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部韩东研究专著《韩东论》出版

读特记者 张锐
2019-08-01 23:30
摘要

该著作以对韩东作品的文本解读为中心,以外部研究为辅助,不仅对作家韩东本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还对与韩东密切关联的“新时期文学”、“一九九零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等标志性事件、特征及得失做了学理性总结,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了有益经验。

日前,我国首部系统研究韩东及其文艺活动的学术专著《韩东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由文学博士,副研究员,南京大学博士后张元珂所著。卷首《前言》,综述韩东及其文艺实践,卷末《韩东文学年表简编》按时间顺序,详尽梳理韩东文学创作情况。主体部分由四编十二章组成,分别从“文学活动论”、“诗歌论”、“小说论”、“散文和电影论”等方面对韩东及其文艺实践做出了全面充分解读。其中许多观点的提出,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开拓,在目前韩东研究界都尚属首次。

《韩东论》的出版,标志着韩东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该著作以对韩东作品的文本解读为中心,以外部研究为辅助,不仅对作家韩东本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还对与韩东密切关联的“新时期文学”、“一九九零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等标志性事件、特征及得失做了学理性总结,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了有益经验。

目  录

前言

第一编 文学活动论

第一章 理论与争鸣

第一节 “诗到语言为止”

第二节 “中国当代诗歌到现实汉语为止”

第三节 何谓“民间”,“民间”何为?

第二章 立场与论争

第一节 韩、杨之争

第二节 韩、沈之争

第三节 韩、野之争

第四节 韩、于之争

第五节 韩、程之争

第六节 韩东与两博士之争

第三章 结社与编刊

第一节 韩东与《今天》

第二节 韩东与云帆诗社

第三节 韩东与《老家》

第四节 韩东与《他们》

第五节 韩东与“他们”

第四章 “断裂”与新生

第一节 “断裂”事件的发生

第二节 “断裂”事件中的韩东言论

第二编 诗歌论

第五章 八十年代诗歌论

第一节 模仿期(1980——1982):汇入时代的大抒怀

第二节 反叛期(1982——1984):Pass北岛及其他

第三节 建设期(1985——1989):一种新诗美学风格的生成

第四节 《有关大雁塔》的版本、接受及其他

第五节 《你见过大海》的语感及其他

第六章 九十年代诗歌论

第一节 韩东与“九十年代诗歌”

第二节 别具一格的小诗体

第三节 叙事性:卓越的诗艺实践

第四节 诗缘情:一个考察向度

第五节《甲乙》:九十年代诗歌代表作

第七章 新世纪以来诗歌论

第一节 延续与超越:创作概论

第二节 漠视或忽略:接受概论

第三节 “舌尖上的母语”:论韩东的口语诗

第四节 “自身互文”:一种创作倾向

第五节 “雨”:一个常用意象

第六节 自我、爱与生死:一个表达向度

第三编 小说论

第八章 创作论

第一节 韩东小说发表概论

第二节 韩东小说创作概论

第三节 韩东小说传播概论

第四节 韩东知青小说论

第五节 韩东情爱小说论

第九章 本体论

第一节 何谓“虚构小说”

