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为啥不交给冯小刚拍？

作家刘震云，和影视圈走得很近。

他一共有六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其中他自己监制了一部《我叫刘跃进》，另外四部《手机》、《一地鸡毛》、《一九四二》和即将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都交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操刀。而他本人，早年也在《甲方乙方》中客串过一个情痴。

不过，刘震云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却没有交给冯小刚，而是留给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导演刘雨霖。

为何？因为刘雨霖是他的女儿。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出版于2009年11月。从民国到当下，延宕了百年，涉及人物百余，五代人的飘零史，说或是不说，离乡或是还乡，命若浮萍。 刘雨霖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定档2016年11月11日公映。截取了小说原著的一个片断，由牛爱国与庞丽娜、牛爱香与宋解放的离婚和结婚说开去，讲的是忍还不是不忍的故事。

重读小说，是因为刚看了电影的提前点映。

刘雨霖是刘震云的女儿，我很想知道，至亲血缘的两代人之间，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家长里短的故事，会有着怎样不同的表达。

小说分《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部分，分别以吴摩西的出走和牛爱国的回乡为主线，洋洋洒洒、枝蔓横生，絮絮叨叨、回环往复，最终以延津始，以延津终，完成了小说结构上的闭合。 吴摩西和牛爱国，生活在不同时代图景中的中国乡村小人物，卑微、怯懦、隐忍图存。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家庭、亲属、朋友关系的交织点上，说与不说，说什么与怎么说，成了他们终其一生的纠结。

说话，是表达的需要，沟通的介质，同时也是误解的起源，祸患的出口。不说了心里憋屈，说出来了难免会“绕”。绕来绕去，“一件事后面，往往藏着八件事”。人心难测，各自为政，话语是桥梁也是陷阱。说与不说，成了中国人内心最深的孤独。 

说得着与说不着，是吴摩西与牛爱国建构各种关系的标尺。

活着活着，突然明白，“有的人从前说不着，过些年却说得着了。有的人从前说得着，说着说着却忽然说不着了。”越说越拧巴，越过越糊涂。出走或是还乡，解不开的还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老问题。

解不开的根源，在于我们没有可以笃信的东西。围绕着吴摩西和牛爱国的所有人物，不过是风中的芦苇、水上的浮萍，只能随波逐流，听凭命运的戏弄，无处可逃。

说话，是惟一的慰籍，却危机四伏。说得着，是毕生的寻找，却遥不可及。

36万字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刘震云一直不厌其烦地讲述着说话与人生的困境。 七年之后，女儿刘雨霖将26万字的小说，改编成了不到2个小时的电影。 小说改编的电影，林林总总。截取或是浓缩，全凭改编者的理念和功力。 刘雨霖砍掉了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其他所有的枝蔓，单单留下了牛爱国与庞丽娜的故事。 这样的处理没有问题，问题只在于电影留给我们的印象，更像是仅仅砍下了大树上的一个树杈，而不是舀起的大海中的一碗海水。

刘雨霖把《一句顶一万句》处理得更像一部电视剧

刘雨霖扔掉了父亲建构起的宏阔背景、关系枝蔓，匆匆忙忙讲完了一个婚外恋的故事。牛爱国、庞丽娜、牛爱香、宋解放被“削骨去肉”，统统成为了她完成叙事环节中的一个个砝码；小说里的那些金句，被逐一镶嵌进了故事的框架。

她的故事比父亲讲得更清楚明白，只不过看到结尾，我们也只是明白了一个“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

这样的婚恋故事，在《知音》、《读者》这样的杂志或是电视伦理剧中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听一个逻辑圆满的故事，然而这样的故事通常会牺牲掉人与命运的复杂、纠结和善变。

生活本不存在圆满的逻辑，但凡故事里的那些“水到渠成”，在生活的逻辑中通常是不可信的。

范伟在影片中继续负责搞笑

同一个《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说的是人生困境，刘雨霖讲的是婚恋故事。 所以同样一句“日子是过以后的，不是过以前的”，搁在父女的小说和电影里，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说得清与说不清，是一个人表达能力的区别。想说清与不想说清，是父女两代人境界与阅历的差异。 女儿说得清的，可能是父亲不想说的。父亲不想说清的，可能是女儿永远也说不清的。

父女俩在拍摄现场

然而父亲和女儿之间，永远是说得着的。就像吴摩西和巧玲父女之间，牛爱国与百慧父女之间，在这个举步维艰、话语成困的世道里，只有他们才能相依为命，相互慰籍。 刘震云可以在小说里，冷静描述人性的善恶、人生的悲喜。回到现实中，他同样很清醒这个世界，谁才是真正说得着的人，不管她说的对与不对。 

所以他将《一句顶一万句》的处女改编，义无反顾交给了刘雨霖。

见习编辑 Li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