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听说，李安、林青霞、王祖贤、庹宗华、邓丽君、张雨生、任贤齐、蔡琴、潘安邦、赵传、伊能静、王伟忠、阮经天、朱天文、朱天心、高希钧、龙应台、郝龙斌、雷倩……影视界、艺文界、新闻出版界、商界、政界，这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原来都出自眷村，许多人不禁发出惊叹：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让这里人才辈出？

记者在环台湾进行系列专题走访的过程中，听到各方面人们对此不尽相同的声音。

1、眷村父辈渴求安定，要求子女读书改变命运。

过往的艰苦记忆中有家里温暖的灯光。

作为军政移民的眷村人，在台湾没房没地没祖产没技能，“只能另找活路”。当时父母常灌输儿女的观念就是：“读书是唯一翻身的机会，家里不能帮什么，只有靠你自己了！”

有人告诉记者，当时有一句顺口溜“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就是提醒眷村子弟读书、留学。父母绝不吝啬从大陆带来的那一点点压箱底的细软和半辈子的积藏，为了孩子有出息，哪怕是倾家荡产都愿意。

村里常见的簕杜鹃也像征着眷村人坚韧自强的个性。

演艺界人士芮先生：“我们的父母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重视子女的教育。大家都是从大陆来台湾的，都穷得很，既没有房子土地，也没有钱做生意，下一代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就是：好好读书！”

台北在地文化工作者张聿文：“眷村的父母知道当兵太苦了。‘用读书改变命运、改变生活、改变阶级’---我们家里都是这样要求子女的。有孩子考上公立高中、考上大学，村里都会放鞭炮庆祝。”

台南成功里里长金冠宏：“父亲他们一无所有来台湾，举目无亲，希望下一代安定，能有一技之长……眷村孩子最直接的前途就是求学或当兵。”

在四四南村旁边，做了几十年“眷村邻居”的台湾本土人杨伯伯很羡慕当年眷村的孩子有书读。

台南政府义工陈骊元：“当时台湾本地孩子还有种田、做工、从商的选择，生活性质会不一样。我父母说，你们只有读书才会有用。”

2、眷村相对独立封闭，军人有稳定的生活收入，子弟读书学杂费多被减免。

眷村孩子不需要帮农帮工，社会关系单纯，所受的教育比较正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台湾教育普及与扎根的时候，为了方便子弟就学，军人子弟学校陆续成立，如桃园县杨梅镇四维国小，其校徽以梅花为底，上面交错着毛笔和步枪，显示着对眷村子弟文武合一的期望。

张聿文：“那时眷村水电费半价，可以吃到公家配给的大米饭。而当地种地农家的大米要拿去卖钱，小孩子只能吃红薯……我们读书不要钱。但许多眷村家庭孩子多，经济压力大，鼓励孩子念师范的多--免学杂费、保障就业；眷村孩子读军校的也多--因为比较调皮捣蛋，爸爸在部队没空管，妈妈管不动。”

芮先生：“在那个环境成长，有个缺点就是不会讲台语，因为根本就用不到。如果真有需要，都是我妈妈出面。”

做了几十年“眷村邻居”的台湾本土人杨伯伯：“不觉得眷村的人苦……像四四南村兵工厂的待遇就不错。那时候大家都很贫困，哪里单单是眷村的人呢？我七岁就出来打工，在街边给人家洗盘子，一直劳苦到现在……当时眷村的孩子还有空玩，都能上学。”

    彭阿姨是新竹市空军十七村的眷村二代，她说自己的父亲是湖南湘潭人，是云南飞虎队的空军军官，与云南本地人的母亲结婚。她说“我们眷村原来的日子是清苦些，可大家相亲相爱很快乐。

四四南村文化馆志工杨阿姨：“全家坐在厅里听收音机报考试榜单，是那时眷村家庭最兴奋刺激的事了。”

3、眷村的孩子淘气、重情、上进、独立、好强。

出生在军人院落的孩子，有军人性格、尚义气、团结。

小时，他们在小天地中尽情地“疯和野”；年纪稍长时，他们发现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我支配时，是善用在努力读书奋斗上？还是乱用在成群结帮上？这造成了两极化不同的未来---有兴趣的去读书，对读书没兴趣的投身到“社团”。

金冠宏：“同村的父亲多在同一军队或单位任职，放假回家时间大致相同，妈妈们怀孕生产的时间也就相去不远。所以眷村孩子同龄、同班的几率相当高。从小吃玩学在一起的友情，让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也让他们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独立的个性+军队的精神=归属感和荣誉感，父辈的情绪也反映在子女的名字上--如建中、建国、建强等，很像大陆军队大院里出来的孩子吧。”

眷村邻里的亲情就是我们的土壤。

眷村二代赵阿姨说：“爸爸对我们的管教很军事化--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用手撑着脸颊，不可以趴在桌上，有这种情形，二话不说，一个巴掌就挥过去了。站要有站像，坐要有坐像，站着的时候晃来晃去，坐着的时候翘二郎腿，那是绝对不行的。每到假日，爸爸６点多就把我叫起来了，起床后先写五百个字再说。”

从高雄眷村来到台北工作的杨阿姨：“我们眷村的孩子更上进，好学习。还有坚定、不服输、靠自己……”

