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药众生相｜他们，为什么试药？

“7：30，一号采血。”

“7 : 32，二号准备。”

“7 : 34，三号！过来采血。”......

早上7点半，番禺中心医院Ⅰ期临床机构的护士们，开始今天的第一轮抽血。按照每次4mL，30分钟一次的采血频率，她们今天需要在24个人身上抽16轮血，一共384次。

在广东省，受试者基本由学生、日结工人和上班族构成。其中，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广州，这是临床试验扎堆的地方。

2019年2月27日，受试者在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排队准备试药体检。 曾云飞 摄

大学生：试药只是赚外快

王冠左臂埋着留置针，右手翻起了《皮肤病理学》。

下周就要考试了，他心里还没有底。和他一样在复习的还有志杰，他们是南方医科大的学生，在一个师姐的朋友圈里得知了“二甲双胍”的临床试验项目。

他们在大二时学过二甲双胍，知道这是一款针对 Ⅱ 型糖尿病的口服降血糖药，对人体副作用不大。这个师姐还告诉他们，此次试验只是检测药物在人体中的代谢速度。

得到双重保障后，他们整个宿舍都报了名。中介告诉初次试验的他们，清淡饮食、不熬夜，有助于提高体检通过率。但在体检前一晚，他们六个人还在大排档里吃烧烤、喝啤酒，直到天亮才搭车前往医院。

果不其然，最终只有王冠和志杰两个人成功入组，其他人惨遭淘汰。但他们也不在意，“不能入组的话，做个免费体检也不错。”

王冠和志杰早早做好了入组的准备，带了很多复习资料。但铺天盖地的无聊还是淹没了他们：除了第一天的密采，之后每天都只要采一次血，其他时间都无事可干。“真的超级无聊，好像坐监狱一样。”说起住院生活，王冠还心有余悸。

同样，大四学生徐萌也认为试药生活是压抑的。“每天就躺着，也没人说话。”她原本打算在试药期间写写作业，但最终放弃了，“无聊到让人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情。”

体检前一天，王冠（右二）和舍友一起云吃大排挡。　受访者供图。

学生在广东省的临床试验中并不多见。但在二十多年前，他们却是试药的主力军。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做试验就是自己去试药，抽自己的血。”如今已是广东省药学会GCP专委会会长的刘汉江回忆到。96年时，试一次药能拿到1700—1800的经济补贴，相当于他五、六个月的生活费。在那个更不规范的年代，参加试验甚至都不需要住院，“都是在学校宿舍里面呆着，吃了药、抽了血，还可以去打球。”

在刘汉江看来，学生群体的减少是因为信息渠道被隔绝。“以前，医院可以进大学做宣讲，但现在出于安全考虑，都不让我们进去了。”

广东中医药大学党政办公室的林小烨主任提到，近几年都没有临床中心跑到学校宣传。“我是坚决不同意这个事的。”该校的大型活动，都需要林主任的盖章，“我自己都觉得危险，更不可能让学生去做。”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Ⅰ期临床研究中心的吴主任，也不建议去大学宣传。他认为受试者的来源必须多样化，不能瞄准某一特定群体，否则会造成试验数据的偏差。

在他看来，学生群体变少反倒是一种进步，“因为很多学生也是弱势群体。以前我们学医的时候，老师叫你去参加试验，你敢不去吗？”

香港大学Ⅰ期临床研究中心的总监游广智持有不同看法。他们是通过发送内部电邮的方式来招募的，对象包括在校生、老师和所有职工。参加试验的学生大概占到三分之一，但绝大部分都不是学医的，反而以文学、艺术生为主，“可能是医学生比较忙吧。”

博士黄嘉慧还补充道，如果有医学生报名，他们会先查证他是否为PI（主要研究者）的学生，“如果真是他老师的话，在知情同意的时候，我们要一个见证人。”以确保该学生不是被迫的。

