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诗人宋尾转型写作小说之后，就在其作品中迸发出了极大的能量。诗人的身份为他的语言带来了更为意象化和精纯独特的情感表达，同时也能让读者阅读到他对于生活本质的窥探和解构。在这种关于生活的探索之下，我们试图从“走失”这一具体意象入手，搜寻作者对当代不同人物命运轨迹的解读，从而筛选出意味深长的宏大观望。

“走失”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算是一个较为新鲜的命题。事实上，当我们拆解这个词，也能够轻易发现，这其实是现代社会才会具有的个人化的生活真相。何谓“走失”？在传统的观念中，“走失”是无意识的个人行动，往往是幼童或是老人迷失在错综复杂的钢铁森林之中。但实际上，“走失”其实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只有当人有了一个基本归属地时，“走失”才能够被称作是“走失”，不然只是无意义的游荡。

因此，“走失”这一意象本身就带有对社会学及家庭归属观念的探讨，其本质其实是在对人生活中的可能性进行读解。而宋尾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他将“走失”这一意象无限扩大了，并且试图以一个自我逃亡的方式，来解读当代社会人性的走失。在他的作品中，人物的走失常常是个人自我的价值选择，这其实和我们传统观念中的“无意识行为”是相悖的。但在文学艺术上来看，却真实地为其书写物欲潮流侵袭下的文化思索张本。

除此之外，他也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诗化的比喻形容，来构建他所认为的走失后的世界。在《奇妙故事集》中，人物的走失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有的是自我精神意识的脱离，乌托邦式精神与现代社会的格格不入，这种走失来自于社会对个体命运的侵吞以及自我扭曲过后的找寻；有的则是直观地以“失踪”来指代人物，再通过层层剥笋式的叙述方式，在现实与虚拟中来回摇摆，构建出深刻的关于人物命运的隐喻。

本文就将以《奇妙故事集》为例，试图揭开宋尾所认为的“生活的盖子”，读解其作品中“走失”意象的社会性与艺术性，借此探讨现代语境下人群的生活本质。

▲《奇妙故事集》宋尾 著，捧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社。

语言上的自我拆解

在成为小说作者之前，宋尾这一名字的定义是——“重庆诗人”。而当他开始小说写作之后，“重庆”和“诗人”这两个名词，都在其作品中得到了极为丰富的表达和展现。

就方言文化而言，他的作品中地域的标签是十分明显的。他近乎刻板地将其作品中所有故事发生的地点都设置在了重庆。一直以来，山城重庆的魔幻属性就十分明显，这种魔幻更多地来自于其极为特殊的地理构造。山城中爬坡上坎的地理环境使得小说在构建地点以及人物生活场景的过程中迸发出了极大的冲突感。例如在《去喜马拉雅公园》中，洗脚城姑娘小鱼给李东文讲述自己找到喜马拉雅公园中别有洞天的艺术空间的经历——“我是平原上长大的，喜欢骑自行车撒野路，重庆到处都是爬坡上坎的，骑自行车的少。那天看到一个二手自行车要处理，就买了，没事骑出去到处溜达，不小心就逛到这里来了。”

这种关于地理环境的拆解随处可见，事实上，宋尾十分擅长以方言的形态直观塑造人物，在他的笔下，人物的对话都极具戏剧张力，我们往往能够从人物之间的隐秘叙述中，窥探到人物情感。当然，这种情绪张力和他所运用的方言也是有着很大关系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向来不缺乏极具地域风格的写作，从沈从文对湘西的深厚情感，到陈忠实等人对陕北平原的深入读解，这种地域风格强烈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阅读上的崭新体验。而以川渝地区为审美主体的宋尾的小说，同样也具有了强烈的可读性和更为广阔的被阅读的视野。

重庆这一地域的特征还不止于此。前面我们提到过，在宋尾的小说中，走失这一特征成为他关于人物活动极为深刻的读解。而重庆的地域特征，天然地就带有了“走失”的属性。魔幻的环境构造、常年笼罩的薄雾、以及鳞次栉比的山丘，这些地理上的魔幻感给“走失”这一意象提供了更为现实化的可能。而我们也正是在这种身临其境的体悟中，获得了对人物心理状态更深刻的阅读。

