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界级民企在深圳群体性崛起?不同时期的“深圳之问”,答案接近一致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一直有着“深圳之问”。十几年前，“深圳之问”经常出现在兄弟省市的考察接待中：为什么深圳能够培育出华为？现在的“深圳之问”，定时出现在《财富》世界500强的榜单公布之际：为什么世界级民企在深圳群体性崛起？在2018年的最新榜单上，深圳拥有7家世界500强企业。没有一个“中字头”，没有一支“国家队”，而且拥有中国民企前三强，以至于有评论称：深圳是中国民企第一城。

民营经济的“深圳之问”，没有标准答案。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中却点出了必由之路：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就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成为民营经济第一城，这是深圳不断营造更好发展环境的结果，也是持续不断坚持制度创新的结果。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深圳把营商环境改革作为重要抓手。深圳今年的政府一号文件，便是被称为“营商环境改革20条”的《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深圳明确提出，将努力率先营造服务效率最高、管理最规范、市场最具活力、综合成本最佳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在7月的六届十次全会上更是强调，要抓紧抓实营商环境改革这个“牛鼻子”，以营商环境改革撬动各领域改革协同推进，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

改革产物：

民企第一城源于制度创新

不同时期的“深圳之问”，答案接近一致。

为什么深圳能够培育出华为？深圳的一位老领导说：华为不是培育出来的，是自己长出的。因为营造好生长的气候，森林里总会长出几棵大树。

为什么世界级名企在深圳群体性崛起？深圳的一位知名商会会长说：这是一个必然结果，原因就在于深圳是民营经济自由生长的热土。

成为民营经济自由生长的热土，这是深圳坚持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推行市场经济的结果。去年，《深圳商报》推出“企业家精神与深圳”大型报道，参与讨论的知名媒体人秦朔撰文直言：深圳几十年的历史再次证明了经济发展中颠扑不破的道理，也证明只要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就能创造出可堪媲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奇迹。

回溯深圳民营经济的起点，深商领袖王石接受《深圳商报》专访时表示，深圳经济特区自诞生开始，就具有小政府大社会的特点，这是关键。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会长王理宗经常会提起一位老领导的观点，认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深圳从一开始就有着“官不扰民，民不媚官”的经营环境。王理宗对此的解释是：说到底，企业好不好，市场说了算，政府不越位。

4年前，《深圳商报》进行过一次“五华现象启示录”的大型报道，关注华为、华大基因、华强科技、华侨城、华南城五个以“华”开头的行业标杆企业。有民企，有国企，还有港资背景，“五华”的称呼是偶合，背后却有着共同的“深圳基因”，那就是“生于改革，源于开放，成于创新”。

两年前去世的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是深圳企业家公认的精神鼻祖。提及“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袁庚的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变革开始的。”从引入商品经济观念开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让企业家得以成为财富创造者，成为进步推动者。王理宗认为，企业家来深圳创业，最原始的动力是赚钱致富，这也让民营企业决策更为快捷经营更为灵活，从而在初期跑得更快。这种致富的欲望，也使得民营企业对生存压力更为敏感，从而对技术创新、转型升级更为主动积极。

毗邻香港，出口为主，深圳企业在开放中获得了拥有国际化视野的先发优势。谈起深圳企业为何能够成为行业杆杆？王石十年前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从诞生伊始就和国内同行比拼，和国际对手较量，成功者哪个不是身经百战。也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一方面倒逼企业主动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另一方面是激励企业坚持创新，用技术增强核心竞争力。深圳市经贸信息委中小企业服务署公布的数据称，目前深圳1．12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80％以上为以民营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全市具备“专精特新”特色的创新型中小微企业超过5000家，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民营经济企业的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均占深圳市的70％以上。

成为民企第一城，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有抱负和热情的企业家缺一不可。解读深圳为何崛起世界级民企群体，经济学家钱颖一曾经这样表述：“深圳是创业企业多、企业家精神强的地方，同时也是政府干预少、政府服务意识强的地方。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试验区，是践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先行者，深圳如今也成为释放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先行者。”

