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孤独的人一见如故

宗城

于坚长得很严肃。怎么形容这种严肃呢？就像港片里的带头大哥，也不说话，就站着，光是那副表情，就把人冻住。但他年轻时是个嬉皮士，穿牛仔裤，听鲍勃·迪伦，侃侃而谈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

所以，于坚眼中的巴黎，必然不只是优雅的巴黎。巴黎外表文静，但那不过是障眼法，真实的巴黎，既是优雅的，也是野蛮的，既有遍布大街小巷的咖啡馆文人，也有热衷于游行集会的青年；既是普鲁斯特、雨果等文人的首都，也是曾见证巴士底狱燃烧、巴黎公社战火的革命之地。巴黎是一座无法被简单概括的城市，正因如此，它才吸引了源源不断的作家记录它的荣耀。可以说，巴黎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开放和神秘，因此走进巴黎的方式，不是规范化的叙述，而是打破、重组，在记忆的迷宫中，回到梦一般的塞纳河畔。

于坚无意概括巴黎，他不用大词张牙舞爪，不概括，是他对巴黎的敬畏，也是对这城市未知部分的虔诚。多少人来个三年五载，以为懂得了巴黎，于坚二十年前就去过，再来到时，仍然是记录的口吻：“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巴黎，大街上可没有这么多露宿的人，街道很干净，没有那么多垃圾。现在，经常看见人行道上卷起来的临时铺盖，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像鸟一样，都会选择相似的地点做窝，比如路边的长椅、台阶、地下室的天窗……有时候，那些长椅都被占领了，占领者的包袱卷成一团，缩在椅子的一侧。”

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恰是大时代的切面，比如人行道上卷起的铺盖，可能就是黄马甲运动者的踪迹。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台后，这场社会运动打乱了他的部署，也暴露出法国社会的分歧。游行、骚动，这是法国的传统，大革命后人们已见怪不怪。巴黎有趣就在于，当窗外释放燃烧弹，窗内的人，仍可以静坐喝茶，当国内媒体以为巴黎天下大乱，其实，那不过是人家的日常生活罢了。

巴黎很大，大到无人在意你，这是巴黎的好处，因为在这里，你可以放心逡巡，不必为了熟人扮演好人。1994年秋天，当于坚第一次前往巴黎，他在国内已小有名气，1986年的《尚义街六号》，在诗坛如雷贯耳。去巴黎那一年，他刚四十，在写诗上却是个年轻人：生猛，挑衅，一股不服就干的劲儿。面对巴黎，他最初也只是陌生人，和很多文学朝圣的年轻人一样，于坚对巴黎的初印象来自于文学和想象，既有雨果和巴尔扎克的熏陶，也有从他人那听来的传闻。《巴黎记》里，他写道：“我躺在天堂般的浴缸中，想象着明天的巴黎，那一定是个闪闪发光的地方，矗立着我在电视里见过的那种雄伟高楼、玻璃幕墙，充满着各种尖端设备、电影明星……”

1990年代，巴黎代表着于坚对资本主义大都会的想象，它不再只是中世纪传统的巴黎，也是1860年代奥斯曼大改造后，一个超越传统的现代城市。第二帝国时期，时任巴黎市长的奥斯曼（George Eugène Haussmann）作为总设计师，对巴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缮，它被认为是巴黎进入“现代城市”的标志，使巴黎从“卡西莫多的巴黎”转变为“奥斯曼的巴黎”，一个十九世纪的“罗马”。尽管雨果等作家批评奥斯曼，但这次大改造，使得巴黎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最精巧的都市，也让巴黎的空间变得既规范，又混合。

说它规范，是因为巴黎的城区规划一目了然。它如今分为20大区，每个区各有其功能，居住人群也多有差异。从天空向下俯瞰，巴黎就像一块大蛋糕，被小刀切成了一个个整齐的小块，蛋糕上甜美的樱桃，就是卢浮宫、凯旋门、香榭丽舍、埃菲尔铁塔这些标志性建筑。说它混合，是因为巴黎以其包容，容纳了五湖四海各种派别的人。嬉皮士、僧侣、马克思主义者、保守派，巴黎从不缺少冲突和交流，精致的咖啡馆里，青年们就在谈论燃烧的黄马甲运动。

