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门口过上好日子

二十四篇细腻生动的顾山村人物志，一篇富于洞见的中国城镇化道路冷静反思，在这本《老乡——对中国西北一个移民村庄的一线调查》里，吕延涛用他饱含深情的笔触，配合二十八天里摄入镜头的一张张再平常不过的鲜活面孔，为读者呈现了黄土高原上这个回民小村庄的立体全景图。

书中展现的宁夏六盘山区沟壑纵横的贫瘠风貌，或许并不会让生活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像我这样的读者感到全然陌生——通过便捷的大众传媒工具，这些自然景观早已为我们熟悉。并且，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身处的现代化都市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周遭，与顾山村村民们同样的面孔并不鲜见。在人流汹涌、陌生人构成的都市中，我们往往不经意地忽略掉在这些熟视无睹的鲜活面孔背后，是一个生存环境差异超乎想象，地域发展如此不平衡，宗教信仰如此多样化的中国。

本书记述的顾山村只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上马洼村所属的七个村民小组之一。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上马洼村这样一个由615户、2889口人组成的回民占96.4%的移民村庄，这可能还算不上一个具有抽样代表性的样本。

不过，通过吕延涛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深描，作者笔下的顾山村为我们在“细胞”层面上揭示了中国西部农村面临自然环境约束与城镇化外部压力时，日益艰难、却顽强坚韧的生存机理。而这些具体而微的生存机理背后，一系列“两难困境”，毫无疑问是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农村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与所有人类活动历时悠久、自然环境承载能力恶化的地区类似，顾山人几代移民，现在又开始新的移民。政府有计划的通过县内县外移民搬迁，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正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由于地方财力不足、规划失之粗糙，移民搬迁进展缓慢，甚至还出现了像张万贵两口子那样移走了又回来的情况。当政府有计划的移民搬迁缺少可持续的就业机会支持，小农的经济理性与生存伦理仍旧是帮助他们选择的根本动力。由于公共政策衔接协调上的问题，甚至连村委会主任这样的基层关键人物，也不得不变成了村里的“游击干部”，常年在乡上和村里跑来跑去。即便决策初衷是美好的，缺少精细化配套措施的基层治理如何可持续？

地方政府项目化的经济扶贫举措难接地气，钱花了，事情却办不好。让顾山村队长张万平挠头的两个政府经济扶贫项目中，政府出资集中建蔬菜大棚，却因为路太远成了铁将军把门的空棚；从山东买牛给农民养，却被动歪心思的牛贩子钻了大空子，把就近在甘肃买的牛运回山东再卖到宁夏，好牛折腾成病牛，病死的病死，枪毙的枪毙，造成多大的损失。村队长说：“政府要多干些类似修路这样的活儿，少搞些竞技项目。干啥能挣钱，咱农民还能不知道？把这些基础设施搞好了，农民挣钱就容易了。”这话多么平实，却又如此一针见血！中国农村扶贫要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无论政府引导示范还是加大道路、自来水等基础设置建设，都到了应该好好对接农民的真实需求，精准发力的关键时期了。

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这是中国农村普遍面临的大难题。说实话，在读到本书之前，我的确很难估计到在中国西部农村还有如此大面积未能普及小学教育的村庄。书中记录的张万钧老师用四十年时间一力维持着顾山村唯一的教学点，是全村人祖孙三代的老师，却只能解决孩子们学前班和一年级的基本教育问题。孩子们只能每天结队走上十几里山路去上学，能读完初中已经不容易。要想接受中专、高中教育，不仅意味着家庭巨大的经济负担，更把一家几口人分散在四五个不同的地方变成了常态。打工的、上学的、种地的，一家人凑在一起拍张全家福都很困难。就像在村里行医快四十年的赤脚医生勉成福那样，书中记述的每一个家庭咬紧牙关供出来的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无一例外留在了城里，没有人愿意回来。尽管农村医保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要解决“小病靠拖、大病靠扛”，还有相当多的细致工作需要跟进。

顾山村所面临的这些现实难题，对于中国中西部很多贫困落后地区来说，大多都是“常见病灶”。而诸如像农村扶贫资金渠道分散、效益低下，农民发展贷款困难，农村社会空心化，留守儿童教育等等现实的两难困境，也在顾山村的个案中暴露的十分明显。

仅仅讲出这些故事或许只是精彩的文章，难能可贵的是，吕延涛以他职业记者的敏锐，捕捉到了更加关键的社会经济发展普遍性问题——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相反，它是农村和城市的互动。他总结道：“出去能过好日子，留下也有好日子过，这样才是真正的选择的自由。加入我们的政策决定了只有进程才能摆脱贫穷的厄运，那么这种单向流动就有可能让顾山人吃大亏”。

无论读者是否同意把“在家门口过上好日子”作为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要任务，建立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依旧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注：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汪卫华

见习编辑 Li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