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方法论，“民企第一城”的形成也是制度创新持续发力的结果。任正非一直强调的“准生证”，便是深圳市政府在1987年颁布的《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此后的1988年，成为深圳第一个企业年。细数深圳的“独角兽”，不难发现光启、柔宇的成立时间，恰好正是深圳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节点。再来看看诸如福布斯青年企业家的榜单，如今的深圳上榜者更为年轻，企业诞生时间大多不足五年，而那恰恰是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启动之时，随后便迎来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

对标一流：

发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要求深圳等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年初的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强调，深圳要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必须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九大战略任务”，其中之一便是“坚定不移营造更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不久前的《深圳商报》披露，在“营商环境改革20条”的基础上，深圳已经制定了《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试验区行动方案》，全面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顶尖的经济体，结合深圳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明确2020年达到相当于全球排名20位的经济体、2025年接近香港、新加坡的工作目标。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对此表示，深圳要增强比学赶超意识，在创造良好营商环境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增强发展环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对标一流，市场化是准则。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市场化的目标是营造一个规范的发展环境。对于企业而言，历经市场的公平竞争磨砺，有实力者自然脱颖而出，政府所做的便是造生态、造环境。

绚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海晖，是一名在深创业海归。“为什么选择深圳？这是个再自然不过的选择。现在创业，看重三种资源，一是市场资源，二是财务资源，三是人才资源，就这种三种资源来说，深圳是最合适的地方。”他进一步表示：“我们做新材料，有着研发、中试、生产三部曲，高科技是需要用钱堆出来的。深圳，恰好拥有全国最强的资本支撑。”至于市场资源，他表示深圳是产业链的集大成者，每个配套环节都在周边聚焦。至于人才资源，他表示：“研发需要能查阅国外文献、写专利的人才，这些人才基本都集中在北、上、广、深。我们需要的工程师，这些经验丰富的人才都集中在沿海，强大的专业营销团队更是如此。”

市场化为企业提供的自由生长生态，是深圳最大的创业优势。去年6月5日，台湾中时电子报曾这样报道：在深圳，你不需要有钱，不需要有背景人脉，只需要有想法、野心够大，坐下来把你的想法告诉身边的朋友，你就会找到一群跟你一样对创业饥渴的人，这就是未来的深圳，“神奇而不可战胜的深圳”。

对标一流，法治化是关键。今年深圳“两会”，代表委员在发言中表示，一方面是用法治化推动市场化，让企业家形成稳定的未来预期，政府要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另一方面则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用“零容忍”保证公平的市场竞争，激发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力。

9月，中国政法大学发布《法治政府白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8）》。在100个参与评估城市中，深圳名列第一。去年5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回应搬迁传言，郑重表示华为总部永远不会离开深圳，原因是“深圳有着良好的法治化、市场化环境，在城市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都为华为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三年前，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更进一步的建议则是：“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企业在堤坝内有序运营，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在法治化和市场化方面给企业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去年下半年，深圳提出力争到2020年，率先在全国建立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深圳打造成为全国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示范区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知识产权保护高地。今年年初的“营商环境改革20条”，针对知识产权保护“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难题提出了许多先行先试的相应对策。牵头起草工作的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表示：“这些规定能够让企业家在深圳创业更加安心、放心。”他更进一步表示，除此之外，“20条”还对涉企行政执法行为进行了严格规范，坚决依法查处滥用行政权力干涉企业正常经营的行为等。

对标一流，国际化是重点。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深圳明确提出要“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对照全球各领域最好水平谋划推动工作。这表明深圳将立足于更大的竞争格局，在构建营商环境上形成新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

营商环境是综合实力的体现。用国际化这把标尺来衡量，必须承认深圳和香港这样的先进城市相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深圳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今年递交的提案，就举例香港在营造营商环境上确定的国际化优化模式，具体表现为扎堆的各国领事馆、便捷的国际航班航线、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体系、良好的国际语言环境、舒适的公交服务和国际金融便利化、简单低税制等等。

如何在国际化上发力？深圳的努力有目共睹：比如深入推进自贸区改革试点，深圳将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还比如通关改革，深圳将建设智慧口岸，全面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支持设立全球集拼分拨中心，推进跨部门一次性联合检查，进一步压缩进出口货物通关时间。尤其是前海，平均每3天就推出一项制度创新。有服务业开放，有金融创新，有投资贸易便利，有法律制度接轨，目标就是率先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为全国作出系统性集成式的示范。