在于坚的笔下，《巴黎记》看似碎片，实则有它的主线。这条主线是一位诗人对城市时间和空间的凝视，支撑起主线的，则是三条副线，它们分别是：文学、历史和空间。

“二十多年前，我秘密地阅读过许多法国文学，罗曼·罗兰、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雨果、左拉、莫泊桑、司汤达、波德莱尔……一边读一边担心着被捕，它们都是某个时期的禁书。这种危险的地下阅读，令我比普通的读者更尖锐地进入那些文字，就像一种秘密的逃亡。”文学是想象世界的方式，对诗人来说，文学是他了解一座城市的秘道。通过文学，于坚进入到巴黎那含混的、难以捉摸的部分。那里有于连·索黑尔眼中的愤怒火焰，也有在茫茫大地上苦行的冉阿让，有嘲笑宫门贵族的茶花女，也有情不自禁犯禁的包法利夫人，在意识形态的骚动中，文学致力于捍卫语言的纯净，它给予人们在虚假的政治宣传、浮夸的广告词之外，另一种了解巴黎的方式。在文学里，“巴黎就像一头躺在宇宙动物园里的野兽，有着古老的胎毛和幽深的眼睛，它幽深得就像一口永不见底的井，足以令人慢慢地、长久地端详。”

俯瞰这口井，我们看到巴黎的历史。从中世纪的瘟疫到太阳王的荣耀，从雨果为巴黎圣母院唱的赞歌，再到路易十六被处决后的人民运动，还有马克思纵横捭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黎公社可歌可泣的街头巷战、《追忆似水年华》里德雷福斯事件的隐线、二战中躲进大教堂的孤儿，以及法国人民对自由与契约的求索、对建立一个更平等社会的决心。当然，在光辉的历史背后，更不能遗忘那些在时代浪潮中旁落的人，那些在血与铁的岁月中，参与到历史的灵魂。他们可能就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也可能在华美建筑的地下，他们支撑起属于公民的历史，使得巴黎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颂歌。

走在前人走过的路上，才有了今人对空间的感知。所谓历史，就是这么层层叠叠的堆积，是一个人走在逝者曾走过的路上，把他的信念传递下去。巴黎空间的珍贵，在于它自有尊严，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毁掉自己的古迹。因此在巴黎，诗人看到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摩天高楼，而是一座城市历经千年留下的痛苦和荣耀，是马克思曾躲藏过的小楼、西尔维娅·碧治坚守的莎士比亚书店、曾被文人嘲讽又赞美的埃菲尔铁塔，以及王宫庭院和现代建筑共存的景观。巴黎尊重历史，所以它让旅客一见如故，于坚说，巴黎不是他的故乡，却时时刻刻唤起他对故乡的记忆，“那些古老的街道，每条都像是昆明的金碧路，那些房子，每间都会产生回到尚义街 6 号的幻觉。”

“巴黎，到处是过期的宴会、过期的下水道、过期的电线杆子、过期的墙壁、过期的情人、过期的柱子、过期的表白、过期的墙垛、过期的剧本、过期的台阶、过期的座位、过期的雨篷、过期的孤独和忧郁……”然而，正因这份过期，才显得它可贵。诗人最爱的并不是崭新的巴黎，而是古老的巴黎，被旅游之都遮蔽的日常群像。“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卢浮宫、巴黎圣母院……老巴黎步步退却，退到那些僻静的、没什么看头的平庸街区。这些街区才是巴黎真正的大陆，生活被上了发条似的，嘀嘀嗒嗒，按部就班，慢条斯理地进行着。”诗人眷恋日常，因为那里住着一个个凡人独特的命运，那是被大历史忽略却显得更加真实可感的存在，是蔬菜，是商品，是发黄的书页，也是准备寄给初恋人的信。诗人爱它们，它们是故乡的味道。

在《巴黎记》里，最重要的还是人，是那些记忆中丰富的个体，而不是空洞的符号。《巴黎记》既是游记，也是于坚对故人的追索，当物是人非，谈论起故人，成为重返记忆中小径花园的方式。诗人抚摸着过期的存在，为读者讲述他的文学记忆。

《巴黎记》是于坚深情描绘的文学地图，在这里，他是诗人，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读者，他带领我们翻阅乔伊斯致好友的书信，拜访波德莱尔或左拉未成名前住过的房屋，他说得很细碎，工笔似地描绘记忆的细节，那股娓娓道来的劲儿，就像一个厨师，给小年轻介绍好吃的：“你看，它为什么好吃，好吃的点在哪，它的做法是怎样的……”慢慢地，《巴黎记》的内容也就外溢出游记，成为“针对文学的文学”，一份融合了诗歌、摄影、文学评论、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实践，它是诗人对读者的一次甄别，也是不客气的挑衅——怎么样？能否耐着性子读下去？

因此，这是一本注定无法畅销的书，它挑战了当代读者的游记阅读习惯，没有按照畅销书的标准规规矩矩地写，而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再做一回文学的嬉皮士。这并非说，拒绝书的人即是浅薄，看书的人就有多高尚，两者皆可，无非个性。它只是作者和期待读者的一份默契、一个不需要明说的密语。在巴黎，孤独的人一见如故，他们不必多说，潮湿的雨夜已和盘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