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不只是文本承载体，更是人类文化史的珍物

《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英文版Book as History封面

再过两天，就是第25个“世界读书日”。我们邀请著名出版家俞晓群先生撰写《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一书的深度导读，作为给书友们特别的礼物。众所周知，大英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图书馆，馆藏超过一亿五千万件，囊括世上几乎所有语文的作品，而这本经典著作的译者，正是旅居英伦的作家恺蒂。

《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超越文本的书》，原名《书为历史》（Book as History）。全书八章，文字简短，即使算上图注文字，每章都不到一万字；但书中附有许多不易见到的、有版权的珍贵插图，足以为本书的题目撑起腰身。有评价说，这是一部书籍史的普及读物，我逐字研读，心中不禁暗暗称奇，感叹作者以及译者的惊人妙笔，感叹它正是一部“大家小书”的典范之作。

本书作者大卫·皮尔森，剑桥大学博士。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书籍史专家，曾担任英国国立艺术图书馆收藏部主任、英国目录学协会主席。著有《书籍历史中的来源研究指南》《牛津装帧设计》《英国书籍装帧风格》。在他的著作中，西方学者的方法与风度尽显无遗。那是什么呢？就是温和、说理和尊重。《泰晤士报》说，当书籍的未来亟待探讨时，这本书及时出现了。《图书馆》杂志说，所有图书馆都该收藏这本书，并列为馆长必读。《选择》月刊说，它是伦敦饱学之士的扛鼎之作，不可不读。

本书译者恺蒂本名郑海瑶，也是一位很值得绍介的人物。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就在《读书》上写文章，那一篇《企鹅六十年》，几乎是我了解西方出版的启蒙之作，那时恺蒂只有二十几岁。后来她的著译有《海天冰谷说书人》《酿一碗怀旧的酒》《书缘·情缘》《书里的风景》《莎士比亚书店》。如今恺蒂定居英国，曾经在国立艺术图书馆工作，大卫·皮尔森正是她的顶头上司。近些年我们关注西方书籍史，请恺蒂参与工作，她推荐的第一位作者就是大卫，并且亲自动手翻译他的著作，这不是天作之合，还会是什么呢？

在这部著作中，大卫把纸质书称为实体书。他首先阐释了书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如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中写道：“世界上没有大理石的雕像、或鎏金的王公纪念碑，能够比得上诗篇的经久和权威。”在《暴风雨》中，剧中的主人公把书喻为国家主权的标志：“书斋是我广大的公国。”再如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壁上，我们看到壁画中，皇帝拿着一袋钱，而耶稣则拿着一本书。由此可见，人们对于书籍的尊重，以及书籍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即使在今天，英国等许多政府都不对书籍征收附加税，因为书籍就像食品和孩子们的衣服一样，被视为生活的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在许多盛大庄重的仪式上，伟人或政要们都喜欢用摆满实体书的书架作为背景，那样会产生学问、庄重与严肃的感觉。

当然，实体书的力量不仅表现在正面场合，大卫列举小说《华氏451度》（雷·布拉德伯里，1953）中的话说，焚烧书籍也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文化意象。那种效果是焚烧任何其他东西都达不到的。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焚书，往往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政治与文化变革的符号。大卫说，纳粹是臭名昭著的焚书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焚书的篝火众所周知。

《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英］大卫·皮尔森著恺蒂译草鹭文化·译林出版社 2019年2月版

但是，伴随着电子书的出现，实体书面临灭顶之灾。大卫在他的书中，列举了两个图书馆“集体失败”的例子。

一是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顿的著作《书之辩》（2009），其中有一章讲到数码时代的图书馆。他以谷歌发起的图书馆数码化项目为例，批评由文本新旧载体的转型，带来公益化与商业化的替换，这是图书馆事业的集体失败。我们无论如何美化这一次变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它带来的结果一定是谷歌1，图书馆0。

再一是尼克拉斯·贝克的著作《两次折叠：图书馆和对纸质印刷品的攻击》（2001），书中贝克抨击美英一些图书馆，他们用微缩胶片取代报纸之后，将大量的印刷报纸销毁，结果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贝克斥责图书馆员为“只顾成本的傻瓜”，这也是图书馆事业的集体失败。俞晓群俞晓群

不过除此之外，大卫更关注在数字化与商业化的笼罩下，实体书的尊严消失殆尽，“实体”本身也会走向消亡。等到那时候，我们连焚书的机会都没有了，哪还有文化意象可言呢？为此，大卫在书中给出一张照片，那是在上世纪下半叶，美国公众抗议销毁纽约公共图书馆中的藏书和资料，抗议者说，这种作法与越战时期的军事手段没有什么两样。当然，大卫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恋旧的层面上，他也不抵触数字化的必然兴起，但是需要指出，实体书的文化意义，远非那样一次简单的替代，就可以完整地承继下来。

首先，我们不能把实体书等同于文本的载体或设备，不能等同于光盘、硬盘的替代性，或者是像一组音响一样不断更新换代。大卫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实体书早就灭亡了。所以我们不能过于神化数字化的功能，比如一块刻有文字的粘土板，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人类最早记录信息的手段之一。虽然上面只能刻几句话，但它可以流传数千年，至今仍能被人阅读（只要你能读懂这种语言）。但一张软盘可以容纳几十万字，短短几年间就已经成为过时的技术，不可再读。在这一层意义上，孰是孰非，远未达到给出结论的时候。

其次，实体书附带的诸多历史与文化的痕迹，使之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删除性。对此，手装书的故事最多，一本书，它可能只属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时代。拥有者留下的印记，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有时会是极其珍贵的，不可再现。比如，大卫在书中列举英国“九日女王”简·格雷的一本手抄《祈祷书》，还附有这本书的书影。据说一五五四年，格雷在伦敦塔被处决时，曾经把这本书带上脚手架，上面有她手书的关于“生之日，死之时”的语句，还有她写给父亲和伦敦塔中尉的笔记，内容为她对死亡的思考。

还有一个更让人感动的例子，那就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和科技史教授欧文·金格里奇，他对哥白尼《天演论》第一、二版所有已知流传下来的版本，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统计，在全球一共找到六百多本，他对这些书的拥有者、注释和其他实体特征进行研究。他证明，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天文学家购买此书的速度非常之快，他发现当时的专家们有一个分享交流信息的网络，他还从这些版本的分析中，得出第一代读者对哥白尼日心说是否接受的程度。

最终大卫说，他写《书为历史》的主要目的，正是要挑战这样一种观点，即书籍只是文本的承载体。此书要表明，书籍本身也是人类的文化历史文物。如果书籍存在的理由纯粹是文本的载体，那么它们的消亡真的指日可待了。

编辑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