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市场的基石，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构建现代化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2014年6月，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但时至今日，社会信用立法仍然主要停留在地方层面，从国家层面的信用立法看，仅有少数行政法规在运行，加快社会信用立法已迫在眉睫。本期文萃对不同学者关于信用立法的研究进行了汇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诚信基础之上的法治经济

吴弘在《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诚信价值观融入信用立法研究》一文中认为，诚信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诚信价值观理应成为法律价值内涵。法律价值是指法律满足人类生存和需要的基本性能，是法律对人的有用性，也是人对法的期望、追求和信仰。法律价值体系包括了诸如正义、自由、公平、效益、秩序、安全等法的价值目标。而诚信价值观作为核心价值观之一，应该成为其他的社会价值观的依据，法律价值不仅要与诚信价值观在文字上相吻合，而且要真正在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守法履约等实质内容上与诚信价值观高度契合。

诚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特别的意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诚信基础之上的法治经济，稳定可靠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石。每个市场主体遵照法律并恪守信用，不仅能够在市场和社会上获得良好信誉，进而获得发展机会和竞争优势，也共同造就了协调、合作、有序的市场环境。

规范社会信用信息的归集是社会信用立法的重点

张洪松在《人民论坛》2021年Z1期《大数据时代社会信用立法的宏观思考》一文中认为，规范社会信用信息的归集是社会信用立法的重点。大数据时代的社会信用机制，实质上就是通过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归集，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声誉约束机制。在法治社会，原则上只有通过立法的授权或者信用主体的同意，这些反映社会主体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才能被采集，因此，就信用信息的归集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是不适当的。但这只是一个形式标准，实质问题即立法者究竟应当依据何种标准来确定某类信用信息可以被采集？这仍然需要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在地方的立法探索中，一种做法是区分由公共部门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取的公共信用信息，和非公共部门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采集或者获取的市场信用信息。

对公共信用信息，实行“目录管理”，建立特别的把关程序来具体决定哪些信息事项应当纳入目录，进而向信息服务平台归集；对市场信用信息，则遵守自愿原则，原则上只有经过信息主体本人的同意，相关的数据和资料才能被采集。这一分类主要根据信息产生、获取的渠道来划分，但从信息归集的角度看，如果未列入目录，即使是公共信用信息也不得向信息服务平台归集；而在法律特别授权比如列入目录的情况下，即使是市场信用信息也应当向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在此意义上，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信息产生、获取的渠道，而是立法对信息归集的特别授权，其形式可以是法律的特别规定，也可以是依法建立的信用信息目录。不管是公共信用信息，还是市场信用信息，只有将其归集建立在有效的法律授权之上，才能避免权力的滥用。

加快社会信用立法是解决当前“泛信用化”问题的根本路径

王伟在《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论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模式选择》一文中认为，要避免“信用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泛信用化”现象，必须首先要追问并解决“什么往里装”“如何装”的问题，从而防止滥用失信惩戒措施的倾向。这就需要回答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是否所有失信行为都需要载入失信记录？第二，载入失信记录中的所有情形是否都应受到失信惩戒？这两个追问，分别对应“什么往里装”“如何装”的问题。对此，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所有的失信行为中，只有一部分违约或者违法行为才需要载入失信记录中去，而载入失信记录的行为中，也只有对那些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进行失信惩戒的行为才能采取惩戒措施。这就涉及社会信用法与一般法的法律分工。基本法治逻辑应当是：社会信用法规定失信惩戒的法治原则和规则，而一般法则根据社会信用法的要求明确特定范围的违法行为可以适用信用惩戒。

社会信用法要解决“泛信用化”的问题，有赖于一般法和社会信用法的“双轮驱动”，协同调整。一方面，一般法中所规定的失信惩戒措施，必须符合社会信用法关于失信惩戒的法治原则，依法审慎适用，并将其纳入最严格的法治轨道；另一方面，社会信用法明确适用失信惩戒的标准、措施、程序等基本法治要求，为一般法设定失信惩戒措施提供法治指引。因此，加快社会信用立法，无疑是解决当前“泛信用化”问题的根本路径。

（原题《信用立法探析》）

编辑 陈冬云 审读 吴剑林 审核 李林夕 王雯