第二节 “虚构小说”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虚构小说”的语言形态

第四节 “虚构小说”的语式实践

第十章 艺术论

第一节 智性:突出的叙述品格

第二节 关系:一种小说诗学

第三节 诗入小说:一个典型特征

第四节 重复:韩东小说微观修辞之一种

第四编 散文与电影论

第十一章 散文论

第一节 韩东散文创作概述

第二节 审智:韩东散文突出的艺术品格

第三节 记人与议事:韩东散文的两大特色

第四节 韩东散文的修辞向度

第十二章 电影论

第一节 “作家电影”:韩东电影的渊源与谱系

第二节 “做作品”:韩东的电影理念与实践

第三节 《在码头》的改编与影像叙事

韩东文学年表简编

后记

附:前 言

一九八零年代中国社会所逐渐展开的“现代化”图景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有关共同体(国家、民族、集体)和个体(人、人性、人情)的乌托邦式想象,赋予“新时期文学”以异常宽广的实践空间。时至今日,其口号、理念与文学实践业已成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让人怀念且将之当做珍贵历史遗产予以看待与继承的黄金时代。然而,尤须强调的是,在“新时期文学”源头,诗歌先于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较早介入时代主潮并对时代问题作出有效呼应的急先锋。从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到“归来”诗人群的大量涌现,都可充分表征诗歌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四年内所体现出的社会“晴雨表”地位。当有着千多年诗歌传统的中国进入一九八零年代,创生不足百年的白话新诗再一次取代旧诗,不仅加入到了思想解放和文化创生的阵营,还以容纳中西、除旧创新之势,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诉求和发展蓝图,注入了独属于现代中国诗人的文化基因。他们由对“文革”极权的痛恨与反思,转而对民主、自由的呼唤与想像,既而内化为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与表达,都在短短的几年间构成中国新诗的血肉肌理。文革结束后,一切百废待兴。在文学领域,北岛及其今天派接续地下文学流脉,以其带有个体反思与批判性的写作,拉开了“新时期文学”出场的序幕。而以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为代表的“朦胧诗”诗人光明正大地将大写的人推上前台,并以对爱情、自由、理想等宏大意识的书写和崇高情感的表达而风靡一时。虽也时常遭受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监控甚至惩罚,但诗歌在民间——以高校学生或社会诗歌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社团为主——宛若春草,疯狂生长,其发展态势无可遏制。诗歌与时代的血肉关联,诗歌与人性的交融,诗歌与日常的拥抱,在此后以韩东、于坚、杨黎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的实践中更是得到全面而深入地贯彻。他们为复兴“新时期文学”所做的贡献不容低估。历史呼唤诗人,时代需要诗歌;诗人顺应了历史,诗歌融入了时代。一切似乎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诗人也因此成为一九八零年代最为耀眼的文化符号之一。韩东就是在这样一种高亢的诗歌时代中脱颖而出的。

韩东在一九八零年代前期的出场、快速扬名,并以其诗歌写作奠定文学史地位,既是“新时期文学”内在律强力规约与自动筛选的必然产物,也是天时(社会文化的大变革)、地利(深处西安、南京等中国文化中心,拥有便利的诗歌发表渠道)、人和(作家本人的文学天赋,哲学功底,对语言的敏感,以及对时代的聪敏体悟,等等)共同发力的结果。这位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较早接触北岛及《今天》并深受其影响,既而开始诗歌创作,发表了不少带有“今天派”风格的作品。这些诗歌虽大都为模仿之作,也不乏空洞,但一经在《青春》杂志上发表,便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一定影响。因为那时能够在正规刊物上发表诗歌者尚寥寥无几,韩东因其哥哥李潮(时任《青春》编辑)而占得了优先发表作品的先机。但他真正给诗坛带来“地震”式影响力的,则是创作于1983年前后的以《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为代表的一组口语诗,以及顺势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创作理念。待1985年之后,他创作了大量的以日常性、口语化、个人化为主要特征的诗作,则正式奠定了其在第三代诗人群中的重要地位。虽然在一九八零年代后半期标举知识分子精神的诗歌写作也活力正健,但毫无疑问,以反英雄、反传统、反崇高、反等级,要求回归语言与个体的“第三代诗人”的写作,也一样进入文学现场的核心地带。一边是高扬西式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写作,一边是韩东们归入日常与个体的身心表达,作为一九八零年代两个虽偶有交锋但终归按照各自道路正常发展的流派,都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崭新经验与美学范式,但从后来的文学发展态势看,后者的文学实践对后世的影响更大。不仅以马原、洪峰、余华、莫言、苏童为代表的当红作家创作的所谓“先锋小说”在其风格与精神谱系上直接继承了韩东们的部分经验(比如,“纯文学”、去政治化、语言本体,等等),而且进入一九九零年代后以韩东、朱文、李冯、徐坤为代表的新生代小说家所从事的回归感性、肉体与日常的写作在其精神渊源、美学实践方面更是与之一脉相承。因此,韩东在一九八零年代的诗学理念、诗歌创作、出场方式,以及对推进“新时期文学”创生与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可抹杀的。