除了“重庆”的影响，诗人的身份也对宋尾影响甚大。诚如宋尾自己谈到的短篇小说创作经验：“小说中的弹性，是由写作中最重要但又看不见的一项工序构成的。短篇容量极有限，因此一部优秀的短篇给我们展示的往往是它的合理性，就是控制力——它决定小说的成和败。所以阅读一部好短篇往往就像目睹一位技艺高超的工人装填炸药：在制料、压缩、抑制，引爆之间；在危险与安全之间，达成一种奇特的平衡。我喜欢短篇是因为其中蕴涵的诗性。有人说短篇是离诗歌最近的文体。我这样理解：不是说短篇具有诗化的语言，而是具备诗歌的内核——那是丰富而神秘的模糊性，也就是歧义性。”

在小说中，诗歌与诗人，也俨然成为了一个值得书写与读解的叙事策略，作者在这种隐晦的诉说中，完成了对生活的抵达。

在山鬼的故事里，作者仅用了一笔，就直接地塑造出了山鬼这一完全理想化的人物：“我问他，纸片上写着啥子？他说是他写的一首诗。我问他：“贴上这玩意干嘛。”

——“一开灯，这首诗就照亮这个屋子啦。”他说。”

而在《突然的自我》中，面对高桥意外的失踪，作者也选择以高桥的诗人身份以及他的诗歌书写，来做一个奇妙的暗喻：

“哦？她回复说，等等，我记得高桥写过一首诗，情节完全一致。……

一对情人去首饰店挑选婚戒

男人接了个电话

匆匆离去，她没等到他回来

我是说，一直没有

……

那些失踪者一直活在

某种深刻的回忆里

事实上，每个人可以做的是

从别人那里消失

或者离开自己”

而后，这种诗歌上的自我阐述，又和后来的“《读者文摘》”上的故事不谋而合，作者利用诗歌的表达，极为直观地书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去喜马拉雅公园》中，诗又成为了作者关于人物塑造最有力的道具。曾经热爱着诗的李东文，因为应酬的忙碌失去了曾经的爱情，甚至从其生活状态来看，也失去了对诗歌、艺术的热爱。而他还在从事着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文艺工作；而后来出现的小鱼，虽然只是洗脚城的风尘女，但却对艺术、诗歌有着本质的追求和向往。故事的最后，甚至是在小鱼的恳求之下，李东文反而发现了自己生活的另一面，找寻到了久违的热情，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二者之间极具讽刺意味，又深刻而丰富地了“走失”的内涵。

可以说，正是诗人的身份使得他重新选择了小说这一文体来表达个人更广博丰富的情感诉求，或者这么说，宋尾在短篇小说上的创造力，其实来自于他作为诗人的敏感度。他的小说语言是诗化的，这种诗化不仅仅体现在他文字上的美妙与精准，更多地来自他在文学姿态上的精妙把控。

就“走失”这一意象而言，在《奇妙故事集》中，他在不同的故事中，都分别为这一意象构建了不同的外壳，在语言的自我拆解中不断整合叙事空间，借此去书写生活更本质的一面。

层层剥笋式的结构铺排

宋尾的小说总能带给人一种温和而奇妙的阅读体验，无论是时间编排布置上的交错，还是人物命运走向上的虚实结合，都能令读者产生对人物及世界的新奇感，也往往能在阅读中获得抽丝剥茧般的乐趣。

纵观《奇妙故事集》中的八篇作品，每一个故事都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交代干净，但在宋尾精巧的布局下，却展现出了极大的戏剧张力和文本内涵，我们甚至能从中获得破案般的快感。以其中的《那天突然出了太阳》《贝多芬在阁楼上》《大湖》三部短篇为例，我们来分析作者是如何在层层剥笋式的结构铺排中构建起关于“走失”这一意象的情感张力的。

