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当前国产影视剧创作价值倾斜现象简析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长期稳定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党的领导机关要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和规律，对具体的文艺作品和学术问题，要少干预、少介入。”但是，如果遇到文艺出现突出、重大问题时，也需要主管部门出面进行干预和调整，以利于文艺健康繁荣发展。针对影视剧创作出现的明显问题，近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召开调研座谈会，会议要求各省级管理部门重点加强对当前国产三个类型的电视剧——宫斗剧、抗战剧、谍战剧的备案公示审核和内容审查，治理“老剧翻拍”不良创作倾向。说到审查，总会有这样的说辞：百花齐放嘛，应宽容一点，不要吹毛求疵……然而，如果你每天打开电视机，看到一部部匮乏原创、翻拍复制、质量低劣的电视剧扑面而来，看得人心灰意冷、心烦意乱，你会作何感想？有鉴于此，窃以为，国家主管部门提出要对上述三大类型剧进行备案公示审核和内容审查，使之“严进严出”，实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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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斗剧一直是国产影视剧制作与传播领域的“香饽饽”，而这类剧存在的症候也最严重，冠之以重症或不为过。可以说，在以武侠、玄幻、传记、历史等多种类型的古装剧中，首当其冲者当属“宫斗剧”，已被国家主管部门两次明确点名。何以故？最要害处在于其价值观的错谬。以《武媚娘传奇》等剧为例，尽皆后宫女性用极其凶残方式，对阻挡自己权力攫取道路上的人加以谋害。从文化角度讲，此类影视剧所呈现的后宫文化、权谋文化，完全是一种厚黑文化，是严重匮乏现代性的落后乃至反动的腐朽文化。当然，在宫斗剧或后宫剧中，也有少数像《大明风华》中孙太后在历史上拥有极高政治作为；《芈月传》中秦宣太后也曾执掌朝政，她们作为历史人物的作为远超后宫范畴。与《延禧攻略》这类用稀奇古怪手段在后宫争宠，或干掉在后宫欺压自己的对手那些具有上位野心的人物不同，她们是有政治作为的巾帼英雄。所以，需要加以限制的宫斗剧，是指以向君王争宠为目的，不择手段互相陷害的后宫女性争斗剧。

近年来，一批“大女主戏”走俏荧屏，收视率颇高。但随着此类剧目的迅速升温，观众渐渐走进“审美疲劳”怪圈。此类剧目虽起到丰富大众文化娱乐生活的作用，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不少古装剧随意篡改历史，抹黑历史人物，将人性黑暗无限放大扭曲，可能导致青少年对历史产生错误认知。正如有论者指出，此类影视剧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1、热衷追崇皇族生活方式，使之成为流行时尚；2、精心演绎“宫斗”情节，恶化当下社交生态；3、不吝美化帝王臣相，淡化今朝英模光辉；4、宣扬奢华享乐之风，冲击克勤克俭美德；5、片面追逐商业利益，弱化正面精神引导。有鉴于此，中国各大卫视决定停播《延禧攻略》、《如懿传》等宫斗剧，换成综艺节目或时装剧。至于新拍的古装剧如《盛唐攻略》、《大明皇妃孙若微传》等，更是播放无期。

厚黑色彩浓重的宫斗剧，为了吸引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眼球，不惮随意篡改历史，令青少年观众尤其是在校学生在学习历史的时候，不自觉地被宫斗剧那些荒谬故事情节所蛊惑，从而出现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上的混乱。比如，《如懿传》中将炩妃写得十分可怕，放大渲染宫廷生活血雨腥风，后宫女性动辄流产、滑胎、死人、中毒等，这与追求真善美的现代文明价值观显然是格格不入、南辕北辙的。宫斗剧《延禧攻略》的热播，再度点燃观众对此类型剧的热情，该剧自播出以来势如破竹，网播量一路走高，网络讨论度居高不下。不过，伴随《延禧攻略》的走红，也招致对宫斗剧价值取向的批评。宫斗剧作为国产历史剧的一个分支，往往以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背景，将后宫嫔妃或女官等女性角色作为故事主体，以人物情感纠葛尤其是政治权力倾轧为剧情主线，其核心看点与主体色彩就是一个字——“斗”：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相互算计、暗藏玄机、险象环生。