王冠和志杰顺利熬到了出组，并在出组一周后收到了医院发的补贴。他们打算把这笔钱作为和朋友出去吃饭、娱乐的小金库。而徐萌准备拿来去台湾旅游，这是她心心念念了很久的事情。

在这次试药之后，王冠、志杰和徐萌会继续选择性地试药，“一是考虑药物本身是否有副作用，二是时间是否允许，”志杰说，“毕竟学生还是得以学业为重。”

和他们试药赚外快的目的不同，王冠这次就遇到三个靠试药来养活自己的人。这三人身上纹龙又纹虎、外表狂野，却在医院表现得很温顺。“感觉他们是压着自己的脾气，不敢在医院留污点。”王冠说。

日结工：试药像吃感冒药

“35块一晚，随住随走”，在广州漂泊的2年里，“快捷方便，关键便宜”的青年旅社成了22岁青年田兵每晚的落脚地。

两年前，高中辍学的田兵，从湖南常德老家来到广州。这座大城市吸引了无数和田兵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带着初高中的学历从老家出走，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又不愿进工厂打工。大多数人辗转于广州的各大人力资源市场，以日结工作为生。

田兵（右二）向医生咨询试药的相关信息。徐亚特 摄

去年8月，懂得些“门道”的朋友给田兵介绍了一种“不用干活”的赚钱办法——做临床试药人。

2016年，也就是田兵来到广州的前一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政策。自此以后，广东省大量开展仿制药BE试验，使健康受试者的需求快速增长。而日结工人因为时间调度自由，逐渐占了广东省试药群体的多数。

“找不到比试药轻松又赚钱多的活了，“在田兵看来，医院的试药生活比干日结时的风吹日晒舒服多了。

同样，98年出生的日结工人程朝也认为，试药代表着“有吃有喝又有钱拿”的轻松日子。况且，医院的住宿环境比他在广州黄浦东区年租900元的房子好多了，“一下大雨，水就会盖过头。”

因此，他们都万分珍惜试药的机会。为了成功入组，甚至不惜隐瞒身体的情况。

今年3月，意识到自己身上快没钱的程朝，又报名了一个试药项目。在一个月前，他去卖了400mL的血，拿到300块钱。但《知情同意书》上清楚地写着：“参与试验前3个月内，受试者不得献血或失血≥200ML。”

程朝并不是唯一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在过去半年里，33岁的高云广总共参加了3次试药，间隔平均不到两个月。而根据临床中心不成文的规定，试验的间隔必须在三个月以上。

“只吃两颗而已，能有多大的危害？” 高云广脸上满是深谙此道的得意，“你吃感冒药都不止两颗了，一两个星期就代谢掉了。”

“试药像吃感冒药”，是高云广从中介处得来的信息，这也反复出现在其他受访者的表述中。他们没有建立自身的风险概念，而是把中介的话作为判断的依据。

事实上，到底有没有风险，他们心里也没有底。当他们信誓旦旦地说着一点风险都没有的时候，更多是在说给自己听。

欠了几百万赌债的刘德祥，和记者报名了同一个项目。他胡子拉渣、面容憔悴，因白细胞偏高，最终也没能入组。在得知记者通过体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以后别来搞这个，这个毕竟…..”他欲言又止。

体检等待期间，试药人聚在一起聊天。 徐亚特 摄

和很多日结工人一样，刘德祥在第一次试药前也有对风险的顾虑，但试过一次之后，这就被他排除在考虑因素之外了。“一个傻，不可能个个都傻吧？那么多人过来体检。” 不到半个月，他去了另外一家医院试药。当记者问他试的是什么药时，他直接回复：“不懂。”

42岁的郝大哥，在第一次试药前纠结了好一阵，他还特意去百度贴吧浏览了一些披露试药危害的帖子。虽然认为试药是“拿命换钱”的“不值当生意”，但他现在确实需要钱——临近过年了，他想给在老家的妻子一个惊喜。“有4500块呢，她肯定开心！”瞒着妻子，郝大哥参加了第一次试药。