《那天突然出了太阳》，讲述的是一个天才艺术青年的死亡。在小说的前半段，作者用一种旁观者的姿态，近乎间离地隔空描摹了山鬼这一人物。在“我”的世俗眼中，他是有些“神”的，这种神神叨叨的生活和我们传统所认为的自我存在格格不入。他不断地“勾搭”各个女性，然后又在这种花花公子般的生活中获得快感。他的死突兀又诡异，而一直到小说的最后，才被小满揭露开来。

假装失踪，然后再在千呼万唤中忽然出现。这样一个堪称完美的行为艺术，却因为小满的车祸而夭折，甚至引发了山鬼的死亡。读到这里，我们已然要扼腕叹息，但紧接着，一个更令人恐怖的突转来了：

“——可是，‘山鬼明明是有可能获救的。’

小满说，那个密室并非坚不可摧，最后封闭密室时，有一处是并不特别坚固的，那是一扇木质的门，仅仅是外面敷上一层水泥。

‘那这样说来……’我很惊诧：‘等等，不可能呀？’

小满仰脖将手里的红酒吞下，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不过，这些年过去了，我大概也理解了一点。’

‘哪一点？’

‘做一个死亡的决定，’小满字斟句酌，‘也就是几秒钟的事。’ ”

这样的转折不由得令人感到一种阴森的恐怖，小说也在这种交叠的叙述中走向了情感的高潮。我们甚至没能闹明白，山鬼究竟为什么在几秒钟之间走向了自我的毁灭，也无从得知，他在濒死时又留下了怎样的视频，但这种可怖的情感追求却着实能够令人产生奇诡的阅读体验，而山鬼的走失书写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情感喷发。

而《贝多芬在阁楼上》这部小说中，作者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全篇第一人称，然后借用不同的人物，去表达这个故事的诡异和痛苦。女人起诉警察性侵，不同的人都发言表达了自我的境况，唯独那个性侵者却什么也没说。然而等一切尘埃落定，记者却接到来自医生的电话，这个被认为是性侵者的精彩，其实是个性无能。但消息见诸报端之后，警察却带着沾满精液的内裤来自首了。

第一人称的叙述铺排带来了新奇的阅读体验，同时，也使得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感知到人物的情绪张力，我们很难说清警察张伟究竟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但是我们却能从中窥探到现代生活中人在社会中的困惑与扭曲。无论是张伟还是庞雪君，无疑都是生活枷锁下的走失者，只不过走失的途径不同，最终昭示的路线也不同而已。

《大湖》之中破案感和抽丝剥茧的叙述方式则更为明显。警察在聚会上讲述自己梦游渔薪湖的故事，由此，讲述到父亲的少言寡语以及和故乡的割裂，又讲述到爷爷的逝世和背后隐藏的惨烈真相。小说在一个层层推进的笔调中展开，而在父亲的走失中，又观照到我和过往既割裂又共生的矛盾关系：

“挂线后，我在浴室里刷牙，在镜子里，突然看见父亲沉默地匍匐在我的脸上。那是真的，死去两年多的父亲把他某种习惯的姿态、某种独有的神情，以及他的那种清晰的犹疑，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我的脸上。那一刻，我几乎是惶然地离开镜子——可是，我迈腿时，发现他又存在于我的步姿里了。你看，我们活着，往往就为这种根本不知其所来也不知何所去的屈辱。”

宋尾在结构的铺排叙述中有着极强的张力，在奇观的叙事策略引导的写作之下，他的小说往往能够彰显出超越内容的情绪高潮。

关乎生活本质的敬畏表达

归根结底，宋尾的小说是试图在一个奇妙的背景之下，叙述人内心的秘境。他试图将故事与艺术兼容，在表达个人情感属性的同时也兼顾内容的丰盛。可以说，“走失”就是他关于生活本质最敬畏的读解和表达。在《奇妙故事集》中，他在不同的人物身上不断地书写与重构“走失”这一意象，试图借此表明人物的情绪困境和社会的真实坍塌。

在《我死去的地方》中，老慢的走失是一种自我的流放，他没有死成，却经历了一段奇绝瑰美的异想世界，他请求朋友们将他送进精神病院，可以说，这是新一段的走失和游荡。他的走失是惨烈的，他失去了他曾经骄傲的“上流社会”，那是他的归属之地。正如我们前文所谈到的，没有归属的走失只能被称作无谓的游荡，事实上，老慢就是在精神归属地的缺失之后自行选择走失，然而，他却没能重新寻找到归属，最后陷入了一种迷惘的游荡之中。