历数宫斗剧创作与传播的历程，令人深思。2004年出品的宫斗剧《金枝欲孽》播出后引起巨大轰动，曾掀起一股“金枝热”。该剧堪称宫斗剧的“始祖”，精彩的剧情、经典的对白、精湛的演技及独特的风格是其取得高收视的重要原因。2006年的《大清后宫》、2008年的《母仪天下》、2010的《美人心计》等宫斗剧相继播出，反响也不小。2011年，宫斗剧又迎来高潮。《宫锁心玉》《步步惊心》《倾世皇妃》《美人天下》《武则天秘史》《后宫·甄嬛传》等相继播出，掀起收视热潮，宫斗剧一时间炙手可热。据统计，仅在2011年至2013年的两三年内，出产宫斗剧就达20多部，而且几乎每部都能够成为热播剧。宫斗剧制作的过多过滥引来主管部门的批评，2013年之后制作播出的宫斗剧数量开始减少，但市场热度依旧不减，宫斗剧仍是最受中国观众欢迎的电视剧类型之一。2014年的《武媚娘传奇》，2015年的《芈月传》，2016年的《锦绣未央》，都是“剧王”。杀青于2017年的《巴清传》《如懿传》虽迟迟未能定档，但也始终是新闻焦点。

宫斗剧之所以能被市场接纳，辄因它们是一种高度成熟的类型剧。类型剧，乃指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被认可的套路和模式，是观众喜好培育的结果，是“好看”经验的自然积累，是观众和制作方达成的一种隐形共识。经由此共识，影视圈会对一些成功剧作进行类型复制和批量生产，以满足观众的观剧期待，从而实现影视剧商业价值的最大化。由于宫斗剧能够切合多数观众的心理需求和期待视野，并保证娱乐和商业、受众和梦工厂的双赢，所以它们能在荧幕上坚挺不倒。另外，由于宫斗剧类型化要素主要体现在古代宫廷题材背景、陈设华丽夸张的宫廷布景、浮夸紧张的故事、扑朔迷离的悬念，以及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斗智斗勇，因而虽然此类型剧屡受批评，却仍能走俏荧屏。从《金枝欲孽》到时下的《延禧攻略》，历史背景不断变化，但遍地是陷阱、处处是地狱的以“斗”为招牌，仍是万变不离其宗，核心理念乃至手段庶几没有二致。比如，在草药上动手脚，伤害胎儿产妇的桥段，就曾多次出现，而妃嫔之间施苦肉计、打小报告、诬蔑对方、造谣生事等桥段，更是如出一辙。