凡事有一就有二。三个月后，郝大哥报名了另一个临床项目。相比第一次的不安，他对第二次试药抱有的更多是期盼。

但这次并不顺利。由于项目补贴高，住院天数少，超高的“性价比”导致报名人数过多，临床中心择优录取，把年龄和身体情况都不占优势的郝大哥筛掉了。

“医院就是把我们当备胎了。”他忿忿地说道。

“体检能过的话，还会再试的。”如今，郝大哥还在积极寻找合适的试药项目，“是药三分毒，这活不能长期做”的想法，早被他抛之脑后。

上班族：在工作与试药之间找平衡

梁妍下了班赶到医院时，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

她就职于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因为年关将近，手头的工作不多，才得以请假出来试药。“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完的，总不能为了试药丢了工作吧？”

隔天早上八点，刚从医院采完血的米奇开始匆匆奔往公司。她上班的地方在天河区，坐地铁过去起码要一个半小时。

趁着三周的年假，米奇报名了此次试验项目。但因为临时接到了加班的通知，她不得不在每天采完血后又赶回公司。

11点到宾馆，梁研还没有吃晚饭，自带了一盒泡面。 徐亚特 摄

这是米奇第三次试药了。28岁的她有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因为平时喜欢到处旅游，也爱买些奢侈品，虽然月薪8000多元，她偶尔还是要做做兼职，帮一些微商推销产品。最近，她计划去泰国旅游，这次试药就是来“挣旅游费”的。

刚从阿里巴巴辞职的韩文平时生活开销也不小。她在海珠区租了一栋复式小楼，养了3只猫，使用的手机是苹果的最新款，戴的无线蓝牙耳机价格也在三千元以上。这次到医院试药的原因，一方面是从阿里辞职后，她离下次入职还有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就是缺钱，“试药的话来钱快。”

尽管知道试药并无不光彩之处，多数上班族还是不愿告知家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些事情明明说了，父母也不会理解，为什么还要说呢？”

住院期间无所事事的生活一度让米奇情绪崩溃。习惯了高压工作的她觉得：“什么都不能做，整个人会废掉的。”韩文则把住院试药当成了“休假”，平时总要加班加点的生活让她很难有闲暇时间，现在她反而能停下来，“享受护士们如沐春风的服务”。尽管，她在入组第一天的密采环节受足了罪——由于血管太细，被多扎了五针。

在入院前一晚，韩文其实还在发烧。虽然医院规定，有发烧、感冒等症状的，不能参加试药。但为了成功入组，韩文隐瞒了自己的情况。

无独有偶，在密采结束当晚，米奇的脚肿得非常厉害。在旁人劝她找护士反映的时候，她却拒绝了，撇撇嘴说，“讲了，她们让我退组怎么办？”

CRO（合同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周俊权说，受试者对不良反应的隐瞒，不止对试验数据产生影响，也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前不久，梁妍认识的一个多次试药的女性朋友，身体抵抗力突然差了起来，动不动就感冒发烧。“试药对女生来说还是很伤身体的，”虽然这个结论毫无依据，但梁妍决定，这次试药过后，她不会再来了。

困顿的他们，为钱试药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I期临床心试药采血现场。 徐亚特 摄

这是李琰第三次试药。

如果没有赌，今年30岁的李琰会生活得不错。两年前，他还是一名销售经理，手头积攒了一百多名客户，每月有近一万的收入，银行卡里存着几年打拼攒下的十几万积蓄。

他还有一位相恋多年的女友，按照正常的轨迹，接下来他会步入婚姻的殿堂，成为一名丈夫，再过几年，很有可能成为一名父亲。

然而因为赌，他输光一切。

在最落魄的时候，他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为了骗一顿饭，他谎称手机在维修，身上没有现金买单，想要赊账。但饭店老板不信，他只好把身份证抵押在店，至今都没去赎回来。