而《突然的自我》中，作者把这种走失的情绪较为直观地传达出来，高桥的失踪和“我”所认为的那个“《读者文摘》”上的故事得到了奇妙的重合，这里的走失，更像是一种生活秩序的坍塌与重构。高桥的离开可以说是一种无意识的逃亡，而这种无意识，反映的正是人在所谓正常生活状态下的迷思。

《大湖》之中，走失的对象被构建为家庭，故乡的伤痛与童年的困惑纠集在一起，直接地导致了“我”父亲的流失。种种的紊乱和无序都在现实生活的实质中构建出了极为真实的生活抵达。关于父亲的走失，最可悲的点就在于，他失落了自我的故乡。

一个失去故乡的人是可怜的，然而，童年的迷惘却只能将他的走失压进更深的深渊。没有人知道那个晚上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也许打死不说，是孩子时期的他能做出的对母亲的最好保护，又或者这种隐秘的压抑并不是出于对母亲的保护，而是对自我的逃避。

他渴望自欺欺人地逃避生活，逃避掉那个杀了父亲的母亲，逃避掉那个在他面前死去的父亲。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我选择的精神走失。只有当他与故乡割裂，自我放逐在外，他才能够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似地活下去。

而在《那天突然出了太阳》里，山鬼的走失就体现在了诸多方面。一方面，他和现实社会是割裂的，这种走失所带来的是他天才般的艺术认知和敏锐。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又是渴望得到现实社会认同的，他不断地和新的女性在一起，甚至谋划了一场巨大的行为艺术来出名，他渴求着来自现实社会的一切，但他精神上的流离又促使他越走越远。

至于另一方面的走失，在小说中是草蛇灰线式予以展现的。山鬼死后，他苍老的母亲赶来替他收敛骨灰盒，面对要债的房东，这个瘦弱的女人像一个“脆弱的犯了错的孩子”，她无疑是悲凉的，我们并不知道山鬼的前半辈子都做了什么，但他与世界的割裂，从社会中走失的行为，对于他的母亲，无疑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悲剧，当“我”将山鬼画的画交给山鬼的母亲时，山鬼的母亲从一个脆弱茫然的女人，一下子变成了咆哮着嚎哭的母亲——“山鬼的母亲从巷口转回来，我把它拾起来，递给山鬼的母亲， ‘您收着吧，也是个纪念。’她瞪着画，泪珠子突然就滚了下来，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这画的是什么鬼哟！’她把画撕扯成几瓣，哭着走了。”

在《奇妙故事集》中，走失，成为了所有人物普遍存在的心灵状况。是的，“走失”在此已然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关于人物心境状况的形容词。现代生活的纷繁之下，人们普遍意义上地陷入了生活的困惑与情绪的自我埋葬之中。而这种困惑与悲切之下，走失要么作为个人自我价值选择，他们进行了一场没有归属地的自我逃亡；要么，成为群体生活中的哀思，彰显着时代交错下的群体陨落。

阅读宋尾的小说时，我们常常会被其中关于时间的交错布置、人物的细微暗示而弄的晕头转向，但也正是在这种类似微醺的阅读体验中，我们获得了更多关于打捞生活的可能。正如他在《突然的自我》中所直接阐述的：

——“他觉得就像有人突然把生活的盖子揭开，让他看了一眼里面是什么样子。他意识到只有离开才能打破这种固有性。”

——“我还是无法理解，就因为一根横梁？”

——“对呀，但他后来的生活才是整个故事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部分：那个从天而落的横梁让他觉得离开是合理的。之后没有别的东西掉下来，他又开始适应没有东西掉下来的生活。”

或许，只有在这种极具戏剧性的关于生活秩序的被坍塌与被重建之中，小说才能展现出生活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托举、转化与确证，而这种身份认同上的深刻拆解，或许才是生活意义的本质。

（晶报供稿）

编辑 周晓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