当然，编剧为保证剧集新鲜感，也会对“斗”的内容加以改造更新。比如《甄嬛传》《武媚娘传奇》《芈月传》，女主人公都有一个“黑化”过程，她们先是被欺压许久，最后为了生存不得不“斗”，但到了《延禧攻略》，女主角一开始就“黑化”，人不犯她她不犯人，人若犯她她直接就斩草除根。对《延禧攻略》，这样的宫斗剧，有网友称之为“集爽文之大成”。网络文学被称为“爽文”，由之改编剧当然就被称为“爽剧”。其特色是让观众有代入感，满足观众的期待，宣泄观众的情绪。观众的自我代入和心理预期是——小人物能够逆袭，坏人会被惩处，自己辉光闪闪且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现实生活中缺少什么，便幻想着在“爽文”“爽剧”得到什么，这是很正常的心理。但不得不说，宫斗剧中的厚黑学、权谋论、等级秩序、“他人即地狱”等价值倾向，是与现代性、现代文明、真善美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它们必然会对观众产生不良影响。正如西尔弗斯通尖锐指出：“电视观众是电视的奴隶，受制于有着变革力量的传播媒介。” 宫斗剧的价值观错谬，值得我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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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抗战题材影视剧刷爆荧屏银幕。勿忘国耻，警示未来，给全国人民以历史教育，让青年一代知道中国那段曾被日本侵略凌辱的历史，当然必要，也很有意义。但看得多了，就会发现，这些抗战题材影视剧庶几千篇一律，匮乏创意。比如，有明眼人指出，不管是什么抗战片，不管是哪个制片机构拍的，都在拿日军化学武器说事，几乎每部片子都在说日军化武研究基地的故事，哪怕是一个小山村里的日军作战部队，也都会有个化武研究基地。如此胡编乱造的剧情，焉能不露出虚假的破绽。抗战剧生产的过多、过快，必然导致质量的过滥。比如，抗战剧《猎杀》，凸显了主创者价值观的乖谬，具体表现在对生命的蔑视。剧中所有有名有姓的人，除了两个人——安娜和游击队长之外，都被主创判处了“死刑”。为了能让他们死，各种办法都用上，包括找死、送死、枉死、笨死。为了让配角们死得“过瘾”，不仅游击队员们、村民们要死，两批“反正”伪军要死，连两个商帮也要“大义”而死，总之不把人死光决不罢休。这种轻而易举的“死剧”，在近些年的抗战剧中可谓屡见不鲜，且愈演愈烈。行笔至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人的生命就那么轻贱吗？难道人死得越多戏就越好看吗？曾经热播的《民兵葛二蛋》，是用小人物抗战的喜剧化掩盖其胡编乱造行径，其离奇的剧情不会因黄渤出演而免遭骂名。

更有甚者，是前些年出现的“抗战神剧”（或“抗战雷剧”），这种极度娱乐化倾向引起观众的极大反感。对此，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有关负责同志指出：“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壮举，是影视创作的宝贵资源，书写和表现它也是艺术家的责任与使命。近期以来出现的个别创作态度不严肃、胡编乱造、不尊重历史、过度娱乐化的抗战题材创作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必须予以纠正。”检视国内荧屏，某些国产抗战剧的“雷人”，所表现的抗战军民之“神奇”，用网友话说：“抗战雷剧中的女演员越来越时尚，南泥湾里啃地瓜的女八路涂着睫毛膏，描着人工细眉，秀发随时飘逸，扛着用不用得着都拧上去的狙击镜枪械。鬼子都弱得恨不得一口痰就能吐死一串。鬼子既然这么弱为何还打了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更有网友吐槽：“看抗日影视剧的感受，那就是开心、好笑、好玩，战争在我印象里就是儿戏，一点都不艰难残酷。八路军战无不胜、无坚不摧，日军愚蠢无能弱不禁风。看过美国人拍摄的二战影视剧，才真正感受到当年日军的顽劣。而在我们的国产抗日影视剧中，日军简直就像蚂蚁，毫无人样，猥琐无能得很。我们的抗战剧太儿戏，让人看得不知所云。”

既然“抗战雷剧”如此之烂，这般不堪，何以仍能受到一些影视制作人的青睐？这正如业内人士分析的：一是抗战题材剧收视率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颇为受宠；二是最赚钱，抗战剧已经成为投机者的热土；三是出剧本快，打打杀杀的不需要太多细节推敲，只要有一个大框架的故事即可；四是一般的抗战剧投资小，只要选择在影视城拍，就能解决全部场景，扮演鬼子的演员还可以反复循环使用。调研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上星频道黄金档播出电视剧200多部，其中抗战剧及谍战剧超过70部，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剧。而2013年在横店拍摄或已拍完的抗战剧有增无减。用编剧高满堂日前参加一个编剧会议时的话说，“去横店一看，四五十个剧组都在打鬼子。”有位“横漂”四年的群众演员坦言，去年他总共参与演出三十几部抗战戏，演了两百多次鬼子，最多的一天“死”了八回，刚上场一枪就被毙了的情况不少。