2018年7月，走投无路的他为了赚钱，第一次踏上试药的道路。“那时候也没办法，要钱不要命了，有钱赚就行。”

在广东省庞大的试药人群体中，像李琰这样因为生活落魄，为赚取高额“补贴”而参与试验的受试者不在少数。他们曾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最后又沦落到一样经济窘迫的境地。

现在，他们走上相似的路，指向同一个目的——钱。

一

2018年7月，赌得身无分文的李琰，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

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中介瓜哥，瓜哥给他推荐了广州的试药项目。对方告诉他这个药没有风险，就是“吃两颗药，抽一下血”的事，“几千块钱就能到手了。”为了增加说服力，瓜哥还向李琰展示自己之前试药的照片。

李琰依然有些犹豫，在他看来，这就是“拿命去换钱”。但在试药的5000块营养费面前，他咬咬牙，报了名。

7月25日，他来到广州番禺中心医院进行体检。第一次试药，李琰显得格外谨慎。在集体知情的环节，他认真听着现场医生的讲述，一丝不苟地看着PPT上关于项目的介绍，还反复翻阅手中的《知情同意书》，“唯恐会出什么事。”

当天同样谨慎的还有陈德鸿。和李琰一样，今年31岁的他赌钱输了一百多万，还欠下一屁股债，现在在番禺当日结工人。

体检前一晚，在中介陈小姐的指引下，他入住了医院附近的左岸宾馆。这是一家试药人相当熟悉的宾馆，它和广州五、六家招募公司达成了低价合作，平时198元一晚的双人房，只收取招募公司60元左右。每当番禺中心医院有项目的时候，这家宾馆几乎住满了报名试验的人。

第二天7点，当李琰已经在医院排队等待体检的时候，陈德鸿还躺在宾馆的床上辗转反侧。他一晚没睡，眼睛红肿，布满血丝。他不断地质问自己：“为了几千块钱当’小白鼠’，到底值不值？”

越想越害怕，他起床洗了个脸，连牙都没刷就匆匆离开了宾馆。在回去的公交车上，他在微信上和中介陈小姐谎称睡过了头。

而在医院这头，李琰顺利完成了所有的体检。第二天，他收到体检合格的通知，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后，他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到医院，正式成为了一名试药人。这次临床试验一共持续了7天，试验结束后，他的银行卡很快就收到医院打来的5000元营养补贴。

这次顺利的试药经历消除了李琰的恐惧，他发现试药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恐怖，也不过是吃两颗药，抽一百来毫升的血，“比献血还少，一个星期半个月就回来了。”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尝到甜头的李琰很快就想进行第二次。但按照规定，试药必须要有三个月的间隔期。为了保护受试者，广东省几乎所有医院都进行了“联网”，也就是通过查重系统来确认受试者的情况。

于是，李琰找到了中介瓜哥。

2018年8月，在瓜哥的帮助下，他进入了广州一家没有“联网”的医院，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试药仅过一个月。

和他相差5岁，同住广州黄埔东区的程朝也认识了P哥。他和最好的朋友讲了试药的事情，但是朋友不让他去，还狠狠地训斥了他“不要命了”。

于是，试药的事情被搁置到了一边。程朝依然找着装卸的零活，一天一干就是17个小时，赚得钱勉勉强强填饱肚子。

但是，装卸的活越来越不好做，在广州像他一样出卖力气的人很多，身高180，体重不足130斤的他在一群壮汉中并不具备竞争力。工头的价格一再压低，由原本的18块钱一个小时一直压到12块钱。

“太黑心了！那么大的箱子啊，得多重！”程朝双手往两边打开，比划着箱子的大小，语气特别激动。

找不到工作，程朝开始去献血，每献一次可以获得300元的补贴，两个月内，他去献了四次。在这期间，试药的念头又重新占据了他的脑海。同年10月和11月，他分别到广州两家医院参加试药体检，但由于频繁献血，他因为贫血，没能通过体检。

