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2月9日，第十三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学术研讨会暨全国城市社科院第三十一次院长联席会议在深圳举行，大会主题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玲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院参事、国家文化艺术智库特聘专家王京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深圳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央马工程重大课题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刘洪一教授；深圳市社科院(社科联)党组成员、副院长杨建；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教授陈家喜；武汉市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樊志宏发表主旨演讲，深圳市社科院（社科联）党组书记、院长吴定海主持开幕式。本届学术年会与全国城市社科院第三十一次院长联席会议共同举办，会议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深圳报业集团主办，来自全国30个城市社科院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参会。其中，王京生同志的主旨演讲 《打造中华大地上的城市文明典范》，已在2021年12月10日深圳特区报刊发。

城市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气质，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图为会议现场。

郑永年：

系统总结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作了题为《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的主旨演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一个主题，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的成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前提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农村包围城市。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欧，有它的时代背景、地理背景，所以当时欧洲的革命主要以城市为中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广州等城市为核心进行革命，但是失败了。直到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才开始成功走出第一步。第二，武装斗争。马克思当时肯定巴黎公社的实践，但是鉴于当时欧洲的情况，马克思也提倡议会政治。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必须搞武装斗争，否则很难在现有政治框架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人民战争，统一战线。由此，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成功道路。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了中国的贫穷面貌，使中国富起来了。邓小平同志认为，市场就是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发明，因为之前所理解的计划经济是不要市场的。国家和市场要一起发挥作用，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可以将其总结为三个可持续：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引导。今天我们尽管成功实现了这三个可持续，但是如何往前走，如何通往2035年，如何通往2050年呢？我们仍然需要花大力气，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且需要更彻底、更全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一条主线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史为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是在社会层面，我们还是存在很多认识问题，思想还不够解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区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整套社会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其所提倡的价值的方法，就是目标和工具之间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一套普遍基本原理，但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方法受制于当时的欧洲历史条件。我们必须注意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方法之间的区别。

我们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但是必须找到符合中国现实条件的方法。中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从实践经验层面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实践经验和贡献没有体现在理论和认知上。现在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系统总结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至少在三个重大领域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非常重大。

第一，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贡献。

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宪法》规定的。但是社会上不见得有这样的认知，一些人动不动就妖魔化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思想上没有纠正过来的结果，也是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本本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强调私有制产生的问题，这基于欧洲当时的历史情况。近代欧洲，从法国卢梭开始就认为私有制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社会公平。但在欧洲还出现了“另一个极端”，即强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纯粹的私有制并没有解决问题，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今天面临的各种问题上。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看，纯粹的公有制也是没法解决问题的。

对此，中国有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从一开始就不走极端。中国很早出现的井田制，已经开始考虑把公有制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中国现在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产权制度的最大的贡献，更是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第二，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贡献。

马克思根据当时欧洲的经验认为，国家就是资本的代表和代理人，所以马克思把国家界定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个论断在当时的西方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议会、国会都是资本家和商人。中国不一样，国家政府代表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马克思认为，从长远来讲，消灭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才可以实现社会公平。但是从现实经验来看，在经济领域，只有通过强化国家力量才能实现社会公平。马克思说国家是资本的代表，所以国家越强，社会越不公平。中国刚好相反，国家越强，社会越公平，因为国家政府有能力调节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过去40年发展的经验来看，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之间的正向关联证据是非常充分的。

第三，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贡献。

在革命时代，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正确的，因为革命往往意味着一个阶级反对另外一个阶级，但是，在和平时代，没有一个政党会搞阶级斗争。在和平时代，任何政党的目标在于阶级调和，化解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实际上做到了。这么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利益走向多元化，社会利益也走向多元化。借助我们的制度优势，人大系统、政协系统等，中国共产党在体制内能够协调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而西方却陷入了阶级斗争。

展望未来，共同富裕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也是马克思主义要实现的目标，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深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要把深圳故事讲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故事讲好。