回眸中国当代电影史，抗战题材电影不乏优秀之作：《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等等。但到了新世纪，一些影视人不知哪根脑神经搭错，弱智的抗战影视层出不穷，千篇一律的“创意”堆砌出的白痴故事叫人望而生厌。比如，有个抗战剧名叫《飞哥大英雄》，有观众看后冠之以“大拼盘”。该剧最雷人处就在于，个人英雄主义至上，将日本人描写得很愚蠢。尤其抓住梁飞的戏，采用一贯猫捉老鼠的戏梗，不急于吃掉，先玩够再杀，结果被梁飞抓住机会成功逃脱。这样的设计玩一次行，玩两次就是蠢。还有，我方在危机时刻总有意想不到的转机，紧张抗战被描写成游戏般的好玩和侥幸，飞哥也没超出这个套路。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当下的抗战剧70%故事发生在城市，或者场景选在城市，农村场景极少，连小城镇都极少出现，似乎中国的抗日主战场都在城市而不是乡村；也许编导都是城市人，对城市熟悉，对农村陌生，也算是“做熟不做生”吧？更不堪者，一部名为《箭在弦上》的抗日剧因雷人剧情在网络暴红。剧中，一名抗日女子遭日本兵围攻，因寡不敌众被三个日本兵轮奸。之后，该女子在痛苦中突然挣扎着抓起地上的弓和箭，翻身而起时裤子自动穿上，然后抽出弓搭上箭，且每一发都有三枝箭，箭无虚发，一众日本兵和汉奸纷纷被射倒！网友直呼，简直太神奇了！

常能在抗战剧中看到的奇观是，敌有飞机大炮，我有盖世神功；敌能空袭不断，我会飞檐走壁……君不见，在《永不磨灭的番号》里，孙成海营长向天上扔了一颗手榴弹，竟把一架日本飞机打了下来。抗战剧《向着炮火前进》更是奇葩，剧中吴奇隆饰演的雷子枫，造型和装备令人瞠目咋舌：皮夹克、皮手套、飞机头、雷朋眼镜、哈雷摩托，摩登之极，胜似港客。最扎眼的是他那涂满定型发胶的飞机头，简直潮到爆！

如今的抗战剧，呈现一种新趋势，一是神奇小分队越来越多。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都有一支神奇小分队。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以一当百，能完成一般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过人的战斗力比正规军还强大，在鬼子严密的火力网中，都能做到自我毫发不伤、鬼子倒毙无数。二是神秘人秒杀鬼子。这些神秘人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在我方人员遇到危难之之际，他们都能及时出现，秒杀所有鬼子，而后不留痕迹迅速离开。三是女主角本事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此者，尤以女土匪为主角的抗战剧更甚，她们比正规军还牛，让训练有素、作战能力极强的日军也望而生畏、无计可施。四是抗战加恋爱成了某种模式。我方人员是边打鬼子，边谈恋爱，男人是帅哥，女人是美女，而且往往是多角恋爱、女子追男。貌似如今的抗战剧，不加点爱情佐料，都不好意思出手。五是肆意夸大，过于虚假。一个区小队的民兵，敢单挑日本步兵小队；一个县大队人手一支七九式步枪、三八大盖，可与日本步兵中队抗衡；我方损失很少，日军溃不成军。自从王宝强的《顺溜》播出后，我方狙击手和狙击步枪便如雨后春笋，一发不可收拾地出现在各类抗战剧中，其套路往往是，我方狙击手在步枪上裹上布，再加一支山寨版狙击瞄准镜，而且女狙击手也变得越来越多。此外，鬼子的国语配音更假。流利的普通话令人不知所以，好像日本军人一到中国瞬间都成了中国通。

