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蔡昉建言，“纠正大学发展中的一个错误导向，取消对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发表论文的规定。”这一建议引发网民热议。

一般而言，从事专职研究工作的博士硕士想要取得学位，高校一定需要考察他们的科研能力与科研成果，因此，在毕业时，不仅会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也要参考学位申请人平时科研论文的发表质量、数量和层级。检视论文发表情况，是评价学者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但现在，社会上却存在一种“论文迷思”。

有些高校给研究生设定发论文的“量化指标”，不发表几篇论文就不得毕业。有的学校甚至还要求本科生发表论文，如果本科生平时发表论文量多，还能得到一定“综合测评加分”。

这些高校的“论文迷思”就在于：考察时重量而不重质，看发表期刊的层级，却很少真正考察平时论文发表的研究水平。

从逻辑上来看，能够发表论文，代表学者有一定的研究能力；但在一段时间里不发表论文，并不代表这个人没有研究能力。一个平庸的研究生，在三四年的学习时间中发了若干短小、低质的“小论文”，学位论文也写得一般，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未必有什么成就。但若是有位有想法的青年，平时集中攻坚一个重大课题，论文发得不多但比较精悍，最终在毕业时做出不错的研究成果，其实更符合我们培养人才的期待。

回顾学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现代科学体系建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论文数量都不是评价学者水平的主流指标。甚至，连论文这个概念“建制化”，格式标准化，需要文献综述、方法论论述、引用脚注，有绪论、概论、结论的体系，也不过是近五六十年的事情。二战前，以及二战后一些大师的“论文”，体现出的学术造诣不可谓不深，但按目前某些学术期刊的编辑方针而言，都是不能刊用的“不合格产品”。

总的来说，能发论文固然代表有一定的能力，但论文数量决不能和研究水平划等号。以机械的条文规定，发了几篇论文，就可以毕业，不发足就不予毕业，显然是不对的。学术机构评估人才必须要用科学手段，只看看“量”，迷信学术期刊的评级制度，本质上，都是某些高校懒政思维的表现。

如此，不仅打乱教学秩序，也客观上助长了一些学风失范的恶行。例如，一些期刊违规收取所谓”版面费“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某些电商平台的”学术小铺“和学校内的打印店长期经营“论文代发”代理工作，顾客只要给钱给文章，就能刊登论文。有些高评级的学术刊物，编辑部门和学阀形成了某种“默契”，再好的论文没有“学阀”的名字，都不予刊发。学生想要到这些高层次刊物上发论文，就不得不求诸这些不端学者，将自己的优秀成果拱手相让，让学阀做“第一作者”，满足其“评职称”“评先进”的需求，自己委曲求全，屈居“第二作者”。

有一句经典的动物保护公益广告词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其实，在论文发表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数量迷信，就没有论文乱象。”解除“发论文”数量的强制行政规定，就能很好规避学术利益交换，打击学术腐败。

当然，我们也不能转而形成“论文无用论”。去除发论文的“量化标准”，目的是建立学术考察科学的、全面的标准体系。这当然是有难度的事情，而且需要政府和社会对高教事业投入更多资源，但要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培养更多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的高层次人才，这样的投资很有必要。在一些具体措施上，可采取保留研究生阶段发表论文的鼓励性规定，但同时配合更严的“平时论文”质量考核体系；严打高教腐败现象，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技术，预防论文抄袭，并科学评判论文质量，建立更加健康、正派的学术期刊出版环境；在本科生培养和专业硕士培养的过程中，鼓励他们使用如毕业设计、毕业作品等多元方式结业，不单纯考量其论文写作能力，而是综合考察人才创新能力和知识储备情况。

破除“论文迷思”也不能止步于高教领域，在一些行业职称评审的过程中，“发论文”的规定也不尽合理。如今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已经开始废除“论文”相关的条款，破除人才评价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迷信。据新闻报道，去年浙江省教育厅联合省人力社保厅印发了《2018年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改革试点方案》，原则上不再将发表论文作为评聘职称的前置条件。但要从“原则废除”到“实际废除”，相关主管机关还需拿出更大的改革魄力。

取消对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发表论文的规定，既落实了教育部要求高校克服行政化倾向相关文件的精神，也能让论文回归学术，去除它所附加的“世俗利益”，还学术研究一个清朗的环境。

编辑 秦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