刘洪一：

以文明通鉴走向人类普惠新文明

深圳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央马工程重大课题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刘洪一作了题为《变局下的文明通鉴》的主旨演讲。他从文明进程的临界状态、文明通鉴的底层逻辑、文明通鉴的路径目标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文明进程的临界状态。从文明史、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当下的文明进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临界状态。

首先是轴心时代后的思想分离。轴心时代被称为“历史最为深刻的转折点”，几个重要特点影响深远，一是并时性：人类文明的几大思想根基同时出现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的这段时期；二是多发性：在中国、印度、波斯、希腊、希伯来等地区的思想基原同时并发，相互之间没有联系；三是基质性：多发性的不同思想构制了不同文化的精神基础、思维方式，并影响和规制了不同文明的体系模型和形态演变；四是多向性：多种初始性的思想基原形成了多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历经两千多年的流变演化，当下世界业已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偏执和价值背离。

其次是科技发展与人类心智之间形成的失衡与偏斜。一方面科技车轮以几何等级加速飞转，特别是人工智能、基因技术以及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广泛应用，将彻底改变人类既有的生产模式和生活形态；另一方面人类的心性心智却出现了某些停滞、倒退、躺平等现象，科技进步与人性心智两个轮子发生严重的偏斜失衡。

三是科学与自然哲学的最新发展，颠覆了千年以来的经典定理，爱因斯坦时空弯曲理论，以及量子纠缠、非定域与叠加态理论等的出现，都对传统的科学理论与自然哲学提出重大挑战。

四是海量信息（能量）的聚合与骤变。海量化的数据信息及其能量前所未有地涌现、聚合与骤变，无论是物理世界还是人事社会，既有的逻辑、秩序都在发生快速叠变。物理世界为适应这一变化不断推出新算法、新工具，比如云计算、边缘计算等，而人文思想的认知显然跟不上变化的要求，以传统的学科体制和认知模型、思想范式来应对瞬息骤变、多重叠变的世界，工具的失效失能是不可避免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场极其深刻的变局，体现出历史与世界的整体性、自然与人文科技的叠加态、偶性动因及蝴蝶效应的不确定性等特征。

第二，文明通鉴的底层逻辑。要应对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融通至关重要。遗憾的是，长期以来“鸡对鸭讲”的思想隔绝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以文明的整体观，从文明秩序的根基出发，发掘文明通鉴的底层逻辑，应是克服地缘文明论偏斜，集合人类共同智慧、构建有效认知共同体的基础和关键。

无论是古代东西方哲学的本原论还是各种造物论乃至近现代的科学论，虽然对宇宙的创生作出了诸多截然不同的解说，但从自然与理性的原则看，毫无例外的都是以混沌作为前世界的原始性假定和超自然、超逻辑预设，以对混沌的界分突破也就是差异与秩序的生成来开启世界万物，所以界限、差异及其秩序的生成是宇宙创生的关键。可以说，界限与差异是文明存在的本体论——文明永远是差异化的存在；而界限与差异的秩序化则是文明的过程论——差异秩序的构制是文明演进的永恒主题。应从文明秩序的开端处和逻辑起点出发，以界分差异的辩证法为基轴，建构一个辐辏会通、圆融循环的认知机制与综合世界观，走出“鸡对鸭讲”的困境与尴尬。

第三，文明通鉴的路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时代性的大命题，要解说好这个大命题，两个问题格外重要：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路径在哪里？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是什么？

建立一种思想的通约是文明通鉴也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路径。文明的差异本质上是人的差异，人的差异尤以价值观与思想方式的分离对立最具本质性。思想通约是不同思想之间的互通契约，也是差异价值的缓冲机制。从思想认知的根基出发，从东西方思想的根本会通处出发，不同思想之间可以建立起共通的认知基准和公理公约，以差异及其统一的尺度联合建构起人类的思想树。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序列中，当下到了需要华夏智慧和东方思想承担更多螺旋负载的时候了。在西方科学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一路高歌、狂飙突进的情势下，儒家的人文观、道家的节制观，以及华夏传统中的天下情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等思想，对世界的未来有着非常重要的纠偏制衡意义。

