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十大好书|我与我的乡土疏离，并非我个人的苦难

《西北雨》是《晶报·深港书评》2019年度虚构类十大好书之一。作者童伟格是台湾七零后小说家中具代表性的一位，曾获台湾文学金典奖、联合报文学大奖等认可。我们能从其书写中看见魔幻写实、现代主义、内向世代等诸多风格，却无法用单一特定的词概括他，骆以军便曾言：“童伟格的可怕，在于他可以解释其他全部人，而竟无人能解释他。”

本书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命运难测不可解，四代人逃离流散，死亡却始终存在的故事。这部长篇小说被倾诉出口，却只见童伟格使用诗意轻盈的语言与多重变换的人称，让所有人回忆、想象、造梦、书写。在种种近似呓语的碎片化叙事中，亡灵复活行走，地景流转于山村、孤岛，静谧的时光迂回周折，字里行间弥漫着恍惚停滞的气息。全书仿佛一幅卷轴，或是一个莫比乌斯环，故事永不止息；所有的记忆、伤害，甚至连命运与死亡，都在小说中无尽循环。

《西北雨》童伟格 著，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每日每夜，剩余的时间，像是从另一道星河奔赴而来的光年，比新生还陌生，比死亡还陈旧。也许，我终于和我的路人家族重逢，活得像是与他们同在了。……每日每夜，‘敬启者：’我们潦草涂写，‘世界太大，我无处可去。’”

这段出自中程的“自叙”提挈了《西北雨》，它点出了《西北雨》对死亡、时间和人的关注，考虑上下文，还有他者的问题。它的死亡来源于胡安·鲁尔福对于死亡的发明。它的时间是一种在中国文学——通常是短篇小说——上被反复确认了的时间，而它又制造了一个时间机器，像《百年孤独》所做的那样。它其中的人，若说是骆以军所称的“废人”便多少有点肤浅，就像维纳斯的诞生一般，其中的人也在死亡中得生。

让我们先把现代主义的问题放在一边，看一看童伟格的真身。作为戏剧学院讲师的童伟格居住在台北阳明山后麓，那里曾经是矿区，山洞汇出很多水流，而今只剩孤寡，在雨中垂怜着自己。像许多当下台湾作家一样，他几乎过着前现代的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统治生命的当下显得不入而坚定，但他也是从早逝和自杀的漩涡里脱身的一个，他对于创伤和生命的理解掩盖着他那不弱于自杀的困窘，在外文系读书时期，瘫痪作为一个礼物被这位迟缓的人领受了。他几乎是一边抵抗着，一边推迟着治愈的良机，一边在写作中沉浸着自己，尽管疾病，并非如人所理解的那样，能够推动写作。后来的生命似乎顺风顺水，2010年获得金典奖，2013年赴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而作为台湾文学的第三次浪潮的字母会自2012年为童伟格护航至今。大体上讲，作为写作者的童伟格并不是一个典型，他在并不缤纷的同时代作家光谱中也并非特殊。童伟格并不认同自己是六年级，像袁哲生诸人，他觉得自己和骆以军这类五年级人物是同时代人，他们巧遇了那个媒体、出版和文学奖的所谓黄金时代。

这时，成为小说家不再是一个高尚的事业，它首先必须是一个普通的事业。童伟格的匠气不正说明了这一点了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确信未来给文学留有一个空间，在哪里，文学与神圣有关。但现在我们必须回到童伟格作为一个经典作家的这样一个现场。《西北雨》无疑在童伟格的文学中占据着最闪耀的位置，然而它在展示童伟格的野心的同时，也展示了童伟格的纰漏。在文学课上，我们被教导说，现代主义的到来也迎来一种时间的撕裂，诸如流动、对位等等，然而在现代主义之中，时间并不是预先存在的、可以被任意设定的。时间——作为现代主义的表征——是因故事的叙述、开合与内核而确立的，时间标识着小说存在的踪迹。但在《西北雨》中，我们所见乃是一种带着强硬的书写痕迹的时间，一种叙述中的时间，时间置身在人物的外部，时间被反转为一种叙述。如我们所知，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时间。童伟格试图让小说逼近传奇，但没等传奇形成，小说就自动瓦解在时间阵里。说出“死亡是件极其年轻的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文学并不是有距离地临摹文学所形成的。这不禁让人想起骆以军评论中的伦理学。

理解它需要对台湾文学付诸一次考古。上世纪60、70年代，白先勇、郭松棻、王文兴等人用浸染的现代主义——主要是存在主义——开启了一代文学新潮。而到1990年代，新潮再起，不过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此时的现代主义积极转向了一种在地性的实践，在其华丽时尚的妆容之下，是一具被自我定义和主宰的肉身，所谓的“新乡土/后乡土”文学便是其中的最佳例证。童伟格对于乡土的乡愁和读解，不必然是对自我的剖析，但却必然根植在岛屿、海客的生存现实之中。“乡土的崩毁是一种时代征兆，我与我的乡土疏离，并非我个人的苦难。”据童伟格讲，“西北雨”最早出现在袁哲生的作品中，其中对父亲充满了回忆的索求，这也正是《西北雨》的重要内容：整个家族在战胜而受囚、醉饮而不幸的父亲手中瓦解了，而这一切开始于现实中童父的死于矿难，正在这里，“肉身为度”开始了。

但也有一种非凡的益处产生了？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被字母会所认同的“内向时代”。何谓内向时代？内向时代并非转向内心、关注自我的一代人，内向时代是在内部取消自我，让自我成为客体，成为对象，成为他者的一代人。“内向”正是现实和文学的共同表征。不过，小说强调的并不是我，并不是主体，而是他者，是那些不占据场面中心的人，是那些被想象、被施加的人。在内向时代，他者不再是主体的协调者，而是一个被裁定的人，被禁锢的人，他是一个食妻者慢慢吃掉活生生的自己。《无伤时代》用浓重的笔墨书写着有伤的废人，他们在悲伤中静止，然而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创伤是无法在自我中消除的，它总要在关系中，在伦理中得到修复：“暴雨并不可怕，只要有人一同经受”。

《王考》为新的救济留了很多空间。被抢去圣王的祖父回家重新成为一个做考据的人，然而看似失败了的祖父反而化身成一个更具威望、更有渗透力的人，与之对应的是，孙子的成长，这代表着一种“这就对了”的笃定和希望。在童伟格身上，这种转换意味着地方志、野台戏、考据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法命名的生命。也正是对此的确信，童伟格将新旧之变化妆为空间中的礼物，旧生命退化成工具、空间甚至记忆中的尘埃，等待新生命诞生。在《西北雨》中，死亡成为一个更大的背景，而小说中的“我”在新生，也在成长。童伟格所书写的死亡，或许是迄今最为光明的死亡：在历史的、家族的、个人的死亡中，生命被发现了。“他梦见最后，祖父的腿漂在冥河上，而他自己，却变回了最初相遇时的那个孩子。……他梦见自己变成父亲，变成祖父，越过所有死去的年轻人，已成为路人家族的最后一员。”

童伟格所创造的废人和新人，并不一定是一种二元对立，最大可能是一种维纳斯式的诞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经的短篇故事、悲惨故事和没有故事的故事，最终成为一个为新生而存在的时间壳。这难道不是华夏人在当下的真实状况吗？然而这是否过于泛神论？新人又如何生活在当下呢？

（晶报供稿）

编辑 周晓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