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供稿信,一段岁月情。
4月29日,著名作家陈忠实在西安西京医院病逝,享年74岁。
陈忠实去世之后,他的代表作《白鹿原》再度被人们热议和审视。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如何解读《白鹿原》这部“三秦大地农民的史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
不过,作者陈忠实,暗藏了一把打开《白鹿原》的“金钥匙”。
这把“金钥匙”,就在1994年陈忠实给深圳一家报社的一封“供稿信”里。
这封信里,陈忠实提出了他的一些重要的文学观点,如对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的看法,对《白鹿原》中黑娃这个典型人物的认识,对各民族作家塑造人物的相通之处,对重要作家的崇拜要尽快走出被崇拜者的阴影,走自己的路,“去开拓只能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去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他认为,“重复别人是作家的悲哀,重复自己则是缺乏艺术创作勇气的表现,更悲哀。”
当年,由于种种原因,这封信并未见诸报端,尘封了22年。
如今,斯人已逝,重新阅读这封珍贵的“供稿信”,可谓是重读《白鹿原》,缅怀陈忠实的一把“金钥匙”。用它开启《白鹿原》,会有不一样的精彩。
说起这封“供稿信”,就不得不提及深圳报业集团的退休干部、高级编辑祁念曾。
陕西人祁念曾早年曾在陕西教育学院任教,20多年前,他给陈忠实邮寄了一本自己参与编写的教材《新时期文学》,没想到不久之后,竟然接到了陈忠实本人打来的感谢电话,两人从此启航了长达20多年的“友谊巨轮”。
“我至今还记得陈忠实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他说,收到你的书了,美得很,有时间到作协来玩。”祁念曾说,“当时陈忠实浑厚、质朴的’秦腔’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20多年的交往里,让祁念曾印象最深的并非陈忠实的作品,而是他多年来一成不变的“农民般的质朴”。
“曾经办一份刊物,我找他题字,很爽朗地就给写了。不提任何要求。”祁念曾说,“他反复强调,他是农民的孩子。纵然后来高居中国作协副主席之职,他亦然是开口秦腔,并不以文化人自居。”
祁念曾还回忆说,陈忠实写《白鹿原》时,就在呆在他自己的农村老家,一呆就呆了6年。“他一般早上7、8点开始写,到下午4、5点,吃完晚饭之后,他 晚上就一个人跑到白鹿原 的半坡上,一边抽烟, 一边看着三秦大地的灯火明灭。”祁念曾说,“陈忠实喜欢赵树理、柳青的文学作品,他说,自己就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他立志要写好中国农民百年的命运。”
陈忠实有一句被人们称道的名言:“如果五十岁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作枕头的书,这辈子就白活了!”他把全部心血和智慧都倾注在《白鹿原》中。
祁念曾透露,陈忠实的烟瘾很大,一般的纸卷烟根本不能过瘾,“那种黑色的大雪茄,他一天要抽好几盒。我也曾劝过他少抽点,但是他说不抽就没办法集中精力写作。”
陈忠实的去世,令同样是今年迈入70岁门槛的祁念曾感念不已。这些天,他仔细整理了自己与陈忠实交往20多年来书信来往的原件,并将它们交给了深圳特区报编辑部。
“陈忠实始终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他是我们陕西作家里是最朴实最接地气的一位。”祁念曾说,“陈忠实写作不用电脑,他的作品都是一笔一画,爬格子写出来的。这些信件也是珍贵手稿。”祁念曾告诉记者,陈忠实的《白鹿原》亦有手稿,这些手稿将是中国当代文学宝贵的财产。
1994年,祁念曾从陕西调入深圳工作,当时报社要求向全国著名作家约稿,“我当时就给他寄了一封约稿信,并给他邮寄我们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篇我写他的文章《忠实于艺术和人生——陈忠实印象》。后来,陈忠实回信称“稿债太多,容当缓寄。”(如下图)
然而,不久之后,陈忠实就给祁念曾邮寄来了这封珍贵的“供稿信”。
陈忠实在信中说:“最近有一位公派莫斯科大学硕士生的来信,提了几个问题,我的复信有两千字,正好可以给你报纸,请审阅。”
当年,因为种种原因当时这封信并未见报。“ 这些富有人生哲理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在悼念陈忠实这位文学大师的时候,应该把这封重要的来信公布于世,作为我们对忠实老师最好的纪念。”祁念曾说。
陈忠实与汪健素不相识,一个是创作者,一个读者,当收到汪健的来信之后,当时已经名声斐然的陈忠实亲自提笔回信,其真诚之心质朴之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封信里,陈忠实还表达了自己对自己崇拜的作家的看法,他说:“我以为,崇敬乃至崇拜一位作家的最虔诚的行为便是研读他的作品,他的全部思考和艺术理念都灌注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作为他艺术成熟象征的代表作,研究他的作品便可以获得他的艺术精髓。”
如今,斯人已去,陈忠实的这段话亦可被看作我们缅怀他的指引——阅读他的作品尤其是阅读作为他艺术成熟象征的代表作《白鹿原》。
文章绝唱黄土地,风骨长流白鹿原。
秦岭不倒,渭水长流。
既然缅怀陈忠实最真诚的方式就是阅读他的代表作,那么,今天,我们就将这把尘封22年,解读《白鹿原》的金钥匙交还给读者。
陈忠实的“供稿信”全文
汪健:
您好,7月13日信诵悉,请释念,并致以遥远的问候。