张聿文：“比邻而居的父亲们都是长官、部属、伙伴的关系，眷村的孩子也喜欢成群结队出动，即使没有资源可用，但胆子大，敢于出去闯。”

4、父辈有军工政教体系人脉。

有人形容，每个眷村是个完整自足的小系统，整个台湾眷村关联成一个大圈子，有军队、法庭、学校、诊所……一切自成体系。这种军工教人员的社会关系，让眷村后代有着人脉资源可用。

虽然居于台北最繁华地段，四四南村文物馆来参观的人不是很多。

曾任外省台湾人协会执行长、台湾智库研究专员的黄洛斐女士，并非出身眷村，却一直密切关注着眷村的发展与变迁，她对记者分析说，那些眷村二代中的名人们，多是政工干部的后代。而像台湾电视“老三台”--华视（属军方）、中视（属国民党）、台视（属台湾省政府），这些文化事业主导者都是台湾当局，主管者多是从军队退下来的人……“掌握当时主流话语权的人，当然喜欢提拔与自己的观念、出身比较相像的人；此外，在招考艺人的时候，中国人的人情关系和人脉背景影响就显得很突出了。”

金冠宏：“许多眷村子弟希望去军校，二代从军的比例很大。而军旅多年的父亲们，对于子女就读军校的态度有两极化现象：有的父亲在军中有良好发展，想庇荫子孙；有的孩子不爱念书或顽劣难教，父亲期待严格的军事化能重塑其性格；也有些父亲坚决反对子女步其后尘，希望他们能开创不一样的人生。”

张聿文：“父辈没钱只有人脉，下一代培养时，传递着自己的生命经验；子女承继了这脉络的关系，父亲做啥我做啥……像我们这个军医院小眷村里的第二代中，起码出了六个医生。”

5、眷村的文艺环境丰饶。

当时来台湾的各个部队都有军中艺工队，从大陆带来不同的文艺种类、不同的剧种，这在眷村中营造了艺术的氛围。

同时，戏曲文艺也是眷村人爱国思乡情怀的重要精神寄托。记者在新竹就看到了“竹风平剧社---串起眷村的京剧生活”纪念展。

许多军中剧团招收了不少眷村子弟。他们学习唱念做打，寻找自己生、旦、净、末、丑的人生位置。

台北艺文界人士郑先生：“那时相声、京剧等文化的刺激非常丰富。你想，四四南村出来的名人--《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一夜谁来说相声》李立群之类的，能不受这影响吗？！”

高雄左营眷村的陈先生，“当时隶属军方的陆光剧校、海光剧校、复兴剧校、左营豫剧队等招收了许多眷村子弟。他们学习唱念做打，寻找自己生、旦、净、末、丑的人生位置。据说，红及一时、出身台北光复西村的演员李璇，就是来自大鹏剧校。”

并非眷村出身的台北市民何女士：“我觉得许多来自北方的军人身高体壮，这些外省人的后代较台湾本土人，在外貌上更显得高大端正……这也是眷村子弟从事演艺事业有优势的原因之一。”

6、眷村多重文化滋养与冲击。

每个眷村都是微缩版的中国，各地文化、方言、食物在这里交汇，滋养着眷村孩子的眼界和心胸。

黄洛斐：“能住进眷村的，都是适应环境的人。当时士兵们很穷，想要找得到老婆，就要敢追，要有这种人格特质……眷村的小朋友见识过各色人等，学会察颜观色，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竹风平剧社曾串起眷村人的文化生活。

台北市文化局研究员林絮霏女士：“眷村的后代从小接触了各种文化，他会打破许多束缚，敢闯敢冲，喜欢去看世界，属于发散形的；原来的台湾本土人防守性强，不熟的事不做，常处于防备状态，不愿意让子女出去闯，属于收缩形的。”

7、眷村文学兴起的影响。

因为整体上的文化品位、个人素质都相对较高，许多眷村人曾是精神上的贵族，有着自己的文化骄傲。然而随着台湾本土经济、文化兴起，眷村子弟感受到剧烈的冲击……

黄洛斐：“当年父辈是公务体系的大部分眷村子弟，对着自己的出身有着旧式的骄傲。像朱天心那批当时年轻的文化工作者，遗民心态很明显，有遗留的骄傲，又受到台湾本土文化的冲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化论战热烈展开，许多作家推出反映台湾现实的作品，宣导台湾本土文化。与此相对应，促生了‘返本’的眷村文学和影视热，一批反映眷村生活的作品问世：如爱亚的小说、汪启疆的诗，还有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李佑宁导演的《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朱天文和侯孝贤合作的《小毕的故事》等，都有对这种失落的挫折的反映……”

台北老字号的许荣一师傅说，他师傅60年前从上海带来的制作传统旗袍的手艺深受眷村人喜爱。

她又说：“在当时台湾经济起飞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中，无土地、房产优势的军眷子弟，不习惯市场运作；自身语言条件本来是从政从文的优势，这时也转为做生意时的劣势……极强的失落感，以及政治上受到的一些争议，让一些眷村出身的子弟甚至刻意淡化，甚至隐瞒自己的出身……这又造成了另外一种对人生发展很微妙的影响。” 

见习编辑 王行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