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课｜从构思、写作到出书，一直处在“灰阑”中写作

《灰阑记》的故事想必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在古今中外的诸多改编版本中，黄子平注意到了一篇似乎并不那么著名的《肥土镇灰阑记》。在西西的这篇作品中，那个任人摆布和撕扯的孩子在“灰阑”中突然要“走出这个白粉圈儿”，开口说话，英明的包大人瞬间变得愚蠢而可笑。黄子平对这个情节击节赞赏，更执着地把它作为自己的书名。之所以不愿取一个更搏人眼球的名字，不是出于自负，大半是因为无奈。黄子平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灰昧昧的年代，何往而非‘灰阑’？”[①]“那么，这本书所讨论的种种，便也可能只是‘灰阑’中发出的微弱声音罢了。”

从构思、写作到出书，作者明白自己一直处在“灰阑”之中，他的写作一如西西的写作，似乎并不能改变什么：“微弱的声音能改变灰阑外的世界、改变公堂上权力者们的意愿吗？或者，能够帮助弱小者挣出灰阑吗？”西西在小说中一次次地鼓励主人公走出灰阑，用“文学”给“新闻”作注的写法也在努力挑战“虚构”与“纪实”之间的界限。在黄子平看来，灰阑中的孩子说话，也是“那些由‘高音喇叭’发布的言辞必不可缺的‘诠注’。”但问题是：“灰阑中弱小者的话语常常轻易地被权力者打发掉了，即使是英勇的‘反注释’，也照样纳入那法力无边的‘大注释圈’中，消失得无声无息。”

《灰阑中的叙述：革命·历史·小说》（增订本）

黄子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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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平不无悲观地预设了自己著述的命运，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叙述，在解读鲁迅《故事新编》的一章中，有一节题为“叙述以反抗‘绝望’”，大概可以视为黄子平的自况：“他比别人都更充分地把这一‘叙述使命’跟个人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从而借此在语言异化和历史困厄的双重危机中，探询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生存的境况。叙述成为静夜中的一种挣扎，成为‘明知前路是坟而仍是走’的写作实践。”“灰阑中的叙述”同样令人感到绝望，但黄子平最终还是赋予其肯定的意义：“灰阑中的叙述是对沉默的征服，是对解释权的争取，是凭借了无数‘参考书目’和人生体验，提出一个基本的质询。”