现在荧屏上，抗战题材剧太多太滥。不信随便何时打开电视，准保不止一个频道都在枪林弹雨地打鬼子。似乎战争片除了抗战，就没别的内容可写，这实在是一个吊诡之误区。对于商业主义至上的影视制作者来说，这种扎堆打鬼子的背后，或能换来实打实的利益；这种以商业利润为指归的“抗战剧热”，确实应该降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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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之交，谍战题材影视剧扎堆登场，刷爆荧幕。何以故？我想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是谍战题材影视剧所代表的，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失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仰，二是谍战题材影视剧属于一种“智力游戏”，需要观众的积极参与，互动性强，因而比一般战争题材影视剧要有趣、好看得多。尽管如此，如果缺乏理性宏观调控，此类影视剧也会由“稀缺”滑向“过滥”。事实果不其然。很快，蜂拥而至的谍战片所潜伏的危机如同一场瘟疫很快爆发。

应该承认，国产谍战片集纳了类型片的多种技术元素，在审美视觉效果上大大超越十七年时期的反特片。明星云集的阵容、快速闪跳的剪辑、生动流畅的音效，使谍战题材呈现出精美的格调和异样的风情。与此同时，浪漫爱情、激烈枪战、重重悬疑、错综矛盾、智力挑战、酷刑展示等复杂刺激的审美元素，使得谍战片形式变得空前丰富。如今的谍战片，不再单纯追逐“谜底”，其精彩过程本身就很吸引眼球。然而，正如笔者多年以前曾撰文指出的，谍战片在其热闹的背后，暴露出了一只藏不住的“雷同”的尾巴：如果一部片子有女特务在发电报，其他片子一定会出现另外一个女特务，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故事桥段，只是扮演女特务的演员不同罢了；一部谍战片出现了一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假夫妻，另一部谍战片也同样活跃着一双为革命从事情报工作的假伉俪；如果假夫妻、假伉俪还不够吸引人，还会有一个徘徊在革命队伍大门口的娇媚的“第三者”，当然，结局她们都会被一位颇具人格魅力的男性地下党员送去延安……

谍战剧的持续走热，反映了中国观众对英雄主义与崇高信仰的饥渴与期待。但谍战片成几何倍数增长以至高烧不退，亦非正常，也不是好事。反观中国电影史，首轮谍战片热潮“引爆”于上世纪40年代。1946年屠光启导演，欧阳莎菲、周刍主演的《天字第一号》一炮走红。此后，借鉴前苏联《无名英雄》、《春天的第一个瞬间》等谍战片，我国电影界又推出《英雄虎胆》、《羊城暗哨》等。由于之后再无创新，遂导致观众审美疲劳，谍战影片于上世纪80年代淡出。经过近20年左右的寂寞，谍战片再度勃兴起来，不少影视制作者或厂家打起了“形式牌”：让扮演敌方特工的男演员从长相上“出新”，从阴险丑陋华丽转身，变得个个英俊儒雅，颜值颇高，以达到“吸引眼球”之目的;而女敌特继续延续高颜值路线，且不再是凶悍型，而变得温柔有加，人情味十足。有的谍战剧甚至让敌我阵营的男女主人公爱得死去活来，我方战士陷入与一个乃至多个女敌特的感情旋涡难以自拔，在国家使命与个人情感的纠葛缠绵中举棋不定、暧昧不清。还有的谍战剧细致展示特工人员设计栽赃、投毒配方、陷害他人的细节，丝毫不顾及此举的负面作用。有的谍战片大肆渲染酷刑，令观众难以承受其残忍精神折磨，这显然与影视艺术的初衷目的相去甚远。

一部谍战剧最重要的品质，离不开严谨的逻辑关系和真实的细节描写。然而，纵是被称为“谍战小说之父”的麦家，由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暗算》，也出现了逻辑与细节错乱与失真的问题，包括他的《解密》，也是错谬得不能看。行家知道，用数学密码加密解密不能通过手工进行。约翰李作为数学教授，能设计出高级数学密码，但他的潜伏组织使用紫密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他们没有使用高级数学密码的条件。麦家小说改变的谍战剧《风语》，原本有个不错的文学基础，然而改编成电视剧后，却让许多网友扔板砖。剧中，军统两次接陈家鹄，和日本人激战，结果都被中共地下党救出，很不真实；陈家鹄自己不知自己所学价值，要那些外行反复解释，很不靠谱；前十几集把陈家鹄写成不愿投身密码破译工作，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特务头目杜先生和陆所长却一再放下身段，反复乞求，陈家鹄仍不理睬，很牵强。该剧硬伤之多，用网友的话说，“几乎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

