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钊：普希金是俄文学发展史上无法绕开的现象

十九世纪的普希金还能给我们以什么启示？除了文学史的意义，普希金这个名字还有什么现代性的意义？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阅读普希金，或者说普希金的诗歌在什么层面上与我们当代的生活发生关系呢？

3月31日，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的“名家讲经典”2019年第二场讲座在北京举行，著名诗人、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汪剑钊为听众介绍讲解了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以及俄罗斯黄金时代的诗歌。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美院等高校的学生，以及鲁迅文学院的青年作家等各界文学爱好者聆听了讲座。

普希金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学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是俄罗斯著名文学家、诗人、小说家，同时也是现代俄国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青铜骑士”。普希金创立了俄罗斯民族文学和文学语言，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文学各个领域都给俄罗斯文学创立了典范。普希金还被高尔基誉为“一切开端的开端 ”。

普希金作品崇高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使他具有世界性的重大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普希金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对自由、对生活的热爱，对光明必能战胜黑暗、理智必能战胜偏见的坚定信仰，他的“用语言把人们的心灵燃亮”的崇高使命感和伟大抱负深深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我本人是资深的诗歌爱好者，那么多年来一直爱好诗歌，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来讲，诗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的母语，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诗歌的意义就蕴藏于人性，有诗就有人类的母语。”汪剑钊说，“普希金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证明了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绝对无法绕开的现象。”

以诗人优美语言和学者智慧思考，汪剑钊细致考察对比了中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指出普希金这位俄罗斯的“诗仙”李白，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文学。

他认为，在“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可以随处感受普希金的影子，在新诗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也都能发现普希金的中国传人。可以说，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普希金这个名字已经与关于俄罗斯的民族想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提及那一片广袤的土地就会极其自然地想到普希金。

对今天来说普希金仍具有现代性意义

历史的脚步已经踏进了二十一世纪，十九世纪的普希金还能给我们以什么启示？除了文学史的意义，普希金这个名字还有什么现代性的意义？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阅读普希金，或者说普希金的诗歌在什么层面上与我们当代的生活发生关系呢？以及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十九世纪的普希金来感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在本场讲座中，通过汪剑钊富有创见地的讲解，听众不仅深深感受到了普希金及俄罗斯黄金时代诗歌的魅力，也引发了对此的更多更深刻的思考。

“很多人觉得这是诗性缺乏的时代，在诗性缺乏的时代恰恰最需要的就是诗歌。”对于100多年前活跃的诗人对今天的意义，汪剑钊说，首先普希金对美的敏感是非常可取的态度。他认为，普希金在日常生活当中是艺术化的生活，借用王尔德的一句话来说，他实际上是让生活模仿艺术，他的一生都活的非常艺术，他对美的敏感能从日常琐事中发现美的存在，通过他的作品就可以证明。

他说，普希金还始终有一种公民意识，在诗人的审美使命外，他一直没有忘掉自己作为公民的道德使命，这一点非常可贵。他在文学中塑造了小人物和多余人，普希金开创的这个传统，为后人作家树立了榜样。另外，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博大爱心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吸取的精髓。普希金的诗歌中有很多是写爱情的诗，还有更广义的爱，对普通大众的爱，对整个人类和自然的爱。从他最后一首诗《哦，不，我不厌倦生活》可以看出，他可能失望，但是不绝望，他可能沮丧，但对生活抱有理想主义的情怀，这一点非常贴近现代人物，尤其是当代人的价值观，从这个角度来说，普希金生活在古典，但拥有超前的现代意识。

“普希金在其所属的时代，不是一颗孤独的太阳，跟他一起闪耀的还有茹柯夫斯基、巴拉廷斯基、丘特切夫等诗人，这就是普希金和他的朋友开创的黄金时代。”他说。

作为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的公益性文学品牌活动，“名家讲经典”系列讲座自2017年4月开办以来，以“名家讲堂，雅俗共赏”的形式，每期从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中精选出一部名作，邀请著名专家学者、作家与文艺家，以浅显易懂、贴近大众的语言，细腻解读作家和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精神内涵。

首讲曾邀请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做了“《红楼梦》的几个读者”主题讲座。其后，施战军、阿来、孟繁华、张清华、陈晓明、李山、刘文飞、张柠、西川、树才、白烨、程光炜等名家纷纷开坛授课，深受首都各高校在校学生、社会各界群众以及青年作家的喜爱，营造了城市浓厚的文学氛围。目前，十月文学院 “名家讲经典”系列讲座已成为首都一项知名的文化活动品牌，十月文学院本部佑圣寺也逐渐成为推广北京文学形象的新窗口。

编辑李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