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包括相互关联的四个基本要素:世界、作品、作者(艺术家)、读者(欣赏者)。这一有关文学的定义被世界各国文艺理论界所普遍接受。按照他的定义,作家仅仅是文学四要素之一,或者说,离开其他三要素,文学就不会生成。一般情况下,一位作家很难将四要素完美地结为一体,而总是在其中某一项或几项上难以达及理想效果。似乎只有像胡适、鲁迅这类文学天才方能具备有效整合四要素并能达及理想状态的能力。比如,胡适对自己《尝试集》从初版、再版、三版、四版不间断的修改行为(发挥作者惊人的创造力)、对潜在读者的精准定位、对作品臻于经典的努力,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开展的一系列问询、研讨、出版等外部活动,堪称将“四要素”经由组合后发挥至极致的经典案例。可以说,《尝试集》的经典化是由胡适一人来操作完成的。我觉得,与胡适类似,韩东也是这样一位出色的文学活动家,其出色就在于,他也能够依靠自己的才华,动用一切艺术与非艺术的手段,将文学四要素的组合及互融互生效果达及最理想状态。无论在一九八零年代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在一九九零年代围绕“民间写作”所展开一系列争鸣、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提出“中国当代诗歌到现实汉语为止”,以及与杨黎、于坚、王家新、野夫、沈浩波、叶开、史元明、刘涛等学界各层次学者、作家、诗人所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文艺论争,还是在大学时参加云帆诗社活动,毕业后创办《老家》、《他们》等民刊,在《芙蓉》、《今天》、《青春》等期刊开设专栏,推介作家,在《橡皮》、《他们》等文学网站与众多网友的论战,以及后来围绕《他们》所展开的与众多同仁的文学交往,特别在上世纪末与一帮新生代作家所开展的文学“断裂”活动,都可充分展现出作为文学活动家的韩东在组织社团活动,开展文学运动方面的先天能力与惊人才华。这些文学活动不止于活动,而总是涉及作家、作品、世界、读者及其复杂关系,其旨归最终指向文学,并由此而生成诸多文学热点、思潮或理论。比如,韩东有关“民间”的阐释,有关“断裂”的宣言,有关诗与真理的论析,有关70后诗人及诗歌的推介,等等,对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实践。因为韩东的文学活动总是与当代文化思潮互为关联,因此,考察、研究韩东的文学活动,将是本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韩东是新时期以来不多见的横跨多时期、多领域、多文类写作,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多面手。目前,韩东的文艺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散文、电影、话剧等领域。他经常在这五种艺术形式间来回调换,互审互视,自成一体,且成就卓然。首先,作为当代杰出诗人的代表,韩东不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创建者,也是自一九九零年代以来三十多年间新诗写作群体中最具持续力、最具诗学品质、写作最接近母语本体的代表诗人之一,其四十年不间断的诗歌创作历程,以及围绕汉语与诗歌之间的本体关系所做的一系列理论探索与实践,都值得学界予以全面、系统的研究。其次,作为当代优秀小说家的代表,他在短篇、中篇、长篇创作领域中的接续发力,不仅以其知青小说和情爱小说的持续创作拓展了当代小说的经验领域,并在质量和数量上确证了其在当代小说界中的上地位和影响力,还以其对小说智性品质的经营、关系诗学的建构、新式叙述语式的实践,以及对小说本体的理论探索(韩东称之为“虚构小说”),大大提高了当代汉语小说的品位与档次。再次,作为当代电影界的新锐导演、演员、编剧,他以“做作品”的理念所执导、饰演和编剧的电影作品,不仅为当代电影注入了诗人气质和异质要素,从而对丰富当代中国电影样态,刷新观众观影体验,也为“作家电影”在中国电影界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艺术经验。最后,韩东在散文和剧本写作方面也大有可观。他将日常性、论辩性、哲理性引入散文,特别注重对理与智层面的开掘、表达,从而大大提高了散文写作的内在品格;他对学术体、文论体、随笔体、对话体、日记体、箴言体的多体实践,亦丰富了当代散文写作的文体形态;他对反抒情、冷幽默、代偿性、劝诫性等修辞向度的实践,也显示了其在当代散文创作中的别样风景。近年来,他陆续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舞台剧,他又尝试话剧创作,其在小说、电影、话剧界的跨体实践或曰实验,作为一个典范个案,也值得细加研究。总之,韩东出入于各种艺术领域,以自创的文艺理论为指导,以诗为经,以小说为纬,以散文为视界,以电影和剧本写作为补充,建构起了一个立体的、丰富而驳杂的、万花筒般的艺术世界。

文学的外部研究固然不可缺少,也相当重要,弃之,就有失去对现实与历史的发言的能力,就有失语之危险,任何一个有理想的文学研究者当时刻警惕这种危险,但我们从事的是文学研究,而非历史、哲学、社会学或其他什么学,故必须考虑文学的特质及其演进规律,必须有一个谁主谁次上的位次考虑。以外部为主,内部为附,必然将文学研究导向非文学研究范畴,发展到极端,就会沦为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其他什么学的附庸。只有以内部研究为主,外部为附,方能避免迷失掉文学研究的主体性。鉴于此,我觉得,作品是从事文学研究最为核心的要素。因为只有作品才是对作家和历史的最好的也是最终的见证物,其他都是临时的易变的参照物或曰“中间物”。既然作品既是作家主体精神与相应的艺术形式互融互聚后的最终物化产品,也是人、事、物及其关系经由作家审美机制的严格筛选与精神熔铸后的历史遗留物,所以,文学史写作或文学批评也当以此为中心,即以作品为中心,对其内部美学要素予以及时、精准、系统阐释,既而参考作者、读者、世界三要素,以内外互证、彼此映照方式展开对作家论或文学史的写作。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品一经生成,便脱离作者,进入阅读场,经受各种力量的筛选、考验,并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有益或无益的阐释。但作品实在是一个异常复杂、繁丰、立体的语义世界,故对作品的解读成了文学研究中最难以达及周全的环节。当然,凡是优秀的作品,必然承载了丰富的信息。作品的生命力依赖各时代各层次读者特别是专业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与阐释。本书将以对作品(文本)的解读为中心,以外部研究为辅助,不仅对韩东这样一位“新时期文学”孕育的作家做全面、系统研究,还对与韩东密切关联的“新时期文学”、“一九九零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的标志性事件、特征及得失做学理性总结。

