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斐：城市、报刊与现代性的三维关系

城市空间中的报刊不止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它能够重构感知和经验的时空参数，从而使我们能够远距离地看到世界场景和时代巨变。这种能力，是新式媒体打破时空藩篱，构建的新式城市交往，建构的新式社群关系，推进社会整体向现代性跃进的强大推动力。

在梳理近代中国对现代性的追逐历程中，一个令人着迷的现象往往被学者们忽视了，或者说是习焉不察，即过往教科书中作为办报地点的城市，实际上有着一种空间意义上的支点价值，它与报刊、现代性之间发生着隐秘却紧密的互动。

于城市来说，城市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中心，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也是作为城市内在“精神气质”的现代性不断充实的过程。作为现代化的理论前提、基本框架、哲学指导与价值支撑，现代性是城市发展“祛魅”的指标体系和追寻目标。所有城市在空间维度上近乎一致，芒福德对此描述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空间的价值使得报刊从静态的、中性的工具/渠道转变为极具涵化意义的动态活动，城市空间也从单纯的位置、地点或场所摆脱出来，添放进社会、文化和媒介的多元维度，这使得城市空间既是一个“物理存在”，更是一种文化的栖息之地与人类存在的“诺亚方舟”，并处在与报刊互为关系的共同体系之中。当透过历史审视近代中国城市时，它的现代性既有旧时城门的被突破，有电灯、轮船、铁路、电报、银行、报馆、自来水的引入，也有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市民整体心态的急剧变迁，这是现代化对社会力量释放的结果。当城市精英分子推动新式报刊出现时，古典政治中无形的“民意”有了全新的载体，并撬动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大门，一切皆可讨论，就此难以休止。就晚清来说，这种城市舆论带来的结果是加速了与清朝的离异倾向，推进着一个更符合现代性气质的新时代的来临。

于报刊来说，城市空间中的报刊不止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它能够重构感知和经验的时空参数，从而使我们能够远距离地看到世界场景和时代巨变。这种能力，是新式媒体打破时空藩篱，构建的新式城市交往，建构的新式社群关系，推进社会整体向现代性跃进的强大推动力。显然，一方面，现代传媒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的历史发展必然要求大众传媒的出现、发展和发挥效用。另一方面，现代传媒又推动着现代性观念的普及。大众传媒产生后，它又成为观察和推进现代性的某种标志标准，比如帕克所说的“报纸是城市范围内通讯传递的重要手段”，比如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比如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比如城市文化、精神和价值意义的培植。所以，恰如黄旦先生说的那样，“报刊不是在表象注意层面上描述了城市什么，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城市景象，而是创造了一个路向、一种观看并参与城市的方式。”

于现代性来说，它隐身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却又引领着城市方方面面的现代化进步，大众传播领域自然包含在内。从近代中国城市报业的发展，已经能够观察到中国媒介现代性从开始到成熟的变迁，这是报业本身的进步。同时，这种现代性的进步不止是报业的，它是整个城市空间的发展进步生成的，不能割裂开来剥离考察。换言之，现代性既弥散于整个城市，也是城市与报刊之间勾连关系的“摆渡人”，以现代性来考察城市与报刊的互相构成及其规则，又可以看到，传播意义的发端、延续、变异、断裂、新生、融合等等状态，都能从城市表征的现代性的发生、成长、变化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在近代城市与报刊的互动中，媒介技术的引进和应用重塑了时空结构，时空伸延的水平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这种重构是对秩序的改变，打破了原有的国家社会政治体系和文化形态，也重构了近代城市空间。进一步来说，媒介内容引发的舆论思潮、文化影响、知识交换与价值生成，不仅从多方面建构了“纸上的城市”，形成了城市多向度的对话，而且也营造出各种各样的“城市形象”，激发了报纸读者对城市现代性的想象。（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编辑 黄子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