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艺术发展史中对人的记录来探索人类的变化，可以得到关于全人类的概念，艺术由非洲、欧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人共同创造。在史前文明中，动物形象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自古代艺术始，关于人的描绘是艺术家们热衷的题材。这与艺术创造的出发点及目的相关。具有强烈个体色彩的人的描绘，出现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绘画中，真实地描绘对象体现出人对世界的认识与主宰这样的意念。东方艺术中更突出对人的精神的表现，并不以精确细腻的刻画为要义。从过去的图像中了解人，进而了解人的生活，成为一件有意义的趣事。关于具体的人物的认识，可以涉及到很多方面，从饮食起居乃至社会阶层，艺术史家以不同的方法帮助、引领我们进入画面，得到了解，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还原。

艺术作品因生活而形成叙事

如果简单地从儿童认知的角度对艺术所表现过的人类生活进行归纳，大概包括以下的对象和关系：

关于家庭：祖父母、父母、孩子们、兄弟、姐妹、表亲……在家里：在卧室、起居室、浴室、餐桌上、厨房……在花园：浇灌、阅读、采摘果实、演奏音乐……人类的朋友：狗、驴、兔、猫、家雀……农庄里的动物：羊、猪、公牛、母牛和奶牛……野生动物：野兔、乌龟、袋鼠、老虎、马、鸟类……果实：苹果、梨、葡萄、橙、柠檬……自然：色彩、形状、季节、天气……人物：面孔、五官、身体……出行：驾船、乘车、骑马、骑车……劳作：耕种、煮食、建造、教学……游戏：运动、玩具、音乐、绘画……社会活动：节庆、婚礼、葬礼、战争……

对应于社会学的论题，也可以看到人类用图像构建了一整套系统，对生活中的形而上、形而下都进行了提问和解答。这些问题包括：

环境；全球化与社会变迁；城市与城市生活；工作与经济；社会互动与日常生活；生命历程；家庭与亲密关系；健康、疾病与残障；分层与社会阶级；贫困、社会排斥与福利；性别与性；种族、族群性与迁移；宗教；教育；民族、战争与恐怖主义……

以艺术史中任何一类作品为范围，我们都可以得到千万年来人类生活变化的痕迹。许多艺术作品都模仿或再现显示生活中的事物，形成了叙事，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观念。大量历史事件的记录除了依靠文字叙述就是借助图像描绘，关于战争、政权、庆典甚至行刑或者瘟疫。其中日常生活的记录更是视觉作品最为广泛的内容。

图像所形成的美学语境引导着人们的目光

今天我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从报纸的图片和电视、网络的影像中了解各种事件，并且认定这是真实反映的重要途径，因为图像提供了对事件所做判断的相关解释。摄影的普遍性为全球范围内的人们提供了观看事件的可能，不受观者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局限。图像所具有的“凝固时间”的功能是观者都愿意相信的，记录人物是图像最为重要的使命之一。图像的目的不止于记录，这些具体的图像渐渐形成了一种美学的语境，引导人们形成一种目光。当我们研究人类视觉习惯、视觉传统的时候，将它们还原到各自的文化传统当中显得非常必要。艺术作品的趣味反之帮助人们对现实的事物、景象进行判断，伴随着沟通和交流日渐增加，很多趣味跨越时空对人们的视觉选择、好恶形成影响。

过去的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紧密或距离，影响了今天对艺术品的评判。大批量生产的消费品是否能够作为艺术品而留存，是日益显现出其特殊价值的问题。人们今天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产品，从高铁列车到饮料包装，都体现出一定的视觉影响，大众文化的视觉价值衡量，需要与传统不同的体系。大多数接触、使用这些产品的人，都不会主动将它们视作艺术，但在享受独特的材料、造型所带来的视觉感受的时候，审美得到了丰富。将艺术史中已经产生影响的图像进行个性化的使用，成为当代艺术家独有的方式，也出现了很多作品。这些视觉信息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时空，借用、挪用过去的、著名的作品成为当代艺术的创作手段。这样的例子恰好可以证明构筑今天艺术生活的各种元素往往源自过去。

探索周围世界才能达到内心的真实

顺延历史的发展，今天生活中最真实的部分如何进入艺术，就属于一个真命题。若单纯直接地通过理论感知世界、自我和他人，获得的将是一个隔绝的整体；若心甘情愿地按照古人的话语描绘世界、自我和他人，获得的也是一个错误的生活。然而，从生态层面观察，以艺术为名大行其道的不真实方式，比比皆是。

若以城市为观察的单位，我们首先会不断地遭遇发生在各个区域范围内公共艺术的相关讨论。随着社会生活形态的变化发展，在公共空间里出现了不以单纯纪念为目的的大型艺术创作，被归纳为“公共艺术”。大部分的公共艺术并不纯粹指向审美。在进行社会事件讲述的创作中，作为一种类型的“公共艺术”，其立足点始终在于处理社会问题表达对问题的基本态度。相对于其他语言类型，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无疑是最为突出的诉求，个性化与公众接受程度之间，往往形成一个无法避免的博弈。艺术家个体的倾向性对“公共事件”“公共意识”的理解程度不得不形成并行的线索，共同生发完整的艺术力量。

社会问题以时间为序，可以划分为两类：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因此，从逻辑上看，“公共艺术”是重大历史题材的延续和扩展，相当于纪念碑意义的确立。面对历史，我们惯常的逻辑是依循传统的时序线索，将事件分门别类地写进历史书。然而公共艺术的主要诉求在于进入历史，对历史中的当下存在者构成意义，尤其是更为积极的意义。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局限性的存在。

过去，叙事是历史题材最常用的手段。在莫斯科“苏联二战纪念广场”上的群雕，描述受迫害的犹太人步向焚尸炉的场景。被驱赶着走向焚尸炉的犹太人，男女老少骨瘦如柴，彼此搀扶，悲愤交加，群雕的动态、情绪传达出的悲怆，由于观众对历史的了解而强化。观众与历史事件的时间距离渐渐加长，这个叙事性的图像，就意味观众观看的时候要对历史有足够的了解和反思。事件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年轻人对历史的理解、了解和距离是有局限的。有些新型的创作采用了“去叙事性”手段，譬如柏林的“尼姆人和信德人受难纪念碑”，纽约的“911国家纪念馆”都在“去叙事性”方面做到了极致的努力。通过对感受、体验的强调，“去叙事性”的过程，亦即精神火焰燃烧的过程。将之外化，力量感的塑造就成为创作的核心。创作者面对所有生活状态中的真实性，探讨其实质，在自己周围的世界生活和探索，才能够达到内心的真实。艺术家创作出关于周围世界本质的精神图像，方能构建属于这个时代的词语之城。

（作者：樊林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 艺术批评家，策展人）

（原题《聚光灯 | 图像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周围世界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