范型即认知研究对象的思维、途径和方法。学术研究本无定规和套路,采用何种范型,只要适合自己的品格、能力、视野即可。有人喜欢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那种点评式,有人喜欢注重逻辑分析的论文体,有人喜欢对话体、书信体,有人喜欢随笔体、评传体……都无所不可,但其清源、去蔽、求真的特质又不得不提醒研究者要虔诚地当然也必须辩证地看待学界前辈们的学术研究范型。递进式和并列式,作为两种典型范型,通行于当今学术界。前者采用挖井式思维,抛弃宽度,追求深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后者秉承圆形思维,从各个点直达圆心,以宽度和广度,呈现圆心内部及周边的风景。此两种范型各有利弊。前者有深度,致力于问题的彻底解决,但不具有后续研究的可持续性;后者有广度,致力于问题的多方面探析,但结果往往流于肤浅。目前,前一种范型较为流行,也广泛得到学界同仁,特别是学界前辈们的认同和倡导。但我觉得,一味强调小入口、小题材、小学术,与以前出现的大开口、大题材、大学术,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方法,是不是又走上了一个极端?本课题研究范型介于两者之间,即在大处写小和小处写大之间尽力保持一个合理的度,既不能因大而显得很空和不及物,也不能因小而显得很琐碎,乃致一叶障目、坐井观天。也即,整体思维及框架结构须臾离不开“文学史”纬度,问题提出与现象梳理着眼于大处和前沿性,特别是对与韩东相关联的文学思潮、现象都有所涉及与展开;问题分析与结论推演落实到小处,落实到具体的作品,特别是具体的句子。

后  记

人到中年,时不待我之慨,愈加加深了。回望过去,翘首未来,岁月的沧桑、人生的无常,常让我对周遭一切无言以对。父亲走了,母亲走了,将我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人世上,总觉得孤单了许多,沉默了许多,忧伤了许多,心灵向内缩了许多,对名和利看淡了许多,对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在乎了许多。每每面对现实与家人,我才突然顿悟:再也没那份闲心,于某个清晨或雨后,一个人坐在单位的小荷塘边对视、发呆、遐想;再也没有大把的时间,和三五好友打球、喝酒、谈人生、谈文学,并从中获得超越俗世的幸福;再也没有早年那种超拔的自负,天真地认为,只要激情永在,理想高扬,未来便可期。我无可奈何地大踏步回撤,回到了自建的心灵小屋里去了。在这里,我和我的妻儿子女朝夕相处,一厢情愿地过起了现世安稳的日子,朋友说,这才是正常人的正常生活。好吧,我姑且承认。

去年十月十九日,我家二宝降生。我给她起大名:“怡然”,前加姓氏,即“张怡然”。名取自《桃花源记》中的一句:“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意即希望她像“桃花源”中的人一样,快乐生活,人生愉快。我也给她起了个乳名:“京阳”,意有两层:一、生于北京朝阳区。二、愿她的幼年、童年生活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日日朝气蓬勃,茁壮成长。我的世界好比一个封闭已久的园子,怡然的到来,让这里热闹非凡。园子里突然春暖花开,春色满园,引来蝴蝶翻飞,蜜蜂嬉戏,鸟儿歌唱。今年夏天,我们一家四口回乡下小住。从北京到山东沂南,千多里地的长途奔袭,是对故乡与宗亲的一次寻根。怡然第一次回去,时年不满周岁,幼童无知,这次回家的意义还是由我这个做爸爸的人替她记住吧。怡然是上天赐给我的神圣的礼物,她来到我身边,再加大宝和她妈,在这个薄情的俗世上,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好吧,就暂且这么自我安慰吧。