文明通鉴的根本目标是构建人类普惠新文明，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指向。轴心时代以降，由于思想认知的多向性而导致人类价值的分裂分离，并构制了一种自惠文明的世界景观，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在史无前例的挑战与机遇面前，需要一场深刻的精神进化，明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文化理据，才有可能从既往的自惠文明走入命运共同体下的人类普惠新文明。

21世纪既非西方的世纪，亦非东方的世纪，而是全人类的世纪，是考验人类的智慧、胸襟、节制和善意的关键世纪，因为人类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杨建：

以文化创新发展推动城市文化软实力跃升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建作了题为《文化软实力跃升与城市创新实践》的主旨演讲，他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就提升文化软实力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软实力作为基础性和可持续性发展力量的根本属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央的全球叙事能力是建立在城市现代化建设基础之上的，核心要义是提升中心城市的软实力和话语权，坚持走好我们自主开辟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深圳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成长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深圳一直重视文化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在文化价值引领、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创造、文化科技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效，为改善市民社会文化生活建立了良好基础。当前，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深圳的全球叙事能力，完善城市话语建构，提升城市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打造鲜明独特的、具有创造活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城市文化形象。对标国际一线城市发展标准，深圳要立足本土传统、培养国际视野，站在代表中国参与世界城市竞争、参与世界城市对话的视角，充分彰显中华文化价值的人类文明新理念，开展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和示范性的文化创新实践，推动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其一，通过提升文化治理水平，培育有温度的软实力。良好的城市文化治理，首先体现为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建构。可持续的现代化文化治理，离不开稳定且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与保障。其次，培育和传承城市人文精神。城市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气质，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深刻影响着城市居民的心理和行为，决定了城市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气度。

其二，通过完善文化创新链，打造有竞争力的软实力。有力量的文化软实力离不开雄厚的物质基础，没有快速且有质量的经济发展，就没有足够有说服力的文化话语权力。应当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创造价值。深圳的创意设计、数字文化、时尚文化等优势产业均可作为城市核心文化产业，发挥它们在进一步优化深圳文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参与国际竞争中的作用。

其三，通过建设现代文化地标，提升可识别的软实力。文化地标作为城市的特别“记忆符号”，不仅是彰显城市文化特质的城市文化形象标识，而且是全体市民的集体文化记忆、文化认同的载体。首先，需要打造具有丰富文化功能的“文化地标”“城市会客厅”，准确鲜明地展现城市文化的核心气质和精神，为城市未来前进指明方向。其次，文化活动是城市最具活力的传播窗口。要打造多层次国际、国内文化创意节庆、赛事，促进文化产品的引进和输出。与此同时，还要充分考虑每一个市民的文化需要，营建和拓展更具烟火气、有特色、有个性的日常生活公共文化空间。

其四，通过塑造城市精神气质，厚植深具魅力的软实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从“95后”人才吸引力指数看，深圳位列全国第二。深圳的人口结构一直保持非常年轻，如此强的吸引力跟这座城市的创业精神、积极主动和敢闯敢试的冒险精神密切相关。因此，深圳在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方面需要有更多作为，一个更趋平等、机会多元的城市往往更具魅力和吸引力。

未来，深圳应发挥自身优势，秉持系统思维，统筹配置各类文化资源，以文化创新发展进一步推动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跃升。

陈家喜：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特点

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教授陈家喜作了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视域下的先行示范区建设》 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主动式的现代化，它不是被动的，跟西方工业化、城市化是截然不同的路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陈家喜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有两个特点。一是递阶式的现代化特点。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连一台拖拉机都造不出来，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把现代化定义为工业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使命。1959年底，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第一次对“四个现代化”作出完整表述。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通过国民经济翻番地增长，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五大在“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两步走”战略安排。今年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始向第二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当中有两步，一是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二是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进行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可以看到递阶式现代化有一个特点，它的认识和规划是不断调整的。

