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情怀，只这几首诗就值得去咀嚼 |《我的诗篇》公映

早场首映，影厅里坐着三个人。一对“黄昏恋”男女，双脚搭着前面的椅背，吃着零食，整场私语。

显然，他们在享受爱情，他们与诗歌无关。

什么人和诗歌有关？

今天刚上映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在工厂、矿井、城中村和流水线中，发现了叉车工乌鸟鸟、爆破工陈年喜、矿工老井、制衣厂的邬霞、充绒工吉克阿优，和已经死去了的许立志。

早在2015年，《我的诗篇》便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第52届台北金马影展最佳纪录片提名，以及第52届金马奖最佳剪辑提名。

但直到近两年后的今天，经过“百城众筹千场点映”，《我的诗篇》才终于得以在全国公映。

影片由吴晓波总策划，吴飞跃、秦晓宇执导，集中展现了6位主角的诗意人生——漂泊于故乡与异乡之间，忙碌于幽深的矿井与轰鸣的流水线，饱经人间冷暖，同时将这样的生活化作动人的诗篇……

南方人才市场里，乌鸟鸟四处面试，四处碰壁，每个招聘者都在给他讲人生的道理，于是他写诗：

狼藉的古老丛林

淋着微凉的露水

月光泛滥

远处传来了恐怖的人声

河南的山区里，陈年喜一次次用电钻凿开山岩，埋进雷管之后，被无端开除，扣下两个月的工资，于是他写诗：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乘坐着被称作是“罐”的“电梯”，老井每天走进地心挥镐采矿，于是他写诗：

只不过下镐时分外小心

生怕刨着什么活物

谁敢说哪一块煤中

不含有几声旷古的蛙鸣

喜欢穿吊带裙的邬霞，每天生产着吊袋裙，但只有夜深时，才能在厕所的窗玻璃前，试穿自己在地摊上买来的吊带裙，于是她写诗：

吊带裙

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时尚的店面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爱你

彝族小伙吉克阿优，带着打工的积蓄回到四川家乡，却发现寨子反诅咒的仪式上已经找不到毕摩，于是他写诗：

我谎称自己仍然是彝人

谎称晚辈都已到齐

但愿先祖还在

还认得我们穿过的旧衣

走的那年24岁，许立志的父母一直觉得，写诗不是儿子这样的人该干的事，然而许立志仍在写诗，直到自杀前的一刻：

更不必叹息

或者悲伤

我来时很好

去时

也很好

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

《我的诗篇》中，这个秘密藏在几个“有病呻吟”的农民工诗人口中。

他们代表着一个最大的群体，然而这个群体却通常处于失语状态。

他们以最小众的形式表达存在，然而通常意义上的诗人早就断言，诗歌已死。

光怪陆离，声色犬马，每个城市都在兴建自己的宏大地标。穿街而过的“杀马特”们，我们习惯了熟视无睹。

资本凶猛，金元坚挺，这个属于《长城》和《星球大战》的时代，在市场的意义上，《我的诗篇》诞生之日就注定了它的失败。

只是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有些人，不能永远被无视。

否则一个社会对于草根精神的感动，永远只能停留在《星光大道》里大衣哥和草帽姐的身上。一种阶层面对另一种阶层的时候，会再次冒出那句“何不食肉糜”。

穷人到底需不需要诗歌？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穷人的诗歌？

或许《我的诗篇》的谋篇和音乐，有悖于纪录片的本质。

或许《我的诗篇》催生出的情感，有自以为是自上而下的悲悯。

然而敢于直面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的诗篇》的价值所在。

他们有愤怒，有自尊，有感伤，有无奈，诗歌是他们咏志、载道的唯一方式，他们也只能用诗歌证明，自己不仅仅是生产链条上的一颗螺丝。

浮华的大环境中，有人愿意去传播他们的声音，记录他们的影像，仅止从这一点而言，《我的诗篇》就是值得尊重的。

见习编辑 王行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