自我革命：

用良好的政务环境增创优势

7月11日，市长陈如桂主持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邀请了30家代表企业参会。《深圳商报》记者梳理发言高频词和共性问题后发现：2015年底的三大问题是科技计划、产业用地、人才引进；2016年底的三大问题是人才、用地、税收；这次提出的“新三大问题”是人才、知识产权、对未来产业的顶层规划。结果有些出人意料，因为用地制约一直是企业纠结的“难点”；同样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深圳近几来不断针对性出台改革措施，已经消缓了部分“痛点”。

解读“营商环境改革20条”，起草者这样表述：《若干措施》提出要营造综合成本适宜的产业发展环境，全方位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税费负担，“突出改革，而不是突出政策，在改革上发力，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来完善特区的营商环境。”深圳决策层的思路十分清晰：今天的深圳，当然不再拥有地价、房租、人工等显性成本优势，要让身处成长周期各个阶段的企业都能在深圳得到很好的发展，必须要有让企业满意的综合成本。降低综合成本，必须从政府职能转变开始，开展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努力构建行政效率最高、服务管理最规范、法治体系最完善的政务环境。

在这场以“放管服”为核心的自我革命中，一批新名词在今年应运而生。

第一个名词叫“三十证合一”。以企业注册便利化为核心，“多证合一”是深圳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全国最早推出。今年7月，“多证合一”有了升级版。深圳在国家统一的“二十四证合一”基础上，结合深圳实际增加了六个证照事项，实现“三十证合一”，企业由此实现“一表申请、一次登记、一码通行”。10月19日，深圳“开办企业一窗通”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实现了市场监管、税务、公安、银行的统一联动。目前，在深圳开办企业时间压缩至4个工作日内，这项改革比全国快4．5天，比全省快1天。

第二个名词叫“不见面审批”。6月28日，深圳市政府发布第一批100个“不见面审批”服务事项清单。首批项目着眼市民和企业办事体验，集中在小汽车摇号、网约车申请、商事登记、港澳通行证、应届毕业生接收、留学回国人员引进等11类事项，均属于日常业务量大、市民期望快速办的高频服务事项。针对其中流程相对简单的事项，深圳市政府实行“秒批”服务。目前已在应届毕业生人才引进中实行。8月20日，深圳正式发布第二批200项“不见面审批”事项。此次推出的200项事项主要涉及税务、公安、人社等16个部门，实现方式主要包括“全流程网办”“网上申报，证照快递送达”“自助终端立等可取”三类。此外，深圳还发布了首批300项“全城通办”事项，清单内事项可在全市范围内跨区域办理，从而实现“企业办事不出区、市民办事不出街”。

第三个名词叫“深圳90”。8月1日，建设投资项目审批“深圳90”上线，从立项到施工许可办理完成，总审批时间不超过90天，压缩审批时限2／3以上。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梁先生是第一位办理者，他在现场表示：“没想到几分钟就搞定了，以前审核资料时，审核流程复杂、速度慢，来来回回跑好几次，现在通过在线平台预审，到大厅办理审批手续就方便多了。”

《深圳商报》日前发布了深圳今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深圳前三季度全市生产总值17530．6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8．1％。深圳市统计局对此的表示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表现良好，

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会使投资率增长0．3％，GDP增长率增加0．36％。以下与民营经济有关的两组数据，无疑是有力的背书。首先是深圳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深圳新登记商事主体37．3万户，累计达305．3万户，每千人拥有企业154．1户，商事主体总数和创业密度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其次是广东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广东民营经济增加值24395．69亿元，增长7．2％，增幅比同期地区生产总值高0．1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2．6％，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深圳，增幅达到10．9％。

看似单调数字的背后，或许深藏着下一个华为或者腾讯。民企经济的“深圳之问”，其实正是深圳迎接未来的信心所在。正如秦朔为《深圳商报》所撰文章所言：深圳是让每个省市区的人只要来到这里都有希望圆梦的地方，因为政府尊重市场，敬畏市场，服务市场，走法治化、阳光化的服务型道路，所以就能最大化地激发起人民的力量——伟大的企业家们并不是天生的，他们的起点往往也平凡无比，但在市场、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多重正向激励下，他们会有更大的机会成就伟大的事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变得伟大。

编辑 党毅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