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周作人集外文》：展示周作人犀利凌厉的观察

“有人以为书有好坏，应当加以选择，不好的书便该禁止不许读，以免有害。这个方法我以为不很适当。对于一切毒害，逃避总是不行的，须去抵抗它才好，所以还不如主张开放，应用“免疫”的办法。世上所能有的事，所可想的话，便自有存在的根据，不是只要我们闭了眼睛便会没有的；与其日后偶然瞥见失惊，还不如当初从容看过，既不会惊怪，也就没有什么危险。”这段不是出自鲁迅，而是来自于鲁迅的弟弟——周作人。

抛弃历史评价的是是非非，周作人作为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和思想家，是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作家和学者。其留下的著作等身，散文、译文风格淡雅平，周作人研究者、作家止庵就指出，“周作人的文章好大家皆知，但他的好文章却不限于自己所编的几十种集子，也包括集外文。他的某方面的风格，甚至主要体现在集外文中。”

日前，新版《周作人集外文》面世，其中收集了周作人对女性问题的讨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等内容，展现了周作人犀利的观察与凌厉的文风。

新版《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历经六年筹备，较于之前版本，收入近年来新发现的周作人佚文，增补170余篇，十万余字。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

周作人著

陈子善赵国忠编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

据编者陈子善介绍，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有集外作品，而且许多集外作品并非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对研究和评估该作家的文学历程和文学成就往往至关重要，甚至可能改变对该作家的既有的文学史定位。

何谓 “集外文”，学界历来有不同的理解。《鲁迅全集》之《集外集拾遗》和《集外文拾遗补编》采取的是比较包容的做法，凡鲁迅留下的文字，哪怕是一段告白，一个按语，一则更正，均予收录。新编《周作人集外文》也参照这样的标准编选，历年新发现的周作人集外评论、随笔、序跋、诗歌，自在收录之列；周作人1945年前公开发表的书信、日记等，也尽可能收录；至于题跋、附记之类，已公开发表的自不必说，未曾公开发表的，只要留存手迹或有可靠出处，也尽量不错过。

进入新世纪之后，互联网和各种数据库的无远弗届，海内外中国作家各类手稿拍卖的日益频繁，以及海内外周作人研究者、爱好者更为用心的发掘，为新的周作人集外文的不断出现提供了一个以往完全无法与之比拟的显示平台。

周作人行文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即喜欢对自己和他人作品酌加“前言”和“附记”，这类文字那怕只有一句两句，片言只语，也有可能透露他的见解或心绪，有些甚至是很可珍贵的，因此，此次重编特别注意辑录。

如在《讨论“恋爱难题”的第二封信》中，周作人就发表了不少大胆的观点：“我的意见以为，恋爱总是以肉为根柢的。看不起肉，——以肉体和肉体的作用关系为污秽的禁欲思想，是恋爱的敌人，虽然以肉欲为一切之纵欲思想也是同样的有害。因了外面的阻碍，顾虑自己和爱人的运命，停止恋爱的完全，过着高尚而不幸的生活的人，当然也可佩服，但这种办法总是权而不是经。我相信相爱的男女间的性交是恋爱的完成的表示，决没有什么可厌恶的地方。倘若有人对于肉的关系会感幻灭的悲哀，那么这个病根不在别处，只在他（或伊）的性教育的缺乏。”周作人还在文中开出如凯本德《爱的成年》、密该耳思《性的伦理》、斯妥布思《结婚的爱》等关于性方面的书单。

陈子善谈到，新编《周作人集外文》尤其需要注意到以下几篇新增补的文字：周作人1923年在《新文学的意义》中提醒“现代文学的作品还很贫弱，古文学的新研究又未发达，这两方面的发展还需专等将来”，至今仍有启发。抗战爆发后，胡适与周作人有名的唱和诗，早已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所熟知，也曾被多次引用，但其最初的出处一直未明，成了周作人研究上的一个悬案。而今《集外文》新版的一篇《方外唱和诗钞》，对此作出了新的解答。此文刊于1938年9月30日北平《燕京新闻·文艺副镌》第一期，署名臧晖居士、知堂，这应该才是胡周唱和诗的最初出处，从而填补了迄今各种周作人研究资料的缺漏。而《集外文》新收的最后一篇《俄国大作家》，周作人在文中具体回忆了他1906年秋在东京购读《俄国大作家》一书时的感受，“戈戈尔（果戈里）、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在他“记忆上长久不会消失”。周作人现身说法，告诉我们俄国文学在新文学发轫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以上只是粗略举出数例，期待新编《周作人集外文》上卷给研究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周作人集外文》内文摘编：