您我素不相识并不重要。您“几乎读过”我的“每一部作品”尤其令我感动。这主要是出于我对创作这项劳动的理解,即:对于作家来说,他是用作品和这个世界对话的,作品其实就是他的从生活体验进而到生命体验的一种展示,而展示的最初的和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与读者进行交流和沟通,能与读者完成这种沟通和交流才是作家劳动的全部意义所在。进一步说,文学沟通古人和当代人,沟通着不同肤色操不同语言的人。沟通心灵,这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痴情矢志九死不悔的根本缘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您我早已是知心朋友了。谢谢您对《白》书的理解,现在就您提出的几个问题逐条答卷。
1.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我阅读的第一部外国作家的翻译作品,这是在我读完初中二年级那年暑假里读过的。从此我便不能忘记一个叫做哥萨克的民族,顿河也就成为我除黄河长江之外记忆最深的一条河流;一个16岁的乡村少年竟然感觉到了自己并不复杂的生活阅历与顿河上的哥萨克有诸多相近相似之处,自然包括风俗文化以及生活的痛苦和生活的欢乐。我的眼界也一下子从家乡门口灞河扩展到连方位也难以确定的顿河草原。我不必赘述这部史诗如何如何,只是简单地告诉您我当时的阅读直感。我对俄国和苏联文学的浓厚兴趣也是从阅读《静》书引发的。这部小说大约是196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我的阅读在获奖之先4年。之后直到现在,我没有再读第二遍,主要是我把有限的阅读时间和热情投向世界上较为陌生的新作品。
黑娃是《白》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之一,算不得第一号,而葛利高里却是《静》书中的头一号人物。我只是按这部书的总体构思来设计各色类型人物,黑娃是我所理解的白鹿原上的一种类型。他的最基本的诱因当然是我长期生活体验和生活积累的结果,直接的诱因得之于我对家乡周围三县蓝田、长安、咸阳地方党史文史资料的征集。
最初的构思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似乎没有想到过葛利高里。书出后,国内有个别评论家提到过黑娃曲折的人生道路与葛利高里的某些相通之处,还有人把它与《百年孤独》做类比。我没有太多地去思考这种现象,主要是觉得,作家尽心竭智所要塑造的某个民族的富于典型意义的人物,可能总有某些相通之处,因为人类无论哪个种族何样肤色,其作为人的本性是相通的,对美的追求和对恶的奋争,各个民族争取合理的生存状态的斗争历程也有其本质的相通之处,形式和色彩的差异而已。
2.我所崇拜的作家随着我创作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初二年级对文学发生兴趣时,我顶崇拜赵树理,这一年里我从学校图书馆借阅了赵树理截至那时所出版的全部长、中、短篇小说,以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可尊敬的最伟大的作家了。到当年暑假读过《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又成我崇拜的第一位外国作家。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我因为对《创业史》的钦佩自然产生对柳青的崇拜,这是我们陕西籍的一位当代作家,也是我崇拜时间最长的一位。我崇拜柳青,却从来也没有拜访过他,只是在两次文学集会上听过他的演说。我以为,崇敬乃至崇拜一位作家的最虔诚的行为便是研读他的作品,他的全部思考和艺术理想全部灌注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作为他艺术成熟象征的代表作,研究他的作品便可以获得他的艺术精髓。至于登门拜访仅仅只是一个感情联系的形式,所获绝不会超过对其作品的研究。
关于崇拜我的更深的体会,便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你对某人发生崇拜的时候,同时也就要准备尽快走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崇拜是一种学习,在获得了被崇拜者的精神和艺术精髓以后,融会为自己的新的艺术启示,就要尽快走出被崇拜者的阴影,摆脱被崇拜者的巨大吸盘,去走自己的路,去开拓只能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去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长期蜷伏在被崇拜者的巨大的艺术阴影底下,你所能做的便是对被崇拜者的艺术重复,不仅对自己来说有凌于创造的神圣含义,对文学界来说只会造成艺术创造的萎缩。
3.我创造的黑娃只有一个,以后的作品再不会有这种类型的人物了。在我看来,重复别人是作家的悲哀,重复自己则是缺乏艺术创作勇气的表现,更悲哀。按我已往的创作习惯,完成一部作品之后,便把其中的所有的内容和人物搁到一边去了,兴趣和热情随之转移,投向陌生的生活领域和新的陌生的人物。用农民的话说,我对在熟茬子地上反复耕作兴趣索然,对未曾开凿的生茬子荒地充满陌生的惊喜和热情。
4.《白鹿原》去年已在香港和台湾先后出版,据那边过来的文化人说,发行销售不错,台湾另一家出版社随之又出了一本我的中篇小说集《地窖》,因为读者对《白》书的兴趣而引发起对我的其他作品的兴趣,《地窖》据说发行也不错,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正在排印中。这是中国的两个地区,同种同文,但确实是两个特殊的地区。
《白》书已有韩国和日本两家出版公司分别于去年末和今年春签约,目前正在翻译和排印中,预计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初在韩国和日本出版发行。美国一家著作权代理公司正在洽谈用英语在美国出版的事宜,有的条例正在洽商。
专此复述,祝您进步,愉快。
握手
陈忠实
1994.8.14
编辑 钟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