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之城》： 一场“错置”后的复位与重塑之旅

当谈论印裔英语作家时，似乎总离不开“流散”与“错置”两词，无论是早期的纳拉扬、拉伽·拉奥，被称为“移民文学三雄”的奈保尔和鲁西迪，抑或近年在文坛大放异彩的基兰·德赛、裘帕·拉希莉、阿兰达蒂·洛伊等人，对后殖民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对流落他乡的空间与精神“错置”皆是被反复书写的命题。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移民来源国，有超过1700万的印度人生活在海外，其移民“传统”尤其是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向往，自英国殖民时期一直持续至今，是为后殖民时代语境下西方话语权的一种隐形表现。与此同时，地理位移带来的语言、习俗、社会地位与思维习惯的落差，东西方文化在个体身上的混杂碰撞，最终一同指向移民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迷失，也成为以上印裔作家们的集体意识与隐伤。

萨义德将这种复杂的心理意识描述为一连串无法恢复的错置和流离失所，它指涉的不仅是人与物理空间的错置，更指精神空间与整个异乡生存环境无法适配的错置，一种对自我文化身份无法定位的焦虑，具体表现为种种乡愁及对回归、寻根的渴求。那么，在这场离乡的集体“错置”之旅中，却有人逆向而行。青年作家库沙纳瓦跟随父母移民美国多年，大学毕业后放弃美国的工作，选择返回故乡加尔各答生活，在经历一系列对错置进行“复位”的阵痛与突围后，他写下这本具自传色彩的非虚构作品《史诗之城》。

《史诗之城：在加尔各答的街头世界》

（美）库沙那瓦·乔杜里 著

席坤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鼓楼新悦

2020年4月

《史诗之城》的名字很容易令人想起鲁西迪，因为鲁西迪总是形容自己的故乡孟买“像一部超级史诗大片”，在那里历史与神话，魔幻与现实，斑斓与血腥，香料与污秽，南亚次大陆文明的古老荣光与殖民主义的凿印杂糅伴生，难分彼此，就如一部具象化了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库沙纳瓦似是要借此书名告诉我们，同样的形容词放在加尔各答身上也一样合适，但与鲁西迪等一众前辈因离乡所造成的远眺与频频回顾不同，库沙纳瓦的视线坚定地聚焦于当下，引领读者微距地细察加尔各答现在进行时的种种，并因其本人确实的在场令这种观察充满可感可触的说服力与温度。同时他的目光是向前的，相比沉湎历史追忆与苦难控诉，他更愿意思索未来，以年轻人的心胸，知识分子的视野，现代性的话语去探讨如何让“我们齐心协力将碎片化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且凭这股力量推动加尔各答继续前行，以描绘故乡与自我的愿景。

此书获得《纽约时报》等多家知名媒体推荐，入围“斯坦福·杜曼年度旅行书”，被归入旅行丛书其实也无不妥，它虽是库沙纳瓦的归乡记录，但回归实然亦是“重游”，那些被时空设下的错置需要用身心的游历一点点地反拨回来。因而库沙纳瓦选择像陌生人般用脚步去丈量加尔各答的城市脉络，重新审视这片生长在河流和沼泽之间的故土，经历再次的相认与磨合以达至真正的精神复位。他为自己的“重游”设置了两重视觉：一是当地人身份的“自我”视觉，二是离乡多年已然陌生的“他者”视觉；前者代表着印度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后者则隐喻受西方高等学府教育后形成的现代思维。随着他的脚步动线，两重视觉互补互涵地交映出加尔各答的街头声色与人们的生活图景，两者亦时常发生矛盾、争辩，将一位归乡者重新适应的悲喜困顿动态地显影出来，也为读者客观辩证地认识加尔各答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空间。

