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性存在，还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不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还镶嵌了可观可感的道德情志。

传统法文化中的人伦规范群都有特定的动物隐喻。《五伦图》中夫妻、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大人伦意蕴都涵摄在五种动物之中：鸳鸯、仙鹤、鹡鸰、凤凰、黄莺。

从发生学角度考察，人伦应当是道德和法律的本源和基座。后世所谓元道德，目标所指，无非是人的行为对人伦社会的秩序价值、情感意义和互动规则。法律所确证的夫妻、亲子、亲属三大关系，无一例外地都与本民族的元道德有着正向的强关联。这些元道德以及衍生的人伦规范不仅有高深系统的理论阐述、规范结构、仪式仪轨，也有通俗形象的物象指称和意义传输。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写的是老翅寒雁，感慨的却是夫妻共命双飞不到头的酸楚爱情。

布迪厄借鉴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和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创建“语言交流经济”理论，主张语言属于社会实践，既不是历史的偶然，更不会政治中立，而是一套象征性的思想统治工具。传统人伦规范中的动物不是单纯的自然群像，而是对法律和道德产生强大影响力的意象群，不仅有着明确的道德指向，还对应着具体的法律强制。

第一，统摄语义。语言作为权力表达的符号系统，其前提是保持文义－修辞－义理的高度统一。自先秦至清末，大雁都是缔结婚约、完成婚仪的最重要媒介；即便后世野生大雁稀少难求，换上了木雁甚至鹅鸭，但互动礼仪仍然称为“奠雁”。大雁为什么成为人类婚姻的见证？这并非来自大雁的自然德性，而是人类以比德的修辞进行道德介入和语义构造的结果：大雁合于阴阳时序、忠于配偶等人为设定的德性被导入夫妻人伦，成为夫妻相守的道义基础：以情相接，适时配合，此乃天道；忠贞不渝，终世相守，此乃人道。以情相接，以义相守，情与义生成了夫妻最重要的人伦规范。这种大雁与人类的价值互通后来通过礼法予以固化，形成了D·布迪教授对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基本命题设定——“法律自然化”。

第二，比附善恶。比德是一种语义修辞，更是一种价值设定，传统法文化通过动物隐喻群比附、检照人类行为的善恶与功孽。比如梟獍即为逆伦的道德贬称：枭为恶鸟，生而食母；獍为恶兽，生而食父。对于此类忘恩负义凶狠恶毒之辈，人人得而诛之。再如麀，本指母鹿，不避交者，被《礼记》斥之为“禽兽无礼”，后来成为乱伦隐喻，人人深以为耻。骆宾王一句“陷吾君于聚麀”，就将武则天钉入乱伦污屏，永世不得翻身。

第三，规范行为。布迪厄认为语言关系就是权力符号关系，是社会群体相互之间的权力转型形式。而在传统中国，人与动物之间的语义关联和价值衔接更为常见。动物是否有反哺机制，科学至今尚难有统一定论。但在人伦经验领域，羊羔跪乳、乌鸦反哺早已成为国人固守的人伦典范和角色规范。一旦违逆，就会堕入梟獍之列，蒙受道德的谇诟，招致法律的严惩。

综上，人伦中的动物隐喻实则是语言对法律道德内核的撷取和修辞，最终臻达文化同构。由是而论，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性存在，还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不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还镶嵌了可观可感的道德情志。

（作者系广州大学教授）

（原标题《人伦规范群中的动物隐喻》）

见习编辑 陈桥魁 审读 韩绍俊 审核 郑蔚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