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你为啥不愿给母校发红包？

除了“为富则仁”的文化观念和回馈社会的意识不强之外，中国大学的校友们给母校捐钱不积极，还是因为觉得这钱捐得不爽、不踏实。

电子科技大学1986级校友熊新翔最近“壕”了一把。他在母校60周年校庆之际，捐资10.3亿元设立用自己创办公司命名的“博恩教育发展基金”，支持电子科技大学的发展。

这是电子科技大学建校60年来接受的最大一笔校友捐赠，也是目前国内最高的校友捐赠。此前的记录保持者是泛海控股集团创始人卢志强，他在去年12月向母校复旦大学捐赠7亿元。

这些年向母校捐赠资金以亿计的同学不在少数，但和国外的一些高校比起来难免相形见绌。资料显示，2014年，中国最顶尖的两所高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其社会捐赠收入之和约为20.68亿元人民币，不及同年6月哈佛大学某学院校友4亿美元的单笔捐赠。就是说，哈佛大学的仅仅一个学院，在一个月内收到的捐赠中的一笔，就“duang”地一下把中国最牛的两所大学一年收到的捐赠之和给甩出两条街。当然，哈佛大学某学院收到的这笔庞大捐赠，在校友的捐赠表中应当也算得上“大手笔”，但饶是如此，也让中国大学的校友们显得比较寒碜。

如今，中国有相当一批企业的创富能力在全世界都是叫得响的，其中不乏捐赠更加灵活的民营企业。中国一批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们的身价，也是十分了得。那同学们在给母校捐款这件事上为什么不够大方？

说真的，中国一些企业的“烧钱”方式，比如有的企业投入天量资金补贴用户和司机推行网约车业务一样，这和动用“人海战术”搞运动会开幕式的做法是一样一样的，说白了就是“老子有钱”。如果能够给他们找一个体面的“烧钱”方式，并且让他们放心，他们应当还是愿意接受的。给大学捐款，资助大学教育，惠及国家未来的人才，这事本来很体面。

除了“为富则仁”的文化观念和回馈社会的意识不强之外，中国大学的校友们给母校捐钱不积极，还是因为觉得这钱捐得不爽、不踏实。

不爽是因为我们给母校捐钱却不能得到实质性的大力鼓励。按照美国联邦的税收法律，个人或机构向公益事业捐赠可以免除收入所得税，个人、公司免除的最高比例分别可达当年应纳税收入的50%和10%。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一公益性捐赠扣除比例过低，超出标准的部分还要纳税，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阻止企业大手笔捐赠，压制企业捐赠的热情。

不踏实是担心捐款使用成为“糊涂账”。一些国外的高校，对于受赠财产的使用情况、管理情况有较为完善的监督体系。捐赠者捐赠的钱，每一笔用到什么地方都有清楚的记载，并且定期向社会公布，以兑现捐赠人的意愿。这一点上，我国目前的慈善机构做得很不够，由于接受捐款的单位资金使用情况不透明，导致出现信任危机的事屡有发生。我国高校在设立专门负责管理教育捐赠的机构，并以严格制度善待校友善心上，还要走一条不短的路。

这些年，中国高校这个“清水衙门”也出了一些贪污腐败分子，玷污净土，让校友们掏钱的手又缩回去了。如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而落马；所谓“最帅最年轻的中国大学校长”、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理所当然”地包养了情妇，因受贿和挪用公款两项罪名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一个学校如果冒出这样的校领导，愿意给学校捐款的人还会有多少呢？

另外还要看到，“不差钱”的同学毕竟只是少数。大量的同学虽然混得人模人样，但也只是脆弱的中产。有些人有三套房也要募捐，其实也是因为以这个经济实力，要想支撑家庭成员的长远发展也并非易事。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催生更多的中产，这也是提高校友捐赠意愿的一个办法。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那样的哈佛和耶鲁呢？我们知道，哈佛和耶鲁大学的发展得益于当年约翰·哈佛和伊莱休·耶鲁两人向学院慷慨捐赠的大量财物，为了感谢两人对学校的贡献，就有了这两所“超级名校”的校名。

哪位同学给学校发个大红包，让学校以你为名，如何？

编辑 波塞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