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晨昏线》，抵达《万里云天》——一部航空人的“定位”之作

在既定的时代境遇中，如何从现实的中国经验出发，书写出独特的中国气派，这是当代作家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忖考量着的重大问题。在此前提下，有的人执着于叩问某种“真相”，在历史和现实接踵的罅隙间，构建宏大深邃的革命叙述与民族寓言；有的人偏好于描摹现实，通过日常生活的局部书写，揭示世俗烟火的庸常化特征以及在此之中的人生百态；有的人热衷于形而上的哲学思索……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人，他们深耕于各自所属的领域，将对某一行业的深挚热爱与深切观察，转化为深刻且具有持续创造力的精神资源，用一支书写行业内世态人情的笔，勾勒出时代发展巨幕下的细部与侧影……詹东新的航空文学创作即为这一类的典型代表。

《晨昏线》

詹东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年9月

谈及《万里云天》之前，让我们暂且将视线前移，定格在詹东新的上一本著作——《晨昏线》上。这是一部航空题材的长篇小说，以主人公安建军跌宕起伏的前半生为切入点，多维度地描绘了中国航空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和沧桑巨变，堪称“一部《晨昏线》，半部航空史”。《晨昏线》的构思是典型的人物托起历史，尽管其中不乏像安建军、鱼旺大队长、王机长这样的血肉丰满、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但究其本质而言，它仍是一部重在写史，而非立传的作品。如此一来，在《晨昏线》的写作过程中，詹东新便或自觉或无意地搁置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航空业风云激荡的半个世纪里，破空穿云的飞行员虽最具英雄色彩，然而放眼整个行业来说终究只是少数，对于那些占据了绝大多数比例，默默伫立于其余各个岗位的“无名”工作者们，在偌大个航空史书写中，他们应当被放在怎样的位置呢？或者说，该以何种姿态书写这个“无名”却又广大的群体？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万里云天》诞生了。

《万里云天》

詹东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首先是一部典型的报告文学作品，真实是其首要特征。如前人所论，艺术之美，是一种被反映出来的美，而它的根源，就存在于现实之中。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走出来的文学”（黄传会语），讲究是七分采访外加三分书写，文字之外的功夫更费力道。作为一名“率真的现实主义者”，詹东新深谙这一原则并且自始至终恪守执行着，他用脚丈量，用眼观察，用心写作，通过对航空领域不同群体的深度走访，在作品中对事件和人物的原貌，进行了最大程度地保留与还原。

因此，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不管是ARJ21支线机、C919大飞机的飞天历程，还是构成机体的每一个细微零部件的制作，围绕在其中的个人无论身处何职，所行何事，他们的形象都是丰满细腻且令人动容的，譬如为工作疲于奔波的总设计师吴光辉、手把手教徒的商飞名匠胡双钱、“一生都累”的老观察员钱进等。

这种丰满不仅源自于对客观对象的真实还原和语言表达的生动形象，同时得益于作者在适宜时机适度的抒情导入。詹东新对此曾做出过解释，“我从业之根在航空，在此浸润三十余年，有缘结识了不少踩在行业浪尖的飞行员、乘务员、管制员、机务员、气象员、情报员、安检员……我被他们深深触动，被他们反复感动，这是我写作的心灵基础，缺少心灵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正是在这种“浸润”与“结识”的交互作用中所产生的心灵共通，给了詹东新坚守写实阵地的勇气与毅力，这或许也遥相呼应了刘勰所说的“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一个作家必须使他的艺术给人以自然的印象，而不是矫揉造作，如此才能真正地打动读者。换言之，在作品真实的背后，隐藏着的，必定是作者的真诚。

报告文学作家普遍重视作品对于人物的再现，这不只是作品主题表现的一种手段、一种载体，而且也是作品叙事的中心和本体（丁晓原语）。沿此思路，换个角度来看，将《万里云天》视为经过匠心整合后的人物传记，或也无妨。但不得不注意的是，对于书中人物，作者并非进行毫无顾忌的全景式描写，而是在已获得的叙事内容的基础上，围绕主要事件，抓取主要特征，有所取舍地进行书写，这也是由报告文学非虚构的文体性质决定的。譬如对于王牌飞行员赵志强，作者在对其生平进行简要概述后，以“失速哥”的戏谑外号为切口，深入刻画了赵志强“刀尖起舞”的强硬心理素质，而对于北极试航人樊儒，作者则尽可能地再现了极地探索的紧张场景，字里行间的描绘充满了画面感，时刻紧扣着读者心弦。

在《万里云天》中，詹东新以一种颇具人文关怀的开拓性视野，跳脱出了“为帝王立传”的传统沿袭，而将书写对象尽可能地扩散到了航空领域中每一个默默耕耘着的岗位。在其对中心人物无意间“解构”的同时，横亘在读者与人物之间的那层无形的壁垒被打碎了，形形色色的“无名”航空人们渐渐露出了自己的身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我们可以看到，在《万里云天》中依次亮相的诸多人物，不仅有平素便赫然于大众视野中的设计师、飞行员、试航员等，更多的是数之不尽的幕后工作者们：塔台上的管制员、观测站的气象员、管理科的“驱鸟人”、安检部的影像员、灯光师……通过视点下沉，这些往日被“遮蔽”着的群体在恢弘的航空文学中得以被书写，更深层次里，彰显的正是一种朴素真挚且气度不凡的人文情感。

在先前的记者会上，詹东新曾说，“《晨昏线》中，有航空业之光、现代主义之光、时代之光，但最终归结于人性之光”，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万里云天》上。倘若说《晨昏线》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英雄史诗，那《万里云天》即是一部平淡温馨的平民传记。这部平民传记的立足点虽是航天领域，但其实写的同样是你，是我，是他，它就像是一首用心谱成的歌谣，欢快亦不失深沉，在随风飘扬的过程中，悄然致敬了每一个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着的人们。

詹东新还曾说过一句话，“写实是沉重的背负”，我于此心有戚戚焉。写实意味着写作者必须要将自己全然交付出去，以一种近乎纯粹的心理状态来容纳他者的生命状态，喜他人之所喜，悲他人之所悲，在情感的强烈碰撞中，赤手触摸现实本身的炎凉。这种浑融一体的交互关系，正是为作品赋予“心灵”与“灵魂”的根源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也决定了写实主义者们的“悲怆”宿命。

到此，便回答了本文最开始提及的那个问题，在偌大个航空史书写中，通过《万里云天》，詹东新为万千“无名”的工作者们确定（或是建立）了他们的专属位置。

作者：付琪瑞(上海大学）

编辑 陈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