有“中国版《越狱》”之称的《青盲》，被曝不少情节与经典好莱坞作品有着极高的相似度，无论是主人公越狱方式，或其在牢中表现桥段（如在美剧《越狱》中，迈克亲自去抢银行，进监狱只是为了救自己的哥哥）。在《青盲》中，于和伟扮演的张海峰为救“小猫”也是主动设计入狱。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相仿，《青盲》的越狱也是从挖洞开始，两个主人公为了越狱成功，要敲开地下管道，都必须等到打雷下雨时进行管道破坏。细究一番，不难发现，其实《青盲》这种打着“悬念剧”旗号却以仿制美剧方式的“出拳”套路，只是希望起到谍战影视剧审美疲劳的“起搏器”作用罢了。弄巧成拙的结果，反而丢失了谍战剧的民族特色。

另一部谍战剧《借枪》同样引发争议。有观众称，观此剧会有诧异感受：剧中人物为何从来不必为衣食所忧？为什么敌我双方总有打之不竭的子弹？而对《借枪》质疑最烈者，是主创者硬把一部严肃紧张谍战片拍成了喜剧。傻子都明白，谍战剧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特征是紧张、刺激、悬疑等等，但《借枪》将之颠覆到了让观众难以接受的地步。

有人总结谍战题材影视剧有七大“俗”：特务多为美娇娘，动作枪战齐上场，故事单薄史料挡，虚假夫妻弄成真，敌我双方恋爱忙，勾心斗角胜官场，对白肤浅旁白扛。一项网上调查资料显示，参与投票的一万多名网友中，69.1%的人认为，大多数谍战片系跟风之作，缺乏独特风格与精巧剧情设计；57.8%的人表示，部分谍战剧套用美剧模式，但只是盲目借鉴，失去了革命历史题材所应具备的传统特色与文化品位。尽管谍战片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如剧情紧张、悬念丛生、令人怀旧，且投入不大、性价比高等等，但透支必然枯竭，失控难免泛滥，最终结果只能是倒了观众胃口。

美国著名编剧帕梅拉·道格拉斯指出，电视网的运作方式是“按照旅鼠的模式来运作的——一同奔向悬崖，大多数坠落下去。”帕梅拉·道格拉斯所揭示的正是影视圈常有的扎堆行为，这与当前我国影视圈谍战片曾经的高烧不退与现今的苟延残喘状况极为贴切。比如，前几年曾热播的以美女主角为招牌菜的《旗袍》等谍战片，看似迷人可观，但问题仍不少。比如人物的类型化，在此类剧目中，演好人的就一直好下去，演敌人的也一直坏下去，这样的安排毫无悬念，还有就是细节的虚假。谍战剧面临的最大瓶颈是雷同化，是相互抄袭彼此复制。据统计，《潜伏》大获成功之后，约有数十部谍战剧扎堆登场，占了国内影视市场的七成。试问，如此这般的“狂轰滥炸”，怎能不让观众“审美疲劳”？！

对于谍战剧的同质化、雷同化的弊端，观众已然看穿。那种全家人看电视都选谍战剧，甚至万人空巷的盛景已然成为明日黄花。这是因为，现在谍战剧的讲述方式、剧情发展，都是有迹可循，按套路出牌，看前面能猜到后面，看开头便知结尾。有些角色观众一看就不是好人，但我方却始终发现不了。不管多么危险的任务，死的都是配角，主人公肯定没事，所以根本无需担心。谍战剧的雷同化、同质化，还表现在传播渠道的重复扎堆和相互挤兑。曾有统计资料表明，半年中就有50余部谍战剧在各频道播出。

