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阅读｜人如候鸟，模糊了乡愁

在无硝烟战疫中，在新春乍暖还寒时节里，我们还记得乡愁吗？此时此刻，你或许仍在老家与亲人待在一起，你或许仍在求职的一线城市，但乡愁肯定不仅仅是距离导致的，它在于味觉、记忆，情感以及身份的认同。今天的人们正如候鸟一样，追寻着安逸之所，渴望着身份，却又一次次模糊身份的记忆。

什么是乡愁？人的历史就是乡愁。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就是对乡愁的描述与记录。我们可能都是异乡人，即使故乡就在脚下，即使家人就在身边，但没有对土地的理解，没有对家族的理解，故乡随时变他乡。正如本文作者马丹丹老师所说“情绪萦绕的乡愁”那样，人需要这种具有情绪的乡愁，若没有，乡愁便不复存在，无愁绪即无故乡，只是没有情感的居住与漫无目的的旅行罢了。

《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一位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跨国成长旅行》

（美）露丝·贝哈 著

李开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19年5月

通过对照现实和记忆

将地域间的血脉相连

当旅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一个人的学术生活在时空的交错中成为一种田野的途径和方法，这是《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一位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跨国成长旅行》（Traveling Heavy）这部自传体民族志给我带来的新意所在。露丝·贝哈是一位犹太古巴裔美籍人类学家，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同时具有民族志学者、散文作家、编辑、诗人等多重身份。她编导并制作的纪录片《再见，吾爱》参加了世界各地的电影节，获得了“纽约女性制作电影”的发行。她在《伤心人类学》（The Vulnerable Observer）透过披露自身的生命故事，深刻反思在西班牙、古巴及美国的田野工作，可以看作是《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的前传，也因此，后者继续将自我书写作为叙事主体，将塞法迪犹太家族史与犹太族群离散命运的世界主义相互交织，而维系主体民族志的灵魂是自我的经历、遭遇、体验与感知，相较于《伤心人类学》，后者可以看作是更加趋于成熟的自我民族志。

1959年古巴革命是一场推翻亲美独裁者的武装革命，由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最终在1959年1月取得胜利，建立了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露丝的父母在她四岁半的时候带她和弟弟离开了古巴，先是去以色列，而后移民纽约。她家的保姆卡萝就是为富人家庭服务的女佣之一，不过她服务的对象是犹太裔移民。在露丝第一次回国短促的时间内，她的母亲鼓励她去找卡萝，说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一直到露丝十二岁在迈阿密海边和一个波多黎各男孩接吻遭到母亲严厉的训斥，露丝才意识到她是谁——这一族裔身份的宗教属性。也因此，露丝从她的家族成员的经历扩展到她的西班牙、墨西哥田野调查以及欧洲犹太人的集体认同意识。

经历了漫长的旅行，当古巴与美国外交重建之后，她不断地、反复回到古巴生活过的地方，来自古巴的犹太裔移民身份才让她找到了一个对她而言有生命意义的他者。无论是西班牙贝亚尔市还是波兰戈沃罗沃镇，均是她的祖辈走过的道路，贝亚尔城记载了犹太人这一族群饱受迫害而被迫离散四方的历史。她的外婆，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亲属称谓中称为“巴巴”，1927年从波兰来到古巴，在古巴结婚定居，后来碾转携全家移民美国，做卖鞋带、卖布匹的小商铺生意，启蒙了露丝大半生对写作、对家族记忆的探索。巴巴收藏的《戈沃罗沃回忆录》（被称为伊兹科尔书）记载了她那一代人定居波兰的历史记忆。

世界各地同一“贝哈”姓的犹太人被召集到西班牙贝亚尔市参加贝哈家族的第一次世界峰会，贝亚尔市被看作是根或家园，在我读来，竟然有山西“大槐树”的影子，这种自我认同明知道有一厢情愿的成分，然而又有真实的形塑犹太历史景观作为旅游消费地重现的力量。犹太峰会使犹太人的寻根运动虚化，凸显的是分支、分叉出去的子孙纷纷认祖归宗的“遣返”集体行为。当她带着这本她看不懂的、几乎绝版的书到波兰寻根时，在她离开之际访问了堪称“活历史”的86岁的会八种语言的格林贝格先生，他看到此书“如获至宝”，他说“我可以告诉你关于戈沃罗沃的一切”：他在这本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亲人、朋友和邻居的身影，告诉露丝连露丝本人都不知道的舅爷，当他看到自己的父母的照片时动情地伤感，看到他死去的姐姐的倩影而再次黯然神伤。通过对照现实和记忆，露丝和巴巴在波兰的犹太盛景交叠，家族记忆又像是一条血脉将欧美与古巴连接起来。