那么，如何能让“灰阑中的叙述”尽可能地避免被“法力无边的‘大注释圈’”消解？在黄子平看来，鲁迅的写作正是对这个“大注释圈”的反抗。在《补天》中，鲁迅写下了杀到女娲尸体旁自称是“女娲的嫡派”的禁军。黄子平感慨道：“一旦故事的阐释行为被事先编入故事时，后世的故事阐释者便无法逃脱故事对他的永恒嘲讽。作者已死，作者死后已失去对作品的控制，作品却代替他向‘谬托知己’而争正统的阐释者实施报复。盗墓者将冒被墓道中的暗箭射杀的危险。”也许是意识到了这种危险，黄子平对鲁迅的读解显得小心翼翼，这一章更多地是在客观地描述和总结鲁迅的“油滑”“引语叙述”的叙事策略，而少有自己的论断。不过，对于20世纪50—70年代产生的“革命历史小说”，黄子平的论断渐渐多了起来，似乎是因为“在当代政治环境中，这种‘油滑’叙述策略是‘革命历史小说’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的”，所以阐释反而变得“安全”起来。黄子平扎实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在“革命”“历史”“小说”之间纵横驰骋，运用鲁迅式的笔法，将“红色经典”对革命历史的建构和阐释行为一一暴露在读者面前。或则通过细读发现文本的矛盾、杂糅、暧昧之处；或则用作家的创作谈来解构其创作——无论是人物原型和作品形象的巨大差别，还是写作出版经历的数次删改，都对那个年代文学的“真实性”标准提出了根本的质询；或使用西西的“反注释”手法——如洪子诚在代序中引述的伊格尔顿的话，“一个作品与意识形态有关，不是看它说出什么，而是看它没说出什么”，正因为发现了“革命历史小说”改写、遮蔽、删削、简化了本来复杂的历史图景，黄子平才要将它们没有说出的部分一一注出，把文本的缝隙扯得更宽，让读者看到“性”“宗教”“江湖”等范畴与“革命历史小说”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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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平坦言，本书的写作是一次“自我精神治疗”，是“对少年时期就积累的阅读积淀的一次自我清理”，不过这种治疗肯定不是丁玲或陆萍式“治疗”。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革命历史小说”那种不容质疑的权威性和“正典性”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灰阑”，黄子平的“自我精神治疗”，更多包含了从这“灰阑”中突围的渴望。突围有向前和向后两种突法，向前他看到了茅盾等小说大家未能完成的巨著：“或许那些表面上结构完整的文本恰恰向我们自身掩盖了某些重大的不完满，或许20世纪以来那些始终未写完的‘长篇小说’，反而铭记了我们在这天翻地覆的年代里，安身立命的悲剧性挣扎吧？”向后则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莫言为代表的对革命历史小说的颠覆：“‘土匪’从意识形态的兵营反出江湖，一时间遍地英雄下夕烟”，“江湖”的另类生活方式，至今仍在支撑着民间“突围”的想象。黄子平在后记中说自己写这部书的动因之一在于他和钱理群、陈平原一起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把‘新时期文学’（1979年）看成‘五四文学’（1919年）的一个‘螺旋式上升’阶段，有意无意，在这种‘文学史框架’的理解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1949年）被遮蔽了。”《灰阑中的叙述》补齐了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隐含的价值判断仍存在于叙述的字里行间。20世纪50—70年代之前与之后，都被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寄以更高的希望：“而以蔑视和嘲讽正典为旨趣的新的作品，人们会不会期待它们，最终反讽地堂皇进入新的当代文学正典呢？”其实，不管人们是否期待，这一类作品在今天已然“堂皇”地进入了当代文学史，甚至成为“正典”。然而一旦成为“正典”，新一轮的“蔑视和嘲讽”便会接踵而至，只是这“嘲讽”来得并不那么愉快而酣畅淋漓，黄子平注意到：“在20世纪末的中国，科层组织化日益普泛的现代工业社会已俨俨然成形，逸离土地的农民弟兄们要么涌入‘三资’企业成为廉价的劳动大军，要么流窜都市边缘成为‘严打’不绝的‘流氓团伙’（‘黑恶势力’）。……红高梁神话二次坍塌。”解构了20世纪50—70年代神话的那种狂欢式的喧哗，如今又一次被解构，只是解构它的不再是喧哗，而是现实。黄子平指出：“（鲁迅）那一代写作者既参与摧毁了旧的‘宏伟叙事’，从包围他们的碎片与素材中重编新故事的使命，亦别无选择地落到他们肩上。”而今，旧的“宏伟叙事”被再度摧毁，“重编”的“新故事”却也没能像鲁迅那样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境地下站稳脚跟。文学究竟何去何从？置身当代的学人似乎都很难给出一个让多数人都信服的答案。

黄子平终止言说的地方，正是我们生长的年代。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黄子平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史”，而读《灰阑中的叙述》，则让人感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灰阑”。如今，“红色经典”早已不具备压抑性的意识形态权威，对于已经真正成为历史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历史小说”，年轻一代的读者显然已不会有置身其间者那样的紧张感，可以用更轻松、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它们，或许反而能从黄子平视作“灰阑”的作品中，发现并获取元气淋漓的精神资源以突破自己这一代人所置身的“灰阑”，尽管如黄子平所言，这种突破可能只是“在想象中”完成的，“但是这种愿望的存在就已经很重要了”。在我接触到的一些青年学生中，有不少人说自己读《红岩》《青春之歌》时感到热血沸腾。在文学已经边缘化的时代，一部几十年前的小说还能够“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证明它还是有可观的价值和魅力的。对“红色经典”的情感动员方式，黄子平有所分析但简短而零散，其实对于“自我精神治疗”而言，这个问题可能是更重要，也更值得探讨的，毕竟它们在刚刚产生的年代就已经让遍布全国的读者为之激动了。

面对的灰阑不同，但突围的方法是相同的，在“反注释”的叙述之外，黄子平贡献的另一个方法就是“重读”：“或许，倒是因为坝蜿蜒着，碑耸立着，叙述和重读才不得不一再进行……”这句话道出了文学研究者的宿命，却也正是文学研究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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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以下引文均出自本书，不再注出。

（晶报供稿）

编辑 李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