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见到陈伟强时，他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他坦言，如此装束是为了避免自己因为持不同的政见，“在街上受到不礼貌的待遇，甚至被私了”。“私了”是指暴徒用私刑殴打、伤害不同立场的市民。

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讲师陈伟强。

陈伟强是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讲师。10月8日，他因发表严惩蒙面暴徒的言论，被蒙面人士和学生禁锢5小时之久。其间，他3次被推倒在地，并遭受激光笔的照射、粗言秽语的辱骂和人身安全的恐吓。更令人愤怒的是，学院非但没有主持公道，反而对他作出停课处理。

陈伟强

“我已经不生气了。”陈伟强13日接受南方日报、南方+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关心的是年轻人会不会知错能改，“如果他们知道自己错了，我肯定愿意给机会他们改过。”

近期，香港高校多次发生学生禁锢校长、教师自由的事件，强迫学校、教师就修例风波发表支持的政治意见。甚少学校报警处理，甚至个别还答应了学生的诉求。“教育工作者太过怕事，讨好学生，到最后是害了学生。”陈伟强认为，修例风波愈演愈烈，很大一个原因是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

“看待问题要有时代背景和因由，你不知道过去怎么论断现在？”他批评，现有的通识教育详近略远，加之历史、文化等科目被边缘化，香港年轻人欠缺基本的历史知识、文化修养，看待问题容易出现偏颇。

禁锢5小时10次离开未果3次被对倒在地

10月4日，香港特区政府订立禁蒙面法，以止暴制乱、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次日，陈伟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禁蒙面法最高刑罚1年震慑力不足，建议以暴动罪重判示威者。很快，这一言论出现在网络论坛，引起示威者的不满，有人扬言要到陈伟强的课堂闹事。

10月8日下午3时，陈伟强踏入课室便发现异常，“很多年轻人戴着口罩，颇有敌意。我教的学生有60人，但当时最少有一半的人我是不认识的。”果然，现场人士要求陈伟强道歉和收回言论，又大声喊口号。

宣布取消课程后，陈伟强却走不了，因为蒙面人士用课桌堵住了门口，长达5小时的禁锢由此开始。尽管学院保安、领导陆续到场，但陈伟强的境况没有改变。他不下10次尝试离开，但都没有成功，“我不是一个人走，而是在院长、保安的带领下，但都走不了。我没有硬闯，担心发生肢体冲突造成学生受伤。”

然而，陈伟强还是3次被推倒在地，一次摔到腰痛，一次头撞到了黑板。其间，有人用激光笔照他的眼睛、下体，“我的眼睛觉得痛。”陈伟强说，还有很多人直接威胁他的家庭，“他们说，Sir，要不要我帮你家装修。装修即是搞破坏。”

“我是中国人”这句话引发鼓噪不满

陈伟强1973年出生于香港，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他先后取得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位、硕士学位，致力研究中国历史和香港国民教育、文化保育、政治文化等课题。

被禁锢后，学院为了解决问题，提议陈伟强和学生对话。陈伟强说了三点，一是反对暴力，二是尊重法治，三是认同国人身份。“我说自己是中国人，我对中国人这个身份感到自豪。当我说完这句话，全场哗然，他们突然鼓噪不满。”至今，陈伟强都觉得很错愕，为什么年轻人会如此反感这句话，“我们理所当然是中国人，没回归前我也说自己是中国人。”

修例风波中，暴徒也多为年轻人。陈伟强认为，香港年轻人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一是对国家的认同感不足。”他说，学校实施通识教育后，历史、地理、经济等科目被边缘化，使得学生没有基本的人文素养、人文知识，“通识科太过鼓励学生作一些论断，但如果连一些基本的史实都认不清，怎么去作论断？”

“二是道德水平的下降。就算政治立场不同也应该对人有基本的尊重。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发现立场不同的人会用粗言秽语批斗对方，甚至在街上私了？这根本上是反民主的，也是压制言论自由。”陈伟强说。

停课不停职 出街戴帽戴口罩

陈伟强被禁锢期间，曾报警求助，但由于学校不同意，警方未能进场处理。“我觉得遗憾，其实学校可以做得好一点。”陈伟强向记者说，自己认为出现了肢体冲突和涉嫌非法禁锢的情况时，应该请求警方解决，但校方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院长评估觉得我不危险。”

8日晚上8时许，学院提议时间晚了，次日再请陈伟强和学生继续对话。“我没有答应，但学生认为我会出现，所以就散了。”陈伟强说。

9日，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宣布对陈伟强作出停职调查处理，后来又声称没有停职，含糊其辞。事实究竟如何？“舆论很不满我被停职后，校方才斩钉截铁说我没被停职。”陈伟强说，目前他已调整职务，从原来的教学改为研究、撰写教材，停课不停职。

事件对陈伟强的生活、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突然间很多人认识我，在街上很多人喊我的名字，有支持的，也有恶意攻击的。”为了避免麻烦，陈伟强现在尽可能避免一个人出街，如果一个人出街则戴帽、戴口罩。“我试过什么都不戴被很多人认出，害怕因为政治意见的不同受到不礼貌的待遇，甚至威胁到人身安全。”

工作方面，学院也同意陈伟强弹性办公，可以在家处理工作。“我办公室的海报被撕了，贴上蒙面人士的文宣。”陈伟强告诉记者。

怕事的成年人不敢指出年轻人的错

时隔多日，陈伟强称自己已经不生气了。“用激光笔射别人的眼，用粗言秽语辱骂老师，又不给他走，甚至恐吓他家人，这一定是错的。如果他们知道自己错了，我作为老师，肯定是愿意给机会他们改过。”陈伟强话锋一转又说，但问题恐怕是，现在年轻人不一定知道自己错了。

陈伟强的担忧不无道理。近期，在香港高校中，并非只有陈伟强一人被学生禁锢人身自由、用激光笔照射，不少学生强迫学校发表支持示威者的政治意见。例如，10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与学生对话时，也有人用激光笔照射其眼部。预定结束时间到后他也没能离场，对话被迫延长到深夜12时许。

“按道理应该是表达自己的权利，我现在要走，你不给我走是违法的。但决策者或者老师不敢开口指出这些不公平的事，或者觉得是小事，不出声。”陈伟强说，教育工作者太过怕事，讨好学生，到最后是害了学生的。因为将来学生可能更加有恃无恐，又去做违法或者不道德的事，“这样没有尽到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义务——别人有错你要指出。”

陈伟强说，不但是校内，社会上也有怕事的成年人，“他们由于某些原因讨好年轻人，袒护年轻人，不会说他们错了。这个才是现在香港困局的悲哀。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年轻人出来做违法的事情？是因为成年人没告诉他们这是错的。”

香港人对西方民主危机认识得不深

2004年回到香港执教前，陈伟强曾在伦敦大学执教，又担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回到香港后，除了执教，他还担任过7年的油尖旺区民选议员。

谈及香港当下困局，他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香港人对西方的民主概念或民主危机认识得不深。“其实西方学术界很多人已经点出民主不是灵丹妙药，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等欧洲国家都陷入了民主困局。但香港人不知道的，他们一说到民主就觉得很神圣，觉得是万能的，这只是一个假象。”陈伟强直言，香港人要在政治的思考再下一些功夫。

他也呼吁，传统泛民的从政人士要放下政治执着，带头去和政府对话，以沟通化解危机。

编辑 黄泽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