中年后,精力大不如前,虽也常熬夜写作,但耐力弱了很多。平日里,于工作之外,我基本围着家庭转,或帮妻子忙家务,买菜,或送老大上学,或照看二宝怡然,然后,剩下的时间全部用于写《韩东论》。为此,我几乎取消了所有不必要的应酬,与外界失联,与朋友疏远,是必然的了。在向内和向外之间,我不得不后撤一步,然后安营扎寨,以力保《韩东论》写作任务的顺利完成。没办法,精力有限,无法周全,如此为之,实出无奈。生养老大时,我一点也没费心,因为母亲、岳母都健在,她们根本就不让我插手,嫌我这个大老爷们毛手毛脚,照看不好他们的大孙女。而今,母亲不在了,岳母老迈,养孩子的重任只好由我和妻子承担。生养孩子的确辛苦,其中滋味不必多言。既要悉心照看二宝,又要全力以赴写作,这是我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内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两件事。好吧,权且如此认为,若不,活下去的理由在哪?

阿兰·罗伯·格里耶说:“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是的,就“实在界”而言,我在,世界在,我不在,世界仍在。但对肉体凡胎的我来说,我思,故我在,我在,世界才在,我不在,世界何在?就拿我和韩东而论,他生于1961年,我生于1976年,他先我“在”了十五年,十五年后,我“在”,再刨除虽“在”但无“思”的十几年,最后,我以“我在,他也在”的方式走近了他,他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我发现并赋予“他之在”的意义。意义在不同生命体之间流转,最终在我这里又形成一个驿站。先前,我不在,他在;后来,我在,他也在;再后来,我不在,他在,或者我在,他不在,“实在界”中的“在”不过如此,但人生之根本不在“实在界”,而在“精神界”,即人要超越“实在界”,发现并创造意义,以延续肉体虽亡但精神不死的人类神话。韩东笃信“绝对”,他以圣徒般精神,“永在路上”姿态,无限靠近那个“虚无主义”式的“真理”。我被他的这种夸父逐日的精神和行为所震慑,不仅知识的价值与世界的意义在他这里得到确证,而且语言的神力与个体的力量也在他的文艺实践中大放异彩。我论韩东,首在发起对话,力在寻找意义,志在叩问真理,但归根结底在为生命本身寻找赖以停靠的港湾。好吧,说得有点玄乎,不说了,以免贻笑大方。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我写《韩东论》的相关情况。《韩东论》动笔于去年夏初,完稿于今年夏末,当修改稿完成时,时令已是秋天了。在过去十五个月中,我放下除单位工作、照料二宝之外的所有活儿,搜集已发表或未发表的绝大部分材料,动用我所有的知识储备和内在力量,完成了对“韩东”这样一位“球型天才”人物的多方位解读与深入阐释。论韩东,到底“论”得如何,就不必自夸了。我,一个暂居京城、根基薄弱的乔寓者,一个必将融入野地、化为尘埃的乡下人,一个肉体凡胎、拖家带口的俗世中人,面对“韩东”这样一个复杂而深邃的论题,所“论”又能好到哪里去?论者与论题的不对称,常让我诚惶诚恐。我既无诗学修为,也无创作经验,竟敢接这样的活,岂不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是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我喜欢迎难而上,我能从这种挑战中获得快感,那又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我尽力了!而且,让我颇感欣慰的是,在我的努力下,国内第一部韩东研究专著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诞生了。我自知这本专著缺陷多多,好吧,其优劣高低还是交由学界同仁去评判吧。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妻子李美华,没有她日复一日的打理家庭,照看两个孩子,我的所有学业和写作都没法完成。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当代中国底层女性最诱人、最珍贵、最值得珍视的精神品质:同吃苦共患难,甘愿牺牲,不计得失,爱意弥漫。另一个是我永远的恩师吴义勤先生,没有他这么多年的培养和指导,我在学业和事业上的进步就不可能这么快,感谢他给了我这次撰写《韩东论》的机会。作为他多年的老学生,我无以回报,唯有努力学习,虚心请教,勤于读书、写作,以扎实的研究成果回报他,才是正道。基于此,我愿把这本书献给始终与我相濡以沫的妻子李美华和我最尊重的恩师吴义勤先生!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一日  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作者简介:

张元珂,男,1976年出生,山东沂南人。文学博士,副研究员,南京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新文学作品版本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著有《韩东论》《新文学版本丛话》。主编《现代文学研究》(八卷),编选《方方研究资料》。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一般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面上资助课题、中国作家协会重点资助课题各一项。现就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兼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临沂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编辑 曹亮

(作者:读特记者 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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