集体无意识

与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把犹太的原乡归属作为方法，露丝尽可能地从多个角度揭示了她的家族史，她的私人生活和个人经历，以及她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乃至她的巴巴的西班牙犹太社区记忆，所回应的犹太人的离散聚居形态、漂泊的族群历史和学术旅行之间相互映照的主题续存问题。

巴巴的父亲在“一战”后迁徙到古巴，拼命站稳脚后在“二战”波兰犹太人被纳粹迫害之前将家人陆续接到古巴，巴巴的父亲写了一本自传，这本书被露丝占为己有。母亲嫁给了土耳其塞法迪犹太人的父亲，两个家族缔结了不情不愿的婚姻纽带在露丝和弟弟出生后依然面对不同程度的磕磕绊绊，例如给弟弟起名字，是跟公婆的姓还是随母亲的姓，引发家庭矛盾。语言是犹太族群内部多样性在沟通和交流方面表现出来的直接媒介，露丝不会意第绪语，她的母语是西班牙语，这也是她选择去西班牙小镇做博士田野调查的原因之一，当地人信奉天主教，她尽量不让当地人知道她信奉犹太教的家庭背景。她的男友最终以改宗教而和露丝缔结婚姻，克服重重阻力终于得到露丝家族的接受和祝福。

露丝结婚、生子，伴随人类学事业生根发芽，都在和她的家庭、家族乃至作为整体的犹太族群对话，甚至构成某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觉察是她从自己的儿子受伤的膝盖接受一次、二次手术的磨难中蓦然发现的，她意识到儿子的受伤唤醒了她内心随时准备逃跑的状态。她说道：“作为一个必须速决离开古巴的移民儿童，我知道能够快速逃跑的重要性，逃离危险，逃离发生革命的国家，逃离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国家，逃离遭受痛苦的国家”（第71页）。

露丝所属的犹太家族是从波兰迁移而来的，古巴当时接受了大批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露丝的家族凭着两代人努力打拼过上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经营自己的店铺，拥有自己的公寓，介于古巴大量的无产者和古巴富人、北美资产阶级之间，后又在古巴革命之际侥幸离开了这一“遭受痛苦的国家”。然而我们知道，露丝的出走经历只是古巴革命“革掉”有产者的一部分事实，更重要的一部分事实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在提高妇女劳动就业、教育水平（“识字率”）、医疗条件（婴儿死亡率下降）等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当然，由于全书采取的是特殊的主体性经历的写作方式，即自我民族志，使得露丝采取自我的移民经验所开拓的全球化视野进入到古巴外交解禁之后的海外离散的丰富叙事主体。露丝在古巴的童年戛然而止，不过20世纪90年代，为了应对物资短缺，卡斯特罗开放了古巴的旅游业，她得以有机会再次踏上这块布满乡愁的土地，追踪留在岛上的犹太人。

值得注意的是，露丝描写了犹太人屠杀之外的多样化犹太族群的离散线索，她的家族史汇聚更多的是古巴犹太人的社群。和欧洲犹太人的苦难记忆略有不同的是，古巴犹太人在世界犹太人的版图中被看作孤岛中奇迹的存活，热带愉悦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它总是和萨尔萨舞、鸡尾酒、雪茄和海滩联系起来。

丹爱达的故事映入眼帘。丹爱达是露丝看着长大的，她在塞法迪中心度过了童年，收到从世界各地送来的礼物，十一岁的她跟着父亲学习《妥拉经》的场景，收录到露丝拍摄的记录片《再见，吾爱》之中。在她十三岁的时候，丹爱达的姐姐奥姆妮于2002年接受邀请去波兰的乐队表演萨尔萨舞，对于丹爱达来说，离开古巴，到外面的世界是一种渴望。