为了与双线视觉契合，库沙纳瓦采取了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通过历史与当下，回忆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加尔各答和美国新泽西等对立项，让加尔各答繁杂流动的景观在不断的对比碰撞中有序展开，而串连起这一参照体系的坐标是形形色色的人。譬如他写在城东找房子的经历，描写了许多有趣的人物，多是社会底层人士：杂货店老板、香烟摊摊主、鱼贩、无业游民……他们充当着“房屋中介”的角色，但实际上是“消息中介”，街区的房屋租售及很多重要信息都要靠他们口口相传的“关系网”散布流通。这种形式其实是乡土文化中“人情社会与秩序”的一种变体，由此可见加尔各答城市肌底下的传统农业社会烙印。与之对照的是城西的“第五科技园区”，园区里外资企业云集，年轻人们挂着胸卡、用着智能手机，衣着时髦地在玻璃大楼里日夜加班；而不远处就是与新泽西类似的大型购物中心，加尔各答的白领们视在购物中心的肯德基与必胜客里用餐为“精致的小资品味”。城东西两组图景并置充满割裂与戏剧意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印度，即便是与新德里、孟买相比显得保守落后的加尔各答也不免受到各方位冲击，库沙纳瓦对此总结道：“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印度在这里相互对峙着，在同一时空内形成了鲜明却又滑稽的对照。”。

割裂、对峙、落后与混乱是库沙纳瓦回归后的第一印象，加尔各答的种种缺点如遍布街头的垃圾与污水沟般令他无法回避，尤其是腐败的官僚机构，低效的政府执行力，童工，贫困、宗教矛盾等社会问题都与他热爱故乡的感情发生冲突。但就像伽利女神兼具恐怖与可爱的两副面孔那样，这座城市又同时在别的方面对他施以抚慰：烟火缭绕的街头美食，咖啡馆里志趣相投的同侪，贫民窟里的诗人，李维克的电影，热爱文学艺术的城市氛围……还有蕴藉着这一切的人情温暖与民族秉性。库沙纳瓦感到混沌，他不禁苦思、追问—这片印度现代文学和艺术思想的发源地，孟加拉文艺复兴的中心，曾诞生了泰戈尔、特蕾莎修女与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史诗之城如今何以沉默？何以黯淡？

即有追问，就需有挖掘真相的意志与孤勇，库沙纳瓦曾任《政治家报》采访记者的经历起到关键作用，他以类似独立调查记者的身份切入对故乡的深度探索中，给予此书一种兼备事实报道与文学技巧的新新闻主义写作力度。学院街里的诗人和艺术家、运河窝棚区里的贫民、码头上的工人运动领袖、集会上的社会活动人士，皆成为库沙纳瓦的采访对象。这些不同个体的经历共同交织出加尔各答在1947年印度独立前后的诸多历史事件：二战时的大饥荒、印巴分治、60年代工人罢工、农民革命、街头冲突、70年代政治动荡及工业衰退……加尔各答经历了一回回“如飓风袭过般”的毁灭与重建，困于层叠的创伤中并未痊愈，亦对未来茫然不知所措。

库沙纳瓦在走访学院街时，有一段深刻的剖析，他把加尔各答的人们比喻为“温顺的绵羊”，自殖民时代起，英国通过输入西方教育，按“温顺的办公室职员”模式来训练当地人，让他们日以继夜地为大英帝国的商贸事业服务。印度独立解放后，这种只懂服从、“复制”，不懂自主创新的思想模式却在惯性延续，只不过旧日英国贸易公司的职员变成了现今美国互联网企业里的程序员，但加尔各答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被支配与剥削的地位并未改变。作为前英国殖民印度时的首都，殖民的凿印不仅留在这座城市的历史建筑与遗址上，亦刻在集体的潜意识与国际分工决定的经济结构上，它脚步蹒跚地从前殖民时代的苦难中挣脱出来，旋即又面临西方新经济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威胁。

回溯过去注定不易，直面真相难免痛楚，但对自我的重构极为必要，正如库沙纳瓦所言：“作为加尔各答人，我们关于国家、进步以及现代性的信仰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却又不好意思面对关于我们自己曾经的耻辱。似乎自由就意味着要把当年那些有关流离失所和无家可归的回忆眼睁睁地隐藏起来。似乎作为加尔各答人的我们仍然是自我的陌生人，我们脑子里塞满了那些和我们生活无关的种种，而对最本源的真实却视而不见。”。

