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由于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因而应该具有一种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的风范或气象。这是一种境界超越，或者说是一种精神超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学者应该超越一般民众。在人的精神或风度上，西方传统文化追求所谓“贵族精神”“绅士风度”；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作为士大夫应该追求“君子风范”或“圣贤气象”。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精神、风范或气象，其实质都是指超越于一般民众的境界。

先秦时期强调“君子风范”，孔子明确提出：“汝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也就是说，要做君子式的学者，不做小人式的学者。“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而要成为君子，最为关键的有两条，一是“博学于文”；二是“约之于礼”。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提出学者要有“圣贤气象”“圣贤风范”或“圣贤气度”。程颐明确强调“学者须要理会得圣贤气象”，也就是说学问之人应该把圣贤确立为做人的目标，应该重视精神境界的超越，追求一种完美理想的学术品格。

无论是先秦追求的君子风范，还是宋代追求的圣贤气象，对于古今学者的文化境界追求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先哲们早就提出和探索了作为社会特殊人群的学者所应该追求的精神超越，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今天的学者，如果为世俗繁华终日奔走，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为只言片语面红耳赤，是绝对谈不上什么精神超越的。

其次，学者应该超越于功利层面。只有从超功利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达到学术的终极目的，达到对真善美的追求。真正的学者在于追求真理、追求智慧，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学者从学，应该淡泊名利，如果急功近利，断难成大业。严格来说，如果与功利相勾结，就很难有真正的学术。正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梁启超曾说：关于这个问题“实学术上极重要之问题，老子说的‘为而不有’，我们也认为是学者最高的品格”。

学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不食人间烟火，有时也需要为稻粱谋。但是，如果以功利主义为指向，必然会扭曲学术的真正价值。超越功利本身又意味着超越个体、超越当下。仅仅满足于个体、满足于当下，也就意味着满足某种功利的主体。这与学术的基本精神、终极追求是相悖的。

再次，学者还要超越学术本身。学者源于学术，源于对自然、对社会的认知，源于创造知识，源于追求真理，这使学者具有智慧的品格。但真正的学者不能止于学术，否则就沦为“学匠”“书匠”，正如教师不应该成为“教书匠”、哲学教授不等于哲学家一样。

中国古代强调真正的学人不仅应该具备“智”的品德，而且应该具有“仁”和“勇”的品德，这表现了古人对于学者精神超越的一种理解。“圣人道者三”，“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真正的学者要努力做到智、仁、勇俱备。首先要做到不惑，要有智慧。学者是有知识的人，但知识并不等于智慧。知识是对事物的认识成果，而智慧或睿智是人对生命的体认，对宇宙的洞悉。知识只能解决认知问题，而不能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因此，“仁”和“勇”这两种品德，就决定了一个学者真正的境界。由“仁”和“勇”两种品德所表现出来的“不忧”“不惧”的“风范”和“气象”，实质上是一种坦然的理想的生活态度。仰观于天，俯察于地，皆无愧于心。

学者通过自由的认识达到了与对象的统一，达到了与客体的一致，于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于是学者作为主体达到一种超然、忘我的境界。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和张世英先生所说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实现了人与自然、理性与感性、善与美的高度统一。这是一种摆脱了个人荣辱名利束缚的自由境界，也就是学者应有的文化境界。一般人可能达不到这样一种境界，但是所谓“境界”就是事物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程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系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员）

编辑 秦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