如今，谍战片已成“强弩之末”。究其原因，不在技术，而在经验。不少影视剧编导总是将自己关在书斋里或拘泥于编创人员小圈子里，把胡侃乱编当成创作本身，于是也就有了靠碟片、报纸新闻及史料档案推动剧本写作的“秘笈“或“宝典””。今天的生活本身就具有突出的复制化特点，剧作家、艺术家也就负有反抗复制化的使命。为了重拾创作的尊严，恢复影视艺术的魅力，我们必须还原生命的体验激情，使影视艺术创作成为生命的内在召唤。换言之，谍战题材影视剧创作要想赢得观众和市场，必须有绕开“雷区”的智慧，有立足原创的决心，有别开生面的内在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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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产影视创作的突出症候，窃以为是虚假。利益驱使下，不少影视创作者往往绕开真实、遮蔽真相、撇去真情，写剧本无须深入生活，表演者可以用数字替代台词，服装道具与人物身份年代不符，作品内容严重脱离历史现实，历史虚无主义创作成为“新常态”。恕我直言，现在许多编导演人员生活体验和想象力、思想力都极度匮乏，更遑论有何“主观战斗精神”。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是血肉关系，鱼水关系，源流关系，是断然分不开的。创作只有以真实、真相、真情为基础，才能形成艺术意义上的真实，即所谓艺术真实。当前，国产影视剧亟须有真意、不造假、忠实于历史与生活的创作。那些经得住时间与观众考验的中外经典影视作品之所以能赢得不同时代观众的喜爱，原因就在于，它们与时代和人民在骨子里能够融合在一起，并且和他们所处的历史和现实也没有丝毫隔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文艺创作要运用美学的、历史的观点，创作出具有真善美品质的文艺作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运用美学的、历史的、艺术的、人民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创作生产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些论断，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优秀作品”这一当代文艺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无疑也应是创作无愧于人民重托的影视剧精品的重要依据和根本遵循。

影视剧的思想性，应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艺术传达，中国梦、强国梦理念的审美诠释。真、善、美是考量影视剧的综合考核标准。影视创作要“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鼓舞人民士气，鞭策警示人们，是影视人责无旁贷的使命。影视创作的人民性是其思想性的基本特征和突出要求。其人民性体现在其自身蕴涵的丰富多样攸关民众利益及情感诉求的社会历史内容上，体现在影视家丰富多彩的创作实践上，也体现在他们自觉深入人民群众之中、不断为老百姓送温暖的行动上。现实主义精神是影视剧的骨干和灵魂。

影视剧的艺术性，包括各种形式技巧，有着自身诸多技术要求。尤其是对语言艺术的熟练掌握，是影视艺术的重要基础，是影视剧创作的核心技术手段。影视艺术工作者要以现实生活为依托，以更高的质量、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影视剧创作和演出中去。要在批判与建构、鞭挞与歌颂等对立统一中，找到一个尽可能科学、合理、适度的艺术平衡点。创新是国产影视剧事业发展的生命。影视剧作品要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对于作品的创新度就要有更高要求。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观众变化了的审美需求，进行必要改革和锐意创新。要警惕和克服焦虑与浮躁情绪，切忌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切忌打着创新旗号将影视剧搞得面目全非、非驴非马，甚至去搞去中国化、去价值化、去主流化的“神剧”“雷剧”，应尊重和维护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同时要用现代性激活我们的影视剧创作。

影视剧的观赏性是实现影视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表现。有一种观点，认为影视剧作品艺只要能让观众感觉很“爽”，或者只要“三观”正确，就是好作品。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甚至是不正确的。优秀的影视剧作品，说到底还是那些“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的作品。不管你是什么题材，考量作品高下优劣的标准，一要看思想是否精神，二要看艺术是否精湛，三要看制作是否精良。影视剧艺术的观赏性，最根本的还要看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美学与历史能否实现高度的统一，要看作品能否让老百姓听得入耳、看得入神、思得入心，进而引发他们的共鸣。

（原载《牡丹》文学杂志2019年第9期）

编辑 秦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