猎枪献出，并且动员本村和临近村庄乡亲，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组织群众自卫武装，不到10天，就组织起了50多人规模的人民联防队（后改组为南鹿联防自卫队），罗雨中担任队长。这是第一支由香港同胞组成的抗日民兵队伍。成立以后，联防队维持地区治安，打击土匪，制衡日军，成为游击队的可靠助力。

抗日武装站稳脚跟之后，沙头角很快成为港九地区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港九独立大队沙头角中队在联防队的配合下，多次主动出击。拔除圆洲仔码头哨所，深入大埔墟枪杀汉奸特务，突袭粉岭龙骨头检查哨，伏击日军宪兵，沉重打击敌寇，特别是1943年11月，抓捕并枪毙勾结日寇、作恶多端的伪沙头角区区长温二，大快人心。

在罗屋村口稍事休息，沿着乡间小路往山里继续前行。又走了20多分钟，身边山林愈发茂密。“大概就是这里了吧？”心中暗想。

“老龙田晏台山”，这个地名在任何地图软件上都没有找到。但是按照事先在地图上研究的结果，它应该就在附近了。在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上，这是一个与流血牺牲密切相关的地名。

1943年3月3日下午，日军出动近百人包围港九大队政训室在沙头角老龙田晏台山的驻地，游击队与其展开激战，多位战士牺牲。这就是港九独立大队历史上惨烈的“三三事件”。曾福、邱国璋、符志光三人在激战中以身殉国；彭泰农、陈冠时、陈坤贤受伤被俘后壮烈牺牲。

地点是不是精确，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梧桐山东南麓，沙头角山林中，抗日战士流血牺牲的战场，又何止这一处呢？烈士们的鲜血与英魂，与苍翠的山岗同在。

英雄村庄

从乡间小路折返，回到鹿颈路。再向东步行20多分钟，就到了这条路上另一个重要的村庄——鹿颈村。

南涌、鹿颈，在地理上和人文上历来同气连枝。

南鹿联防自卫队，顾名思义就是南涌和鹿颈民众的抗日自卫武装。

鹿颈村是新界首个抗日民主乡政权的成立地。1945年初，沙头角地区内南涌、鹿颈共12个村组成南鹿民主联合乡政府，积极配合游击队的工作，建立交通站和情报网，严密监察日本警备队和宪兵队的行动，并且从事采购粮食及添置被服等后勤工作。乡政府的办事处设立在鹿颈村上围村民陈春才的家中。

今天的鹿颈村，一派安逸而幽静的景象。村路边山一排两三层高的民居。楼房新旧参差。一些破旧的砖瓦房，看上去已经没有人居住了。那些长满青苔和爬山虎的一砖一瓦，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沧桑。

当年港九独立大队在沙头角牢牢扎根，挫败日伪军多次残酷扫荡，当地人民群众功不可没。这一路上英雄的村庄、可歌可泣的往事何止一处？最典型的莫过于前方的乌蛟腾村。

地图软件显示，到达乌蛟腾村还有4公里。对于自认为不算四体不勤的我来说，似乎不算什么。但是，地图软件不会告诉你的是，这4公里，从鹿颈村口沿着新娘潭路到往八仙岭郊野公园方向，几乎都是上坡。下午两三点钟，酷热难当。有心打退堂鼓，但是理智告诉我，到了这个荒郊野外的地方，步行到任何地方都是不近的距离。小巴更是班次稀少。走回头路很可能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体力。只好默默给自己打气：继续走！

在滚滚热浪中，迈着沉重的步伐行走一小时十多分钟之后，在新娘潭路和乌蛟腾路交会处，一块路牌宛如荒漠中的甘泉出现在眼前：乌蛟腾村。

沿着路牌指示的方向，转入乌蛟腾路，又步行十多分钟。路边出现了一片错落有致的民居。乌蛟腾，一个在港九抗战中名垂史册的村庄，就在这里。

乌蛟腾村，本名“乌蛟田”，后来取“凤起蛟腾”的吉祥寓意，改为今天的名字。地处八仙岭下、新娘潭畔的村子，在抗战时期是抗日游击队南下香港的必经之地，很快成为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地区的主要抗日根据地。