新文学的意义

所谓新文学，实在只是现代文学的俗称。现代文学的特色，与古代文学原是一样，在于表现自己和理解他人，不过更近于自觉的罢了。正如宗教是神我的交涉，文学便是人己的交涉。我们的天性欲有所取，但同时也欲有所与；能使我们最完全的满足这个欲求的，便是艺术。我们虽然不是艺术家，但一样的有这欲求，不必在有大的感动如喜悦，或悲哀的时候，就是平常的谈话与访问，也可以使一种明显的表示。因为这个缘故，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于我们，当作一种专门的研究以外，还有很重要的意义与密切的关系，因为表现自己和理解他人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是极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的新文学，——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的文学，发生不久，成绩还很幼稚，但是他有很辽远的前程与长久的过去，这是很可注意的。差不多从六朝以来文学上就有一种口语化的倾向，不过这是非意识的，所以发达极缓，到了近几年里才是有意识的提倡，主张用现代语写现代的思想，便造成了这个“文学革命”的新运动。有许多人拿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来比这个运动，情形颇是相合，因为两者的动因与成绩都是一样，是解放与表现两件事。文艺复兴的近因是古典文学的输入，新大陆的发见等。中国的文学革命则以外国思想的输入为其近因；其结果一样的是所谓“人的发见”。中国古代对于文学的意见，以为是载道或佐治的工具，而且在这范围内还有一定的形式，不是可以容个人自由活动的。现在第一就把这个权威打破，认定我们的目的是在自己表现，除了国语力以及个人才力的牵制以外，更不受别的形式的束缚。要达到这个目的，白话文——国语，现代语——的要求便起来了。白话文与古文，其间并没有什么优劣可言，实在只是时代与实用的问题。我们用中国语思想者，固然以用中国语表现为最便；但是要表现关于现代实物的思想，当然也以用现代中国语为最便；这是一个自明的事实。极少数的人，经了长期的训练，也可以用了古文作文，正如用外国文的人一样，但是只有上智的才能这样，若在我们就要觉得不便，因为作古文大抵只能拿了内容去就文章，不能叫文章来就内容，这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近来中国教育界的新倾向，有一种有力的主张，以为国文教育的目的应该在于使学生有用国语发表思想，用古文读书的能力。我相信这是合理而且有益的。“专重古文的学校的国文成绩，反极不佳，就北京大学历年的入学考试的经验看来，很是明显确实。”这样的办法，很可以解决所谓文学上的新旧之争，因为这二者不但更无所争，实在是互有关系的。诵读古书是专门的研究或参考上的预备，一方面又是现代语的来源，很有参照的必要。这种论调或者似乎近于调和，但我觉得这于理论与事实都是适切的。

我们提倡新文学的意思，可以分作两层：其一是艺术的，希望引起一点对于文学的兴趣，逐渐养成鉴赏与创作。文学是著者个人的自己表现，同时也就是国民的最高精神的表现；我们因了文学能够了解别国国民性的精华，我们也就可以把自己的真心表示给世界看。文章固未必能救国，但是没有这个占着文化上极大位置的文艺的国民也就难有别种成就的希望。其二是教育的，这是将艺术的意义应用在实际生活上，使大家有一点文学的风味，不必人人是文学家，而各能表现自己与理解他人；在文字上是能畅通的运用国语，在精神上能处处以真情和别人交涉。这文学及于道德的影响或者说的似乎太理想了，但也未必全无证据；大家知道文学的起源与宗教很有关系，我相信即在现今这二者的趋向仍有相同之点，虽然表面上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们的希望颇大，但是能力很小。现代文学的作品还很贫弱，古文学的新研究又未发达，这两方面的发展还需专等将来。我自己于新文学也并不是专门的研究，平常只略注意于日本现代文学，不过对于中国这新运动很怀着一种兴趣和期望，所以想稍为尽力，但是所知既浅，难得胜任，还要请诸君的帮助。

* 刊一九二三年四月七日《燕大周刊》第七期，署名周作人。

（晶报供稿）

编辑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