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仇鹿鸣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大唐帝国以其开放、悠长与丰富而蔚为壮观，哪怕经历了安史之乱这种惊天动地的剧变，也一样能屹立不倒，进而重焕新机。不过，很多后世研究者似乎仅仅停留在安史之乱之前的帝国盛景，对于之后的唐帝国，则往往一带而过。殊不知，盛世所积累下的问题，传统所氤氲出的力道，都在中晚唐时期形成了更深层的困境，或许这一个时段不那么精彩，但是却足够复杂与深邃，恰恰是有抱负的史家可以纵横驰骋的袤宇。

法国史学大师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候，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这一颇为节制的历史思考，对于我们追索那些威名显赫的大帝国不无启迪，尽管布罗代尔所着眼的很可能只是欧洲版图上的历史时空。

有鉴于此，仇鹿鸣继其处女作重构魏晋司马家族的政治系谱之后，以新著《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中晚唐的别样图景。在他看来，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某种程度上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因为个案的探寻还很单薄，不少结论只是基于传统政治的盛衰循环，而不是深入考索其中的个中细节，如此的沙上建塔，当然也的确很难有说服力。

本书虽然聚焦的是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透过一一个案，并将新出石刻资料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在这些讨论中，善于从细微之处入手，既利用了新材料，也汲取了新的视角比如所谓新文化史，亦新亦旧，每一章都有新颖的发现，让人从细节处领略到中晚唐的魅力。

王伷墓志

作者重心关注藩镇之乱，对于五星会聚与安禄山起兵的政治宣传做了深入揭示，尤其是勾勒了其中操盘手严复的死亡与哀荣。在这一场动荡之中，那些“贰臣”的个体生命如何，此前关注并不多，本书则从他们的不安与抉择中选取了王伷作为典型，对于时人的议论、处置与思考做了富有张力的探索。

安史之乱，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治与军事的交锋，更有日常生活层面的仪式变革，比如丧事安排中所展示的伪号行用与正朔认同，安史政权内部的正统之争，包括动乱中的葬礼与德政碑的构建，都可以投射出当时社会转型的困惑。

唐代河北藩镇的崛起，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与军事现象。对于这一广袤的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从田氏魏博、晚唐昭义军入手，试图梳理之中的人事纠葛与社会变迁，以至于尝试将其中的政治书写模式做一重塑，重现了中晚唐中央与藩镇之间的权力博弈，细化了藩镇内部普遍“骄兵化”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为深入理解当时的藩镇割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落笔之处，全书其实更多是围绕中晚唐历史演进线索的再思考，此前的单向度思考，在作者看来其实存在不少的误读与化约，其能见度相当有限，他期待由此能够将其更加复线化与多重化，进而拓展唐代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法国年鉴派巨匠马克·布洛赫语）只有如此，我们先辈所开创的唐代文明，方能更淋漓尽致地得以重访。

正如陈尚君教授序言所说，仇鹿鸣“之上述诸文，从严格的限定来说，仍属于唐代政治史的课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史学的格局。但如果仔细斟酌，又不难发现他对于新发现唐代文献之全面细密的把握，并在利用这些文献发现问题、探求传统史学无力解决的历史重大事件真相等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他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显然得益于对新史学十八般武艺的全面理解与掌握”。

我们此前每每在感叹史学的碎片化，但是入手处却经常有摸不着头绪的困扰，本书的各篇，其实做出了相当有益的尝试，作者修改成书时，对各篇又做了大量增补，尝试勾勒出中晚唐历史演变的线索，形成较有体系的论说。本书虽脱胎作者之前的多篇论文，但绝非一般的论文结集，而是一部反映作者近十年思考、精心打磨后形成的专著。旧瓶装新酒，使得我们在新旧之间能够展望史学的未来，他可以是传统的，但又可以是开放的，步履严正，果实轩朗，那些帝国的余晖，可以经由细密的梳理而摇曳多姿。

编辑 周梦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