这场追问与调查并没有使库沙纳瓦再次离乡，反而让他更清晰认知故乡于自己的意义，最终确认身心的完整归属。上文提及他一开始就为自己设置了两重视觉来审视故乡，以上的社会现象揭露可视为他的“他者”视觉，尽管是客观真实的，却不能代表真相的全部；真相的另一部分潜藏在加尔各答浓郁的街头文化，女神节绚烂的史诗色彩，民族传统精神的延续，以及由人群及其动态所构成的城市丰厚内涵中。而这被隐藏的另一部分正是库沙纳瓦第一次离开时所遗落的生命记忆，是他根植在基因里的“印度性”，也正是他自我构建中缺失的至关重要一环。

书中通过“葬礼”“杜尔迦女神节”“父子同游”“夫妻同游”等富象征意义的事件为读者们揭示此种迂回幽深的心理认知，刻画个体与故乡、族群、文化信仰之间的复杂纠葛，当中穿插的人物回忆和对话构出一幅幅精神风景，与城市世俗鲜活的风光互成镜像，纵深了文本的叙事时空。

如葬礼，外婆的离世预示着家庭成员的共同记忆即将消散，目睹海外不能回来送别的亲人们的抱憾，那种情感无法放置的颠沛流离，库沙纳瓦深感留下的意义——“站在一切情绪的中心点”，实在地感知着关乎家与爱的一切。家族的记忆须放在故乡的时空中才能安顿与留存，他因而萌生出一股使命感，自己的留下能为远方的亲人们保留与家乡的最后一点羁绊，此为他的第一次确认。

“父子同游”这段可视为对上述“共同记忆“的进一步论证。库沙纳瓦和父亲重游旧居，父子二人的回忆及旧居的现状如三重宇宙不停交叠碰撞，也像是彼此互文，共同书写出家族三代人的生命轨迹。库沙纳瓦发现三重记忆的聚合将自己一家人重新串联起来，实现精神空间里的“团聚”，再次确认地理、历史空间与心灵归属的紧密关系。

作为此书的点题之章“史诗之城”即“杜尔迦女神节”，则从更宏大的社会场景来印证地理空间、文化空间、集体意识对个体归属的不可或缺作用。杜尔迦女神节既代表着印度传统文化信仰也暗含加尔各答曾被殖民的过往，但随着历史变迁，当初的殖民与宗教色彩业已消失，逐渐演变为一场全民发挥艺术创造力和寄寓美好生活的庆典。库沙纳瓦参与女神节的庆典，经历了“瞬间整座城市都染上了神话史诗般的色彩”的集体记忆，领悟到这座城市强韧的生命修复力，人们因文化传承所缔结的凝聚力。他醉心于故乡这种神性与世俗、传统与现代融和谐美的迷人气质，并因着人们展示出来的团结景象而对未来充满信心。

而末章“夫妻同游”，库沙纳瓦以自己和妻子的视觉来隐喻加尔各答年轻一代对城市的乐观展望，藉着夫妻二人对城市新景象的描述，与旧日对比的变化揭示出加尔各答的重生和复苏。这段场景的描写相当动人，库沙纳瓦以诗性的语言，充满光感与穿透力的笔触让加尔各答街头景象如电影镜头般成像、移动，午后的阳光、街巷和恒河都像镀了金般闪耀，从他的灵魂深处跃上笔尖，寓意着活力和希望将成为这座“史诗之城”的新记忆，并因妻子的相伴让这次的游走有了开创人生新旅途的象征意味。

至此，库沙纳瓦真正达成归乡后的身心“复位”与自我重塑。

总的来说，《史诗之城》属于一部完成度颇高的作品，杂糅自传、新闻纪实、随笔与散文于一身，以多样性的文体风格与文化视阈来观照加尔各答的社会现实，显像印度移民的生存困境，探讨个体精神归属的复杂成因，从而锚定了它的现实主义基调。作者秉承现实主义对人物再现的深度和真实，对社会问题进行尖锐批评，对各种时代议题表达关注，但与传统现实主义又有所区别，文中保留了对主体、自我、精神景象等后现代元素的书写，适当地运用了某些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技法，展示出新世纪“后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趋势。作为新一代的印裔作家，库沙纳瓦站在众多文学前辈大师的肩膀上，对全球化与后殖民时代印裔移民的身份焦虑，社会中多元文化的冲突交融有了新的观察和反思，他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思考结果，以真实经验为语言赋能，再以语言重现一个真实的加尔各答，最终实现个体与文学与现实世界的高度契合，是为兼具社会深度和文学美感的非虚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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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供稿）

编辑 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