程朝不死心。

2019年1月，他又来到番禺的一家临床试验中心，这次他成功入组，成为一种名为二甲双胍的降糖药BE试验受试者。此时，他全身上下只剩下73块钱。

试验结束，程朝拿到5000块钱的营养补贴，还完花呗和欠朋友的钱，还剩000多。用剩下的钱，他在淘宝上给自己买了三双新鞋，还有两件新外套。

他准备再去献一次血，在春节前“干最后一票”。

二

2019年的春节，程朝依然没有回家。算起来，他已经四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1998年出生的他，今年不过21岁。当他出现在记者面前时，穿着一身军绿色的运动装，背着黑色的双肩包，扯着同伴的衬衫，咧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俨然一副稚气未脱、羞涩内敛的大学生模样。

但其实早在2015年，初中还没毕业的他就已经出来打工，在这5年间，他在各大餐饮店当过服务员，去技校学过电焊，也辗转于全国大大小小20多个工厂，甚至曾在外面漂泊流浪。

他的右手臂上有一条长达13cm的微微凸起泛白的伤疤，这是他在老家河南的一家面粉厂打工时留下的印记。当时年仅15岁的他被安排去擦窗户，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结果从二楼摔下来，地面上没有来得及清走的钢筋狠狠戳裂手臂上的皮肤，鲜血横流。

他对手臂上的伤不以为然。

相反，他很开心。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靠自己赚到了3000块钱，还通过QQ找到了一位女朋友。

在接下来的几年，程朝离开河南，辗转江苏、浙江、惠州、深圳等地。2017年初，在老乡的介绍下，他来到广州。

广州对初来乍到的他并不友好。

刚出火车站，长头发，扎着辫子的程朝想剪个清爽的平头，没想到被黑心商家“盯上了”。他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来到车站旁的一家理发店，谈好20元的价格。但最后老板以往头上“抹了原液”为由，硬要收他888元，还强拉着他，“不给不让走。”

当时在广州，程朝举目无亲，无人撑腰，这个从小就翻各家墙头偷樱桃，14岁就独自一人逃往青岛游玩的“混小子”也认了怂。他全身只有1千多块，给了钱后所剩无几。“没办法，你一个人也打不过。”他无奈道。

他用剩下的钱在广州黄埔东区租了一间单间，月租仅300块，暂时落了脚。房子很简陋，只有一盏昏暗的小灯泡，一张木桌子，一个垃圾桶和一张简易的铁床。他打趣自己的房子是《陋室铭》里面的陋室，和试药时医院的环境是“天壤之别”。

平时他最大的娱乐就是躺在床上用手机看电视剧。最近他在追《小女花不弃》，因为经常看通宵，他还特意买了两个超大容量的充电宝，“就怕看得开心的时候没电。”

他的床头还有一扇窗，但是常年都关着，拉着厚厚的窗帘。因为他住在一楼，窗外就是别人的后院，路过的人只要伸头一探，就能对他房间里的情况一目了然。

2017年4月，就在程朝吃着方便面刷剧到半夜时，李琰已经来到了云南的边境。微信上认识的中介联系好了人，帮他偷渡到缅甸，然后再把他送到中缅交界处的一家私人赌场。

云南边境挂着严禁出境赌博的警告牌。 网络图片

中介向他许诺，他可以在那借钱赌，“赢了还钱，输了就在那里打工还债。”

当时的李琰已经走投无路。他不仅输光了自己的积蓄，还骗了亲人朋友的钱，一样赌到血本无归，最终众叛亲离。带着“烂命一条，去就去”的想法，他来到缅甸的赌场，进行“最后一搏”。

中介所言非虚，赌场借给他3万筹码，就是电视剧上常见的那种筹码。那晚他手气不错，除掉要还赌场的钱，还赢了6万。之后，中介让他离开。他很开心，6万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他开始新的生活。

