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近高考。近些年来，每逢高考前后，总有一些励志“鸡汤”在网络上流传，今年也不例外。记得网上曾有一个饱受炮轰的视频，某励志专家到一小学做感恩演讲，他声嘶力竭的夸张叫喊与台下数千小学生的哭声交织在一起，使演讲像极了一场传销晨会。比较起来，网络上的一些高考励志“鸡汤”也透着类似的荒谬意味，带着某种程度上的反智主义。

试举一例。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这么说的：“其实文凭不过是一张火车票，清华北大是软卧，本科是硬卧，专科是硬座，民办的站票，成教的厕所挤着。火车到站，都下车找工作才发现：老板并不太关心你是怎么来的，只关心你会做什么。”

乍看之下有几分道理。没错，不管你是考上了清华，还是普通高校乃至各种各样的民办“野鸡学校”，都将面临毕业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那一刻。但是，除了这种唯一“交集”外，或者说，除了时间这趟列车会准点到站外，相信这个段子的作者也不至于天真地认为，他们拿着不同的火车票，会上的是同一趟车吧？

既然上的是不同的车，便会领略沿途不同的风景，经历不同的成长。虽然，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逆袭”的人生故事，一纸文凭也确实不能说明一切，但坚硬的现实是，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凭作为敲门砖，连一些行业或者职位的门槛都摸不到。君不见，某些公司招聘，指明要求应聘者毕业于985或者211高校吗？所谓“老板并不太关心你是怎么来的”，明显就是一种自欺欺人。

曾经读到一篇文章，亲历者谈名校与普通高校的区别。里面写到，除了资源、人脉等次要的区别外，两者最重要的不同是氛围与气质。

在名校，努力几乎是每个人的标签，教室里永远人满为患，图书馆门口在开馆半小时前就已排成了长队，实验室经常在深夜里还灯火通明。切换到一些普通高校，则会呈现另外的画风，你会看到很多光着膀子彻夜打游戏的男生，沉迷肥皂剧、喜欢打扮自己的女生，他们中很多人不思进取，自甘堕落，过着如同退休老人的生活……虽然，这两种景象不能绝对来看，名校也有学渣，反之亦然，但从概率上说是成立的。对后一种现象，连人民日报都曾恨铁不成钢地这样猛批：沉睡中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

励志本身没错，但还是要讲点逻辑。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上名校并不等于拿到成功的入场券，这没有错，但如果由此抹杀或者不敢正视名校的价值，就类似于说谎，反而见出了骨子里的虚弱，用“励志”的方式表达了另一种不自信。

相比之下，另一碗“鸡汤”则看起来更“高级”些。这几天微信朋友圈又开始流传两份名单，第一份名单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稃堂，干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第二份名单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前者全是清代状元，后者全是清代落第考生。将这两份名单放在一起，意思当然也就很明显了。

但我还是要说，第一，且不说历史上不少名人都有状元头衔，如王维、柳公权、文天祥等，就清代而言，两为帝师、促成“戊戌变法”的翁同龢，唯一出使过东欧国家的外交使臣洪钧，被誉为“中国之大教育家、大实业家”的张謇，都是当时的状元郎，可见状元并非全是平庸之辈。

第二，科举考试录取率极低，落榜生占据了庞大的人口基数，从中产生各类杰出人才不足为怪。古代科考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前三试又称童生试，通过童生试的考生就是秀才，才算是走到了功名路的起点。以科举考试最为成熟的明代为例，童生试的通过率大概在10%上下，比今天的一本录取率只低不高。

乡试是科举道路上另一道分水岭，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10%之间波动，举人可以参加三年一度在京城举办的会试，中者称之为进士，而会试录取率平均下来在10%~20%之间。会试之后，则是天子亲自主持的殿试。这样的淘汰率，跟高考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第三，从概率上讲，已经有研究表明，在我国古代，总体上看，科甲出身的官员比纳捐或战功等途径晋身的官员，无论是能力还是品质都相对要高。正因为如此，清代对捐纳入仕的官员设置了任职限制，如不得在吏部、礼部任职，也就是说，花钱买官者，不能再获得可以卖官的权力，也不能在关系国家礼仪的清流衙门任职。

类比当下，大致而言，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官员，其官声也比花钱买文凭的官员为佳。仅就职业前景来说，很多人津津乐道于“高考状元今安在”，有机构对恢复高考以来所产生的“状元”进行了一项跟踪调查，发现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中并没有他们的身影，“考场状元”尚未成为“职场状元”。这样的结论往往被人放大，但另外一项结论却有意无意地被人忽略了，那就是，他们在各自领域大体上保持了一流专业水准，虽佼佼者不多，平庸落魄者亦不多见。

2014年的《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高考状元进入大学之后，基本上都是大学校园中的佼佼者。本科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的状元比较少，大部分的状元本科毕业时选择继续在国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另有一部分状元则选择出国留学深造。在统计到的350多名状元中，可统计到职业状况的有130多人，其中约有40%选择出国留学深造或定居海外——也就是说，很多高考状元不为人知，并不是因为他们成为了庸才，而是他们已经走向了平庸的我们的视线之外。

进一步说，无论是北大陆步轩卖猪肉，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女生伍继红毕业后屡屡求职无果，最终沦为赤贫，以低保维持生计，这样的极端案例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他们顶着名校的光环，这其实也反证了人们的名校情结。

这样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机会四通八达，一考定终身已成为过去。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反智的方式，熬制一些酸味十足的“鸡汤”，不经意间滑入了“读书无用论”的窠臼。

（晶报供稿）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