二是渐进式的现代化特点。从策略层面，我们党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采取“试点先行—局部推广—全面实施”的策略。率先选择一些地区进行局部试点，再进行小范围的推广，再到全国全面铺开。这是具体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策略选择，概括为“渐进式的现代化”。这样一个现代化在实践当中也可以看到，过去40年推进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个鲜明特点。先从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到整个农村改革，从农村改革再延伸城市改革。从经济领域改革延伸到行政领域改革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从深圳等经济特区创设，到浦东的开发开放，再到沿海沿江的开放，再到自贸区建设的过程，体现了渐进式现代化的特点。

新时代以来我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当中仍然延续一条渐进式现代化路径。党中央对于深圳更为关注，更为厚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大部署落户深圳，从粤港澳大湾区到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前海扩容等中央密集地向深圳授权。这个过程当中深圳担当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第一艘“冲锋舟”，定位非常鲜明。如何理解深圳肩负着的重要使命？

一是中国在新时代推进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新的试验田。

二是在速率上先行一步。深圳在2025年，“十四五”时期末要提前全国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城市范例，提前全国15年实现全面实现现代化；2050年建成全球标杆城市。

三是内涵上全面释放。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恰恰对应社会主义强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

四是核心上制度创新。未来深圳在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的成果。

樊志宏：

准确理解安全与发展关系

武汉市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樊志宏作了题为《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超大城市发展和安全治理》的主旨演讲，他讲道：“经历此次疫情之后，我们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个重要指示有了切身的认识和体会。”樊志宏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超大城市安全治理的三个问题展开演讲。

第一，安全的本质属性。城市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对于复杂适应系统一般认为有两个主要的基本特征。一是复杂适应系统是由很多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有自组织的自适应行为。二是作为整体的非线性。

基于这两个特征，城市的安全也有相对应的两个性质。一是确定性。安全对应风险，安全和风险是概率问题。实际上，系统的风险就来源于系统的每个个体的自适应行为，安全治理的对象就是针对系统的每个个体自适应行为的治理行为，目的就是要让每个个体的自适应行为限定在一个合理的安全区间内。二是非线性。城市规模增长一倍，城市总产出、人均产出、创新创意企业数、经济个体，以及负面的污染、风险，等等，会呈现成倍的增长幅度。因此，对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要树立总体安全观”的指示，要从这个层面进行理解。

第二，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基于系统安全以上的两个属性，可以推导出安全和发展在一个系统内有两种关系。一是相互替代关系。安全治理的对象是风险，风险是一个概率问题，存在不确定性。发展的前提是机遇，机遇也有不确定性。因此，追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实际上是在追求一个安全和发展的最优动态均衡。

二是同步演化关系。发展的过程中提出新的安全治理要求，同时发展又提供新技术，有能力形成安全治理新的体系和新的能力。 每一轮科技产业变革都是在打破原有的安全和发展的动态均衡过程中逐渐走向新的均衡，新的均衡再被新的技术打破。最为典型的是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如今。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经济长周期来看，以信息文明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变革，带来了新一轮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升维的内在动力和本质需求。

第三，超大城市的安全治理。 一是安全治理的体系。城市作为人类文明源发文明的三大标志之一，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安全治理、安全防卫的功能，安全有两个属性：确定性、非线性，在构建城市安全体系也要注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有机协同。

二是安全治理的空间。安全空间是安全治理的基础保证。要实现安全治理最优动态均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抓住经济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也需要抓住城市系统内部的关键节点，这些关键节点在系统中的功能和作用远超其他节点。

在安全治理空间重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在信息时代条件下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问题。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安全治理空间已经由工业文明时期的“三维空间＋时间”进化到更高维的空间，进入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未来的安全治理体系应该是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综合。

三是安全治理的价值。有必要将安全治理价值贡献进行量化的度量，因为所有安全治理行为、治理体系建设、治理行为实施都要消耗资源，都要进行一定投入。这个投入能不能带来更高效的产出，如何寻求安全和发展的最优动态均衡，需要量化指标的一个度量。我们要避免陷入过度追求安全的发展状态，因为那样就会约束发展的机遇。

（原标题《推进文化强市建设 ——第十三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学术研讨会专家观点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