乌蛟腾是客家村落，与从东江流域转战而来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战士语言相通，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游击队来到村庄，军纪严明，对村民秋毫无犯，还帮助乌蛟腾村建立了农民常备队和抗日自卫队，打击土匪，保护村民。

沙头角日军宪兵部的汉奸“林通译”勾结日军、作恶多端。游击队设计将林通译活捉，交由乌蛟腾村民公审后判处死刑。村民出了一口恶气，对游击队感激不已，抗日爱国热情高涨。有不少村民参与游击队的抗日活动,他们为游击队队员提供食物、收藏军火和安排地方举行重要会议。游击队炸毁亚皆老街第四号铁路桥、深圳附近的草埔铁桥等行动，都有乌蛟腾村民的积极参与。

乌蛟腾村民与游击队的密切联络，引起了日军的怀疑。1942年9月25日，正是当年的中秋佳节。日军数百名官兵包围乌蛟腾地区，逐户搜查，抓来村长李元培和李世藩，要求供出游击队队员下落。两位村长被日军严刑拷打，强行灌水，军马踏腹，宁死不屈。最终，李世藩伤重身亡，用生命保护了游击队员的安全。在抗战中，乌蛟腾村参与游击队而先后为国捐躯者有村民李宪新、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伟文、王官保、王惠英等人。

70多年之后，走在这个村子里，其实与别的香港村落没有什么不同。村口是李氏、刘氏等村中大家族的宗祠，传承着古朴的民风。穿行新旧相间的民居之中，抬头一看，一座旧式建筑的外墙上，清晰可见一尺见方的红五星标志。五星，红色的。这个村子的先人流下过红色的鲜血，这个村子也有一段红色的历史。

浩然正气

“抗日英烈纪念碑”。

距离乌蛟腾村10多分钟路程，新娘潭路和乌蛟腾路交会处，乌蛟腾烈士纪念园巍然矗立。

1951年10月，为纪念抗日英烈，村民自发在乌蛟腾的一处山坡下，建成一座小型烈士纪念碑。村民自定每年农历八月十六日为祭祀日，至今仍然每年举行谒碑仪式。1984年，在旅英“乌蛟腾海外联谊会”支持下，乌蛟腾村村民重修纪念碑。2009年特区政府出资重建并迁至现址。

“纪昔贤满腔热血，念先烈弥世功劳”，纪念园入口处的牌楼两侧，这两句话凝聚着村民对先烈的追思。园内的纪念碑约五米高，“抗日英烈纪念碑”由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亲笔题写。

站在纪念碑旁，隔着新娘潭路望向西边，是满眼苍翠的八仙岭郊野公园，转头向南眺望，新娘潭瀑布的潺潺水声若隐若现。背山面水，正是忠魂安息之所。事实上，以此为中心，方圆十多公里，当年港九独立大队英雄抗敌的旧址不胜枚举。

望向西南方向的横山脚，1942年4月，英军战俘波生吉、比尔斯中尉、怀特中尉及祁德尊中尉获港九大队营救后，在此参加大队部举行的欢迎会。东南方向不远的九担租，曾设有港九大队交通站和税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负责人尹林平曾在此村居住；向东继续行走8公里左右，1944年8月16日，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在红石门附近的黄竹角海面突袭沙头角日军海上“挺进队”，击沉敌船3艘，毙敌25人……

从罗家老屋行走到乌蛟腾烈士纪念园，这条“沙头角抗战文物径”基本上走了一半。这条全长30公里，步行距离10个小时的路径，对我来说显然是难以在这炎热的夏日一次走完的。横山脚、九担租、红石门，这些地图上的名词，只能留待下次去用脚步丈量了。

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港九独立大队肩负起在香港抵抗日本侵略的重任，献出生命的烈士有115名。

那三年零八个月的香港，究竟有多少沧桑、多少血泪、多少牺牲，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寻找、去感动？

在纪念园稍事休息，前往新娘潭中巴站准备回程，回望一眼纪念碑，碑座上那四个大字映入眼帘、直抵心灵——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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