李琰计划着：先把钱还给父母，然后再找一份工作重新开始。

回去的路上，对方用毛巾把他的眼睛蒙上。他没有在意，因为他自认为也懂得一些“规矩”：“这是一家不合法的私人赌场，蒙眼睛是为了不暴露赌场的位置。”

他继续沉浸在“重新开始”的喜悦中。

十几分钟后，他被叫下车。扯下毛巾，出现在眼前的却不是回家的路，而是山顶的一间小黑屋。他内心一咯噔，心想“完了，出事了。”

回忆起小黑屋，李琰至今还心有余悸。他回忆到，在小黑屋里，十几个人被脱光了衣服，手脚都被厚厚的铁链绑住。

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人和他一样，过来这里借钱赌博，不同的是他们输了钱。

他也被要求脱光了衣服，铐上铁链，低着头跪在地上。有个男人拿着电鞭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脑子一片空白，说不出一句话。因为得不到回答，对方恼羞成怒，泄愤似地打了他一顿，然后把他和另外十几个人绑在一起。

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小黑屋里的另一个男人，因为输了钱，家里没钱赎他，每天被木棍、带刺的鞭子打得死去活来。

“打一下就出一声，不打就像死人一样躺在那里。后来我看到他，被折磨得很...很...很可怕，你知道吗？”说起这个画面，因为害怕，李琰嘴唇止不住地颤抖。

李琰被关了一天一夜，没睡觉，没饭吃，只能喝一点水。到了第二天，他就被放走了，因为他是这群人中唯一赢了钱的。但是离开的时候，送他下山的男人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话，他吓得魂飞魄散。

他说：“我送你去死。”

很显然，这只是一句恐吓的话。夜里，李琰被蒙着眼睛，坐上船，渡过一条小河，被扔到云南的边界。对方把身份证还有手机还给他后，转身离开。

云南当地淳朴的村民帮助了他，给他食物和几十块钱，还骑单车送他到镇里的汽车站。他坐大巴到了昆明，在微信上和朋友借钱，坐高铁回到广州。

直到现在，李琰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这段经历。他告诉记者；“当时真的以为自己会死。”如今，他仍然会感到害怕。刚回来广州的半个月，他晚上都没敢合眼。

后来他才了解到，小黑屋里的那些人是在赌场放高利贷的，像他这样的人，就是被骗过去的。输了钱，就让家里人把钱打过来，然后才可以离开。

他还在网上看到更多新闻，发现还有一部分人被骗过去，然后被毒贩强迫用身体带毒过境。“毒制成药丸，打在身体，搞不好，药一拿出来你人就死了。”

因为这些经历，李琰经常提醒其他试药人，不要去尝试特别偏门又来钱快的活儿，比如做公司法人之类的。他知道做这些事情的后：“如果不了解，觉得来钱快就去做，最后很可能会背上巨额的债务。”

三

从缅甸回来，劫后逃生的李琰开始尝试踏踏实实地工作，赚钱，然后还钱。

他最好的兄弟没有放弃他，给他资源，让他重新跑业务。生活慢慢起色，过了大半年，他攒下了几万的积蓄，还换了一部苹果7。

日子似乎在朝着可预见的方向好转。

可谁也没有预想到是，李琰又去赌了。他本以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自己能收手。但当他身上有钱的时候，他回想起过去的事，觉得“不服气”，便又到网上下注。结果，又输得精光，新买的苹果手机也卖了。

他描述当时的自己就像一个乞丐，连饭都吃不起。每天去网吧的厕所用毛巾简单洗个澡，就跑到天桥底下睡觉。饿了就借别人的手机，打电话骗家里人十几、二十块出来吃饭。带着“吃饱再说，明天再做打算”的念头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其实李琰曾有过更为艰苦的日子。