正如姐姐在外吃苦，也依然要选择离开，丹爱达在以色列的沙漠边陲之地做清洁工的工作，在艰难地适应打工生活之余，她的乡愁没有停止地渗透到她的思绪和情感。值得注意的是，露丝通过YouTube网站和脸书了解奥姆妮和丹爱达的动态，看到丹爱达分享的结婚照，以及生孩子的消息。露丝作为丹爱达生命当中的人类学家，从她四岁抱着泰迪熊拍照开始，从她学习《妥拉经》为成年礼做准备开始，从她和母亲、姐姐不同的宗教身份和平共处一室开始，就介入到对她的生命历程的观察和记录中。丹爱达在以色列打工四年，途径西班牙，最终在多米尼共和国结婚生子，不断漂泊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被露丝完整地记录下来。从最初邂逅到日后漫长的陪伴，露丝和丹爱达产生了某种共情的效应。这种共情充满文学性的语言：“我感觉我们的身体好像被全世界的流亡者和逃难者所流的眼泪托浮起来了”（第199页）。同样，丹爱达也是露丝踏上旅行之路的一个轮回。丹爱达曾经看不懂的《再见，吾爱》已然成为过去，等到她有了漂泊他乡、寻觅未终的经历，她看懂了《再见，吾爱》传递的作为一种情绪萦绕的乡愁。

在乡愁的魔幻倒影中

故乡已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乡

作为巴西犹太人的后裔，随着回去的次数增加，徐徐展开的是古巴犹太人与古巴人相互混杂的离散的家族史画卷，直到两者的边界消泯，与自我的心灵合一——我们是由许多漂流岛组成的民族，一个不断旅行的民族，一个不断探索的民族，但是从来没有找到故乡（第210页）。“我成为一名‘职业古巴人’”（第221页）。她往返古巴二十年，像候鸟一样冬季迁徙到哈瓦那，发展出人类学的海外田野教学实验。只有在密歇根的家里，她才能把古巴散乱的田野调查整理出来，进入写作状态。

很庆幸，露丝将这种旅行状态嵌入到她的族裔身份的意识和反观中，她毫不讳言：“我每年旅行长达5万英里，我是金质勋章获得者”（第211页）。 古巴犹太人的族裔身份赋予她身体力行“文化多元主义”的生活哲学。失去故乡、没有根而寻根的漂泊之旅可以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露丝挣扎着尝试在犹太大屠杀的阴霾之外找到其他生命存在的样子，描摹犹太社群内部更大的多样性以及全球化赋予离散的新动力：人们对外面的世界的渴望与躁动。她在犹太峰会的高潮中捕捉语言的共性，用摄像头呈现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一起“说话”的语言特征。不同的语言碰撞在一起，将离散的多线历史汇聚一起，形成语言的共时性。

与塞法迪犹太人的“共情”相似的是他者与“我”的同命相连。作为博士论文的选点：西班牙德尔蒙圣玛利亚村庄，随着田野调查的开展以及和村民友谊的加深，露丝对村民顽固地坚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了深切的理解，这当然包括村民的主体创造性的保存，虽然传统和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的并存并不总是和谐美好。博士论文的学术价值得到肯定，她坦言：“自己作为移民的女儿和移民儿童，我的历史中有太多被遗弃的地方，以至于我不再确定我归属何方，但是机缘巧合的是，天意让我遇到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坚决在自己的土壤上生根发芽，而不愿去其他任何地方”（第107页）。

在记忆的闪回中又透露出强烈的主体感受，穿插文学性抒情、诗歌和蒙太奇色彩，这些片段给自我民族志的叙述带来个体风格的可能，这些文学语言弥漫着离开、再出发的旅行焦灼和不安。当作者在维达多社区不小心跌倒摔伤胳膊，她回到了童年：父母牵着高跟鞋的她走遍哈瓦那破烂不堪的街道。儿子的受伤惊醒了她潜伏的逃跑的集体无意识。她自己的孤独，在她租的公寓停电的黑暗中，如海水弥漫上来。

“很多东西都在古巴等我，更不要说那些来自我父母青年时代的漂亮高脚杯了。那么，如果没有地方存放任何一件东西，我该怎么办？它们将在我蹒跚学步的大厅对面等着我”（第243页）。正是自传体的书写强烈的个体风格给读者带着陌生的阅读体验，在体察自我民族志的过程中，逾越诗性、文学虚幻和蒙太奇的镜头拼接所带来的陌生感，恐怕需要调动读者自我的生命体验。在乡愁的魔幻倒影中，故乡已经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乡，故乡和渐行渐远的亲人面孔不复存在。和露丝的乡愁不同，中国人的乡愁是和贯穿一年的祭祀仪式、祭拜祖坟联系在一起的，在和生人鲜活的物质化实践的归属反复确认的过程中，故乡已然杳杳。可是我们发现，我们还是需要把记忆存放在祖母的针线盒里，存放地契的发黄的卷纸里，还有曾经安稳地活过百岁的院中槐树的枝头。

作者：马丹丹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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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供稿）

编辑 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