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好书离不开一支有灵魂的团队

《李诚全集》原稿体量较大，涉及的文史内容甚多，专业知识强，标点难度超出想象。社内以往的任何稿件都不能和此文稿相较量，所以社领导和责编发动校对科和其他编辑室里四十岁以下的多位年轻同事一起参与校对工作，期望能进一步提高全集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也让年轻同事们在实践工作中生发出一些处理稿件的经验，若对未来的工作再有一点促进作用就更两全齐美了。其实，不管是校对科还是其他编辑，大家都有自己的手头工作，正常情况下，只要掂掂文集的校对体量和工作难度，任谁也不愿出这份的大劳力的，所以敢于冲锋陷阵的都是了不起的勇士。勇士们接下了任务，具体怎么做才能各尽所长，从什么角度才能迅速攻破一个个战斗防线，也让责编费了一番心思。想想这些，鉴于以往编辑《中国玉器通史》《柳鸣九文集》的历史经验，知道内心又将面临一场山崩地裂的撕扯，顿生出八面透风的凛冽感。至此，全集的校对工作算是正式开了个头。而今回头想想，原来里面就藏着我尚未毕业的大学。

责编本人初审全集时，还秉持着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辑佚等书本里的理论与方法，与诸伟奇教授信息交流之后，才晓得原来自以为是、照搬套用的做法是不对路的，诸教授给予我生动的指点：“前人作书，所引典籍凡节引、义引皆可成文。依古籍整理惯例，所引与原文框架、文意全合者，即便为节引甚至义引，亦可标冒号、引号。节删太过者，则只标冒号，不标引号；个别处冒号亦不用。”“引文中的缺漏，凡不影响文意、文气者，可以补，也可以不补。补了若合于敬老整个原文，反显累赘的，就不补。一般是：引文中间缺的可补，头尾缺的不补。引文中要尽量不出现或少出现省略号，尤其不要在一段文字中出现两次以上的省略号。”这些指引思路和我之前编辑大部头图书积累的经验，完全不同。

考虑到初审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境，结合跟校勘专家交流过的具体情况，认为在校对工作开展时应该把这些意见作为范例广而告知，既然知道了，就要把这些信息和大家一一交待清楚，以免校对时平白绕弯子、兜大圈，再浪费时间和人力。所以责编花了两天时间，专门整理出一份全集的校对示例；召集年轻同事开动员短会时，将纸质示例分发给每个人，力争简单明晰，能直观地指引大家认清校对工作时需关注的重点；用最朴素PPT文件，把文稿的内容和文献资料摆在大家面前，左右各一张图，用事实说话，具体分析，避免做无用功。先在脑子里通通思路，每个人心中有了谱，才能合奏出全集这部神曲。回忆一下，参与三个校次的同事前后共三十二人次，再加上印前抽检的人力，可能也创下社里的一个纪录了。

结合大家的专业背景、手头工作的负荷程度和兴趣爱好，责编给大家分配了几十页至百余页稿件，并一一登记在册，便于在下个校次时交叉轮转。每一块校次结束后，责编还要汇总解决不了的问题再与专家咨询，具体问题都十分细致；专家也从全局考虑，解答切中问题的要旨。如西汉时京兆尹治下的船司空故城在今华阴县东北吗？校对的同事主要依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相关地方志书等资料，建议改为今潼关县；河东郡治下的解县故城在今解县吗？建议改为猗氏县西南；河内郡州县的故城是今沁阳县东南吗？建议改为温县东北……专家的意见是“可改可不改，改吧，原稿为此；不改，又与成稿时代不一定完全相合。我的意见还是依原稿，以保持作者撰写原貌”。

其实从更合理的校对方案上说，一个项目由十几个人分开校对是不合理的，一校后的种种修改迹象也体现出这个操作方案的不足。因为全集体量巨大，涉及的细点又实在多，确实不能将校对的信息内容都提炼出来告知大家，等下一校次周期转完，一些相关、相类的问题还会再次被提出来，当初做校对示例和PPT文件，不想大家绕弯路的目的没有完全实现。结果，每一校次后的统稿工作不啻于又一次与作者进行对话，但化不利为多利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只要为全集付出了心力，异父异母的兄弟也是亲兄弟。打完这场拉锯战，编辑工作上的收获自不待言，还与社里的其他年轻同事加深了解和认知，对彼此的性情和特长也更熟悉，再次合作其他书稿时也心生欢喜，互生默契。

出版人从事的具体工作往往不为人知，可比以摆渡者，独执一舟但行河上。这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道，生在长河，各行各道。横舟侧畔，两岸莺声燕语，光影璀璨，属于出版人的只一盏指路明灯而已，即便渡船千百艘，也不计前程，渡船渡人是执念，唯自渡方是真渡。

编辑 陈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