2015年他刚出来打拼的时候，全身上下只有3000元，就只身一人跑到了深圳罗湖。

他批发了一些包包首饰，把所有的货堆在一张大布上，在天桥上摆地摊。晚上收摊时再把所有东西卷成一个包袱，背在身后，然后找一个天桥底或网吧睡觉。

刚开始摆摊没有经验。第三天，城管来了，其他摊主卷起东西就跑，李琰来不及收，跟着别人一起跑，所有的货物都被城管没收了。

过了几天，他又想寻思着拿货去摆摊。这次他有了经验。在他身边摆摊卖首饰的小哥教他快速收摊逃避城管的“秘诀”：“那时候就一块布，他教我一抓这两个脚，一拉起来就一包，一背起来就跑。”李琰用手比划着动作，忍俊不禁，“那哥们还教我怎么跑，半小时再回来，一摊开又卖。”

李琰笑着说虽然这是一段很傻的经历，但是当时能感受到打拼的激情。后来他来到广州，在朋友的帮助下，做电信的销售，生活才慢慢步入正轨。

现在，一切又陷回了原点，但是他却没有了当初重新开始的勇气。

一而再再而三的赌博让他对自己感到绝望，他已经自暴自弃，觉得这辈子都无法逃离赌博的深渊。他说，“就算今年正常工作再赚10万，但是之后呢？再去赌怎么办？”

“我这种人，不值得原谅。”他苦笑着，黑框眼镜背后流露出悲痛。

今年3月份，他又去参加了试药。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试药，和前两次一样，为了“赚一点快钱”。

对未来同样迷茫的还要程朝。在李琰第三次试药期间，他把在黄埔东区租了一年多的房子退掉了，并在堂哥的介绍下，来到东莞的一家造集装箱的工厂学习电焊。

离开前，他还特意来到火车站，寻找当年骗他的那家黑心理发店。结果发现那家店变成了一家手机店，一问，原来是被人给砸了。他乐开了花，直言道：“其实我心里蛮高兴的。”

学习电焊的过程并不容易，刚去几天他的大拇指就被集装箱砸得淤青，还渗出了红血丝；眼睛也因为一直长时间对着电焊喷射出的火花，“疼得难受。”

他不愿意学习电焊，同在厂里的堂哥又给他安排了刷漆的活，每天就是给造好的集装箱刷漆。但是刚干两天，因为油漆过敏，他脚踝肿得老高。

于是，程朝想要离开。程朝想离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和四、五十岁的工友没有共同语言，“待在这里很孤独。”

程朝的宿舍环境，他和12名工友住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在外打工的这几年，程朝觉得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没有找到知心的朋友。他曾经以为，只要付出真心，就可以交到朋友。在广州做装卸活的时候，有人向他借钱，每次他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然而，每次到了还钱的日子，这些人就把他拉黑，或者直接跑路。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程朝挣了钱都用在这上面，“被骗了好多次，但我就是死性不改，还是借，我以为能交到，但是真没交到。”程朝谈起这件事，还是很难过。

现在的程朝自诩成长了很多，也懂得了处理人际关系。不过，据他透露，所谓的处理不过是“不和他们交往了，也不再主动和陌生人说话，偶尔的时候想想初恋。”

因为这些因素，程朝觉得在东莞的工厂待不下去了，他和堂哥透露了想离开的念头，大他三岁的堂哥却不让他走，要他收心待在工厂好好学一门技术。为此，兄弟俩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矛盾。

在KTV的一次聚餐，两兄弟又因为离开的问题争吵。激动时，堂哥把装啤酒玻璃杯狠狠砸到地上，指着他吼：“我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你爸把你交到我手上，让我带你学一门技术，别人能做你为什么不能做？你说，你为什么不能做！”

程朝觉得家里人都没办法理解自己，他准备自己回广州。但他也很烦恼，他身上没有钱，到了广州也没有住的地方。之前的房子早已经退了，身边也没有朋友可以提供住宿或者借钱给他。

他又开始去找瓜哥，让他介绍试药项目。今年4月，他准备先试药赚几千块，再慢慢找工作。

至于未来，他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可能过两年就回家，帮家里人卖菜。”他笑着说。

编辑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